二十世纪华人留学美国完成博士论文甫一出版即被誉为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其中之一即是萧公权1927年在伦敦出版的《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被列入“当代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后来又被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不仅当时政治学巨擘拉斯基（Harold J. Laski）称誉此书是“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而且德国公法名家施米特在同年出版的《政治的概念》中也特意提及。1926年8月萧公权学成回国，先后在国民、南方、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台湾等大学任教，在南开讲过“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社会演化论”，后来在燕京、清华、四川、华西所开课程则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为主。丰富的教学经验、对资料的系统掌握以及在美国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再加上卓绝的个人天资，萧公权在两年之内（1938－1940）便完成了约七十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作者漂泊西南、糊口四校、日机轰炸下艰难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五年之后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审查时史学前辈缪风林就对此书推重备至，出版后学术界好评不断，影响很大。1937年密苏里大学教授萨拜因（George H. Sabine）完成《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时名声鹊起，而三年之后他的学生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师生东西辉映，传为学界佳话。萧公权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大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辈，精思卓识，著述宏富，在思想史、社会史、近代史等学术领域均有影响，而尤其以他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为著名，不仅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独领风骚，对后来同一领域的研究著述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称经典之作。一、中国政治思想的特质与发展演变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繁荣，不仅要明确它的研究对象、材料边界、研究趋向和学术意义，还要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正如萧公权的弟子汪荣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增订版弁言”里所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题为西洋体裁，不见于传统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须自辟蹊径。然若要开出康庄坦道，不入歧途，则必需于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猎，以及于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确的认识。” 萧公权先后留学密苏里、康奈尔大学，相继获得政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精研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造诣极深，得到西方第一流政治学学者的赞誉和尊重。凭着这一优势，作者以极大的耐心与敏锐的识见从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繁杂且含混的资料中区分出属于政治思想研究范围的部分，比如《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的选录标准就是一要尽量收录有理论价值的文献，二要酌量收取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而针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而发的政论则不予选入。《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资料准备，更为后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对象和材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轻视中国政治思想，说中国根本就没有政治思想，或者说中国的政治思想浅陋零碎不足观。在区分中西学术文化传统不同的基础上，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价值作坚决作了肯定，他认为中国政治思想是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产物，如果要彻底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那么就不得不研究中国政治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含西哲之言，且在今日仍有实际之意义。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里他指出中国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第一点是重实际而不重玄理“盖西洋学术，重在致知。中国学术，本于致用。致知者以求真理为目的，无论其取术为归纳、为演绎、为分析、为综合，其立说必以不矛盾、成系统为依归。推之至极，乃能不牵于一时一地之实用，而立普遍通达之原理。致用者以实行为目的，故每不措意于抽象之理论、思想之方法、议论之从违、概念之同异。意有所得，著之于言，不必有论证，不求系统。是非得失之判决，只在理论之可否设张施行，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之范围者少”。第二点是多因袭、少创造。他认为，中国之政治体制除了商周之变与周秦之际，曾有部落变为封建，分割归统一之重大变迁以外，由秦汉至明清二千余年之中，君统无改，社会少变。环境既趋固定，思想自多因袭。只有到海通之后，外患与西学相共侵入，然后社会骚然，人心摇动，激成清季空前之思想演变。
根据以上的特点和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两种分期方式。第一种是依据政治思想自身的演变特点进行划分：
创造时期：自孔子降生至秦始皇统一，为时约三百年。
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为时约五百年。
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
第二种是根据历史背景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进行划分：
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及战国时代，与上述之“创造时期”相当。
专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汉至明清之二千年，与“因袭时期”及“转变时期”之前大部分相当。
近代国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戊戌维新时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与“转变时期”之后部及“成熟时期”相当。
二、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
在方法论上，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紧扣思想背后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及其内涵，十分重视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在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中的作用。在《孔子政治思想学说的现代意义》中他提出：“一种政治学说是否包含真理，可以从两方面去判断：第一，人类的思想，尤其是社会的政治思想，不能离开历史环境而发生。因此衡量一种学说是否真确，便可依照其是否能切合一个时代的需要，或反映一个时代的实况而断定。”同时他也认为政治思想的产生虽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但同样的历史环境并不能决定政治思想的单一与雷同，个人的品性、师友的影响和家庭生活都会对思想家产生影响，使他们对同一时期的社会政治事实产生不同的反应，从而促成政治思想的多样与复杂。重视历史背景的作用，认为政治社会的事实在思想的发展演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认为衡量一种政治学说是真确都要依照这个思想能否切合一个时代的需要或反映一个时代的实况而断定，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比如他在分析韩非子的思想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法家殿军时说道：“（韩非）思想中‘法’、‘术’、‘势’之三主要观念，皆为历史环境之产物，孕育长养，至非而达其最后成熟之形态，孕育长养此诸观念之历史环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溃过程中之种种社会政治事实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溃之直接结果为天子微弱，诸侯强盛。然强盛之诸侯非旧日分土之世家，而每为新兴之权臣所篡夺。于是昔日维系社会之纲纪逐渐失效，既兼并而愈臻强大。侵略与自卫皆有待于富强，于是君权之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之需要与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趋于尊君任法术之途径而已。”另外在分析墨学的衰亡、无君论的发展以及严复思想在民国元年前后之转变时也能体现这一鲜明特色。
但萧公权的历史决定论不是偶然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而是有目的的历史决定论。在分期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他按中国政治思想自身发展演变的特点将其分为创造、因袭、转变、成熟时期。创造、因袭、转变的提法来自相关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事实，都可以理解。然而突然发展到成熟时期，不仅不能从他的方法论推出，从逻辑上看更显突兀。成熟时期的政治思想是“三民主义”：“故（孙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熔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熔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此二条件，先生皆具备，而又加以慎思明辨、集成综合之创造能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固非出于偶然矣。”成熟时期的政治思想就是现代政治思想，其背后的预设则是近代国家观念及其实现，这可以说体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最深沉最强烈的价值关怀。萧公权的方法论，不仅是带有目的论的历史决定论，还是渗透着“价值关怀”的“事实叙述”，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虽然萧公权认为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酝酿冲激不能产生近代国家观念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不足以为前贤病，但他在评论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时不仅将其与近代西方各种政治思想作对比，且没有扼腕深惜之痛，比如他在将老庄与欧洲自由主义作对比时追问何以老庄没有发挥革命民主大义、在评述王阳明的乡约保甲时惋惜其并非近代真正的地方自治、认为明末清初由于中国的骄傲自大导致西学传播失败从而延迟了中国近代化将近二百年，都可明显地感觉到渗透在作者血脉里的对近代国家观念及其实现的关怀。三、思想史研究脉络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去了解学习西方，从最开始的枪炮轮船的仿制到意识到枪炮背后的民主宪政再到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历程。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是清末民初学人最强烈的政治关怀，他们也认识到近代国家观念则是建立近代国家的前提。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产生近代政治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近代政治思想暗合的内容从而可以导出近代国家观念和政治思想？最先是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片断与西方政治思想加以简单的对比，这种做法除了政治宣传和论战的意义外，在学术发展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第一部以“政治思想史”为题的著作，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此书是1922年10月至12月他在东南大学与法政专门学校讲课的讲稿，在1924年出版。虽然精思卓识屡见，才华横溢，但内容散乱，不成体系，并且仅仅局限在先秦一个时期。
此后，《食货》半月刊的创办者，社会史论战的风云人物陶希圣于1932至1936年间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述范围从原始时代到明代末年，他自己说：“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再演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部政治思想史，乃是从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的演变来讲解思想的演变”。他的意图是从社会立场解读政治思想史，采取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但由于对政治思想史的概念和范围缺乏明确认识，使得全书显得凌乱驳杂。除了上两部著作之外，1945年以前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陈安仁、杨幼炯、吕振羽、刘麟生的四部《中国政治思想史》、谢旡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谢扶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但通观各书，就会发现有的是顺应时代风潮生搬硬套马列学说；有的取材泛滥驳杂，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都被包括进叙述范围之内，虽名为政治思想史，但实际上接近“通史”。在众多学者企图建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却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取材范围和方法论以及缺乏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的情况下，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完成与出版，使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书不仅因为他的系统性、原创性和论点之精当卓绝而广受称赞，更因为它的设范立制而使“中国政治思想史”正式成为二十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学科，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
1945年以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来看，港台学者的研究可谓宏富，而大陆的相关研究则显得单薄，1949年以后，港台地区就出版有陈启天、曾繁康、万世章与汪大华、王云五、萨孟武、邬昆如、叶祖灏、郑昌淦、孙广德、朱浤源诸家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各家虽侧重点方法不同，但是很多论点尤其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分期上受到了萧公权的显著影响。如万世章与汪大华就说他们的分期与萧公权大致相同，而邬昆如则完全袭用萧公权的分期方式。在论点上，各家也有很多来自萧公权而加以扩充完善。大陆学界五十及六十年代前期的学术研究逐渐完全处于马列学说的领导之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但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原则，还要尽可能去发现中国传统中有关唯物史观的宝贵思想，王充、李贽一时成了学术研究的重心。八十年代之后，袭用马列学说而加以发展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多无足观，这一时期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但刘著侧重于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批判，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与文化当作标本来分析批判，很难得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实情。回国之前，萧公权便立志要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他以后的工作目标，要通过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去彻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他的《政治思想史》便是这一努力的完成与体现，虽然在有些地方还有待学者补充，但这部经典之作仍然值得我们去认真阅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