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大学二元权力结构失衡、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学术管理与评价体制的功利主义、大学教师自身道德修养的缺憾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呈现政治化、商业化、世俗化、虚假化、功利化、浮躁化等分裂或异化现象。重建大学教师的学术人格，应确立学术本位的理念，弘扬超然与介入相统一的知识分子精神，营造有利于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发展的良性生态，构建以学术价值为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强化以学术人格为特征的学术道德自律。
　　关键词：大学教师，知识分子，学术人格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竞争意识、功利意识、市场意识等跨越大学围墙，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浸染大学校园，曾经是知识分子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教师也深受影响。一些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呈现出分裂或异化现象，重学术轻人格者有之，重人格轻学术者有之，学术与人格皆轻者有之，相对传统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价值取向而言，如今大学教师“知识分子”精神式微并非无病呻吟。这是现代大学精神失落的一个重要侧面，严重地危害着大学师德师风建设。

　　一、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价值取向

　　学术人格是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的有机统一[1]，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内化与集中体现，是学术道德的轴心，主要包括勇于献身真理的精神、独立自由精神、真诚刚正等学术道德元素。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价值取向如下。[2]

　　（一）自由独立精神

　　对于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而言，人们最为看重的也许是其自由独立精神。早期的“自由漂浮”状态部分提供了独立性的制度保障。左拉时代的经典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或所谓的波西米亚式群落，他们往往是业余或半业余的。故曼海姆称知识分子为“自由漂浮物”，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在天空自由飘浮。但现代绝大多数知识人为生存计，不得不成为各种体制内的“有机化”知识分子。萨义德所讲的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也许是专业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其独立性的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二）超然与介入的统一

　　“超然”，即知识分子应该与整个社会保持一定的疏离状态，在社会角色分工中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独立营地，以非功利的心态潜心于专业知识本身，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事文化价值创造与创新。“介入”，即当有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从纯专业领域暂时抽身，关注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从超个人、团体的社会立场与超功利目的出发，主动介入社会。用爱德华·W·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to公众”和“for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换句话说，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在学术人格上是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的有机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相统一，非功利性与革命功利性相统一。萨义德在区分专业与业余知识分子时，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3]

　　（三）社会的公共关怀与社会的良心

　　左拉时代经典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公共意识与公众情怀，堪称社会的“良心”，我们甚至可以望文生义地称之为“良识分子”。

　　随着社会分工与知识分化的加深，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都越来越建制化。作家、艺术家成了商业市场机制中的签约者；更多的人进入大学与科研院所，“自由漂浮物”已然转型为学术体制内的专业知识人，成为依附于一定的“皮”上的“毛”，极易充当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是替社会立言，而是以专长替体制代言。对此，萨义德力倡“业余性”的初衷，就是想强调体制内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永葆一份公共关怀，不能仅仅总是站在自己的职业、专业或团体的立场上发言，而要以知识的纯粹与客观来对社会公共事务表态。

　　（四）勇为真理殉身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强调：“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认为“士”在追求真理时有一种献身的精神。18世纪德国的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坦言：“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不乏这样的人格。屈原处于险恶的困境之时，仍然坚定地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蒙难后，忍受了人生莫大的屈辱，历时十余年创作出流芳千古的《史记》。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新人口论”，为时政所不容，被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遭受批判，但他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虽然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在史学领域里，陈寅恪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文学领域里，巴金晚年在完成《随想录》后，他讲“我说了真话，可以安心地离去了”，等等。他们虽然为捍卫自己的学术观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不坠青云之志，表现了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人格风范。

　　综上所述，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学术人格具有超然、中立、独立自由、公共关怀、去功利、以身殉道等人格特征与品质。

　　二、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异化及其成因

　　（一）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异化的表现

　　1.政治化。有的人随政治风向的变化，把学术研究依附于政治，当作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道德底线，忘记了钱穆先生所言“为社会全体服务是知识分子最高的天职。”[4]萨义德亦强调“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我国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所需要他做的，不仅仅是公民的道德实践，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反思一切不合理的秩序与权力关系，并且做出有说服力的批判。”[5]

　　2.商业化。由于市场经济交易原则与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至深，有的人凡事以利益为驱动，其“社会良知、人文关怀、学术理性等则异化为商品。”[6]随着“大众文化”倍受青睐，技术的持有者和“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集知识分子与商人于一身，成了市场的宠儿，而为探索人生意义或价值以及从事‘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则在市场边缘苦苦挣扎。知识分子内部这种关系和地位的变化，使许多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做出了新的选择，诸如文人下海、艺术家走穴、理论家媚俗等，都是这种选择的表现。

　　3.虚假化。假学术是学术腐败的集中体现。抄袭剽窃、钱学交易、官学交易、项目资源分赃等学术腐败现象已充斥着学术界。有些人慕虚名，凭借“导师”的权力著书立说，由学生撰写而挂上主编的大名，连收录的文章也不审读；更有极少数人，当起“文抄公”，从国内抄到国外，骗取名誉。怪就怪在竟有不少人凭借假学术而评了教授，当了博导。可见“世道不兴”久矣！

　　4.浮躁化。不少所谓了不起的学术成果其实流于肤浅。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学术垃圾。少数学者难以坚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原则，急功近利，学术殿堂被金钱所侵袭，清静的学术研究园地变得浮躁起来。一些学者常借助市场炒作，把自己包装得像影视明星一样。

　　5.功利化。有的人视学术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沉浸于沽名钓誉。“在这里，学问不再以其严谨性和神圣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牵绊，学问也不是作为一个人知识修养的标志，学问几乎成为人们谋取声名利益乃至人生快乐的一种工具和途径。”[7]如此价值取向，部分大学人学术人格的分裂与异化也就在所难免。有学者犀利指出：“倘若学者仅仅视学术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某种工具，即使那外在目的是多么高尚，也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异化。”[8]

　　6.世俗化。有的人在利益互动的社会环境中，“辞别崇高”向世俗俯首就范，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沉溺于世俗化的社会生活中，不能不造成人内在精神田园的荒芜。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和以经济利益为尺度的价值观念，对原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是巨大的冲击。”[9]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在急剧变化，有些人甚至视钱如命，行为上格调低下，不惜出卖灵魂而“捞钱”，或以“出手大方”，或以名牌衣服包装显示“富有”。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钱就是灵魂，钱就是自己的价值；在他们的眼里，“捞钱”是“时代潮流”，而做学问、追求精神崇高是“迂腐”、“落伍”。面对如此景象，有人指责知识分子：“你们算什么社会的良心！”这些人“除了拥有知识和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外，几乎等同于普通人，这时的知识分子称呼只是一种身份的区分而已，丧失了人格精神上的区别。”[10]
（二）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异化的成因

　　1.中国古代“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

　　古希腊“为学问而学问”思想绵延至今，对西方学术的发展起了正确的引导作用。但在中国，由于受到儒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思想文化的影响，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偏重于与实在贴近的人生之道，注重实用，认为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具体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倘若疏离了社会的政治需求，即令其学问再高深，也为人所不齿。因而，追求“为学问而学问”，就意味着钻入学术的象牙塔之中，将受到社会的冷落。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病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包含大学教师）重实用、轻学术，重当下、轻长远的倾向，以至“形而上”的思维发展缓慢，使中国科学思想理论的根基薄弱，底气不足，以致成为整个学术水准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清代学者梁启超对此文化病批评指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当以学问自重，“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

　　2.官本位传统与行政权力至上的影响

　　由于官本位的传统，在今日之中国大学里，学术的政治化倾向特别突出。行政圈子里“真诚受牵累，虚伪得实惠”的潜规则是大学校风与学风受损的重要因素。

　　3.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在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洪流冲刷下，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在虚伪与逢迎、八面玲珑才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地位并获得好处时，一些大学教师便于自觉不自觉中摆出了趋附名利的人格姿态，从而将自己应负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抛在脑后。由此可见，其人格姿态已然完全发生了与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变化，这种变化昭示出物质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结构的重组，也展示出变革时代人性演化的复杂样态。[11]

　　社会转型，金钱至上、物欲膨胀、享乐主义弥漫，人文知识甚至“纯科学”知识边缘化，人文精神甚至科学精神边缘化。面对这一趋势，滑向政治、市场、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边缘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失去了精神依托，作为个体精神归宿的人格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陷入了迷惘。这种迷惘，既包含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导向变化的疑虑，也是知识分子人格理想追求与现实矛盾的反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学术腐败的发生并不单纯是制度问题，相反，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价值导向出了问题在教育界的一种反映”。[12]

　　4.学术管理与评价体制的功利主义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评价标准也随之由政治转向了经济，即他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对他们的人格理想和行为也由政治评判转向了经济价值评判；同时，这种评判有时不再由权威人士或政府做出，而是由市场来进行。市场评判的结果是，技术知识分子和生产“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通过经济价值的实现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从事人文和“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因不能直接在市场上产生经济价值，他们自身的价值往往也就得不到直接实现。显然，以经济价值为目标，从市场运行来评判知识分子价值及其人格理想和行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必然被抹杀。

　　不少大学对教师的年度科研成果都有量与质的规定，尤其是量的要求突出，且与津贴待遇挂钩。这样的制度设计与评价导向，导致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在于研究课题的实践、实用或经济价值的大小，而不在于学术价值本身。偏重研究成果的数量，自然导向急功近利，“不思耕耘，只问收获”，“为功利而学问”，出现学术浮躁与学术虚假等现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王天定教授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他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利于真正有志于学术追求的人生活，大学老师包括年轻老师正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精神状态。“大家在一起常常议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学问连提都不提。”[13]

　　5.大学教师自身道德修养的缺憾

　　由于商业意识、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的冲击，导致部分大学教师在满足欲望与享乐的舞蹈中，逐渐远离精神家园，学术人格异化。这虽有客观原因，但大学教师作为学术道德实践的主体，在学术人格异化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大学教师“不能脱离学术修养与道德责任两个环节而独立自存”。[14]当代大学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由于忽视自身学术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不严，其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弱点与缺憾，亦是造成学术人格异化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的重建

　　（一）确立学术本位的理念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然有收获”，说这句话的杨祖佑校长，带领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创造了一个奇迹——过去8年中，涌现了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被频频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又意在其中。[15]此番话道出了“去功利”、“无为而治”、“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本位思想对于高水平学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当手段成为目的时，才能最好地发挥手段的作用。因此，大学教师应当牢牢树立“学问的最高目的在其本身”的学术本位理念。这对于当代大学教师学术人格的重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弘扬超然与介入相统一的知识分子精神

　　大学教师如果缺失了超然独立精神，就不能去功利，就不能耐住寂寞，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相反，就会被社会的洪流和世俗的漩涡所吞没，成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的俗人。阅读屈原、陈寅恪等古今若干仁人志士、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的人生，不难明白，保持超然独立精神是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重要凭据，同时也是区分世俗人和真知识分子的核心依据。但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亦应适当走出象牙塔去关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发挥其学术优势，把服务社会作为学术使命的自然延伸，并反过来促进自身学术的发展。

　　（三）营造有利于大学教师学术人格发展的良性生态

　　1.试行终身教职与提升大学教师待遇

　　大学教师追求人格理想必须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是富于理性的群体，同时又是现实的社会人。作为理性群体，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演进及人生意义和价值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因而往往以社会和人性的“应然”为依据，不断构筑超现实的、独特的人格理想而执著追求；作为生活于现实中的人，他们对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或社会现实的局限，因而常常出现屈从现实而“循世”，甚至出现阿世、媚俗等现象，理想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在今天尤为突出。在社会现实中崇尚道德、遵纪守法并不能保证获得应有的利益，而专注于追逐物质利益却能得到相应的满足。正是这种现象的诱导，利益杠杆失去了道德制衡，有些人的物欲膨胀、疯狂掠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危及社会。严守道德准则，利益得不到保证；专注于利益，却能得到“实惠”的满足。利益对道德的这种奚落，使崇高、自尊在利益面前黯然失色。为此，我们可以学习欧美国家某些大学实行终身教职的制度，保证称得上经典理想型知识分子的优秀大学教师待遇令世俗羡慕，以自由、批判、独立之精神潜心学问而无衣食等后顾之忧；同时以学识水准和道德水平的高规格严要求去引导规范其学术行为，以保障其学术人格的健康生长。

　　2.尊重学术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权力超越学术权力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现实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具有同构性。但二者事实是异质的，理当异构才有利于各自功能的有效发挥。行政权力系统科层体制比较适宜，但学术权力系统扁平组织则更有利。大学教师应当参与大学治理，特别是应将学术话语权交还给大学教师。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强调：“大学的管理者应当选出有管理能力的人和有研究天赋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16]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断言，如果中国高校管理体制不改革，我们将永远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永远无法问鼎诺贝尔奖。

　　3.创设多元文化共生的语境

　　在一元专制文化的桎梏下，“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为统治权力提供合法性根据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即是它作为一种特定的、为现实社会提供辩护为最终目的的文化解释，因而不可避免的会有许多偏见。”[17]大学教师应当“转变那种追随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超越过去那种为现实辩护的研究模式，使自己能够客观地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面对任何学术问题。”[18]但这需要文化生态环境适宜，当务之急是需要营建多元文化共生的语境，真正保障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构建以学术价值为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

　　当前，构建“重学术、轻功利，重长远、轻眼前，重人文关怀，轻经世致用”，以学术价值为主导的学术评价制度，抑制浮躁，扶正学术虚假的文化病，恐怕是不能再等了。通过制度设计，让大学教师能够静心钻研，方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五）强化以学术人格为特征的学术道德自律

　　孔子讲“为仁由己”，道德修养的过程是一种主观选择。大学教师是学术人格的承载者与学术道德实践的主体。知识分子虽然不具有道德的优先性，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大学教师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是其对社会发言的人格基础。因此，大学教师只有加强学术修养与道德修为，才能“因为深入智慧的源泉而有活生生的风姿，因为内涵道德的大勇而有气昂昂的胸襟。”[19]美国现代伦理学著名学者麦金太尔也说，“一种德性不是一种使人只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场合中获得成功的品质。……某人真正拥有一种德性，就可以指望他能在非常不同类型的环境场合中表现出来。”[20]在学术道德修养上，大学教师应当多检讨自己，而不要去为自己的世俗化选择寻找任何借口与理由。大学教师“只有彻底摒弃依附意识和奴性心理，用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作为人格支撑，方能走向独立和自由，完成自己的人格建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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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陈金凤 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德广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