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人，在公元前三六一年来到秦国，经过六年的努力，得到了秦国国君秦孝公的重用，出任左庶长，开始实行变法。到公元前三五二年，由于初步变法成功，被升为大良造，到公元前三四零年，被封为商君。又两年，遭五马分尸，卒。从出任左庶长到杀害，共十八年。

在秦国的历史中，商鞅的政治活动只是短暂的一瞬，就在这短短的一瞬中，由于商鞅的变法，秦国国力逐渐强盛，改变了“诸侯卑秦”的局面，奠定了秦并天下的基础。那么，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其变法成功对企业变革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与其被动调整，不如主动适应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技术、农田水利、牛耕技术快速发展，开垦荒地的能力大幅提升。由于单个家庭就具备通过开垦荒地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因此，大量奴隶走进山野、荒林，摆脱奴隶制社会的井田制，井田制逐渐瓦解。

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对农业社会的利益格局开始重塑。通过建立新的机制，降低奴隶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阻力，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通过变法，提升了国力。在此背景下，原本偏居西域的秦国主动任用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商鞅家进行变革，国力快速提升。

技术的创新必然颠覆生产方式，进而重塑商业模式。农业技术的提升瓦解了井田制，初税亩、初租禾登上历史舞台。各市场主体需洞悉社会趋势、拥抱社会趋势、踏准时代节拍，才能确保无虞。在时代的洪流下，与其被动适应，不如主动求变，获取市场主动权。我们曾经服务过一个高速公路公司，在收费不超过三十年的背景下，积极求变，从资产经营向产业经营、资本经营转变，重塑核心竞争力，获得了快速发展；我们也接触过不少客户，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惧怕、规避市场竞争，幻想ZF庇护，可以预见，长此以往，必将成为ZF的包袱，难逃被重组、被兼并的命运。

在变革的推动上，一把手要坚定决心

秦国虽然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但因其出身较低、地理位置偏僻，不受中原诸侯待见，常常和西戎混为一谈，诸侯会盟也被排除在外，“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此时，齐、楚、燕、韩、赵、魏都通过变法，使得国力迅速提升，秦孝公看到了一条实现国家强大的道路。于是，发布求贤令，为国家富强，寻觅人才。

既然决定通过变法实现国富民强，第一步就是要营造变法的氛围，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营造氛围的手段就是让改革派的商鞅和保守派的甘龙、杜挚进行辩论。甘龙、杜挚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利不百，不变法”，而商鞅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通过辩论，秦孝公坚定了自己的变法思想，“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开始推行变法。秦孝公支持变法，为秦并天下奠定了基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逮捕了商鞅，变革进入低谷。

所谓变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任何变革，只有得到一把手的强力支持，才能获得成功。敢于变革，智于变革，能于变革，尚于变革，方能够担起革新型一把手的重担。

对于国企来说，不仅要敢于启用锐意进取的领导者，还要为领导者创造宽松的环境。“都说改革是双刃剑，我很赞同这个看法。只是我认为，操刀者是手握剑身，而不是剑柄。切掉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毒瘤，我也可能浑身鲜血。”在一次访谈时，一名企业管理者这样告诉我们。掣肘于身，难以成功。

变革要尊重人性，尊重规律

商鞅认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此，管理上要“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商鞅鼓励耕战，制定“二十等爵”制度、奖励耕织制度，克服“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的现象。

在变革实践中，商鞅把人性分为求生存的基本层次、求安乐的次级层次、求名利的最高层次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认为管理就是因人性而利导，“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治水”，即管理必须根据人的本性来进行，就像治水一样，筑坝以导流，像救火一样，以潮湿的东西压火，而引导的方法在于管理者理念上对人性的引导：“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宦游，可令学问，在上所与……民之于利，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

人生有好恶，千年不曾变化。任何改革措施的制定都要建立在了解人性、尊重人性、顺应人性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通过适当奖罚，使民勤于耕战，使改革各措施得到彻底贯彻。以致商鞅逃难时，旅店老板俱于惩罚，不敢接受商鞅，商鞅死于商法。

商鞅变法采取的奖惩措施只是人性的一方面，除好恶之外，人性还有千千万万个需求。作为改革者，重要的不是通过奖罚引导员工的行为，而是要制定符合人性特征的措施。新时代下，员工自我意识强烈，重视平等的工作氛围、教练式的领导关系，在此背景下，强化权威化的、绝对服从的上下级关系就会适得其反；在企业中，总有一些人反对绩效考核，惧怕为自己上绩效枷锁，殊不知，无绩效标准的平均主义一定是违背人性的，激发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变革推进要注重策略，减少阻力

商鞅制定完各种法令后，非常担心老百姓不信任，而缺少老百姓支持的法令就会是一纸空文。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搬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商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获得五十金。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这也是获取百姓信任、推行变法的基础。

通过即时兑现ZF承诺的方式，获取了老百姓的信任。但是，对于推行难度较大的政治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方面，旧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强大，遍布朝野，制约商鞅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奴隶主贵族大权在握，甚至国君的废立都由庶长决定。为不激怒旧的奴隶主贵族，商鞅说服秦孝公采取两个重要措施：

一、迁都至咸阳，摆脱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包围；

二、在新收复的领土上，展开深入的变革，以变革成果堵住旧贵族悠悠之口。

事实证明，该措施大大降低了旧贵族对改革的阻挠。

管理层有权威，掌握更多的信息，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基层的信任；改革措施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但并不是每个管理者都能够看到改革给企业带来的益处。获取基层的信任、同保守派做斗争，是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的关键。很多企业拥有健全的制度流程，然而管理流混乱、业务流不清晰，制定的各种奖惩措施、领导人的奖惩承诺无从兑现，这都是侵蚀基层对公司、对管理层信任的行为。

商鞅之死，死于商法，然而，其改革精神永存。史海钩沉，借以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