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和走向如何，这是世人尤其是心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一、东西方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苏东剧变，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１５个减少为５个。世界各国共产党由原来的１８０个左右减少为１３０个左右，党员人数由原来的９１００万左右减少为６６００万左右（其中当时中国有５６００万）。这个挫折，虽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性的，但这个局部的空间和范围过大；这个挫折，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模式的失败，但苏联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能过高但也不应过低估计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

在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始终具有优势，只是在不同时期这种优势的程度有所不同。从１６世纪上半叶到１９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思潮，它还没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没有形成运动，传播范围主要在欧洲。从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１９１７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由于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一种思潮发展成为强大的运动。当然社会主义真正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苏联的出现，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形成包括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三大洲１５个国家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度可以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力量对比接近均势。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虽然比资本主义阵营略弱一点，但已对资本主义构成严重挑战，致使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谈社色变”。可是，后来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决策上频频失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社会主义又从高潮转向低潮，苏东剧变则使社会主义从低潮跌入谷底，东西方两种政治势力在力量对比上严重失衡。

苏东剧变后的这１０多年，社会主义已从谷底走出来，力量有所回升。主要表现在：现有的５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原苏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开始抬头；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状况有所改善；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有的有发展，甚至大发展。可以说“震荡期”已过，但走出低潮有待时日，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党人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以迎接未来的社会主义高潮。

二、在认真总结苏东剧变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

苏东剧变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各国共产党都在认真研究和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以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９０年代前半期西欧六国（法、意、希、西、葡、德）共产党的多次定期会晤，１９９３年６月印共（马列）召开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１０周年的国际理论研讨会，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学者的国际会议，１９９４年５月在拉丁美洲瓜德罗普召开的国际理论研讨会，主要内容都是探讨和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国家尤其是前苏联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不少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有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有些虽写的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自白”，也可看作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我们研究苏东剧变难得的珍贵资料。

在认真总结苏东剧变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前苏东地区、西欧等国共产党，通过历史反思和政策调整，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最典型的是法共。法共彻底否定苏联模式，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以“新共产主义”取代“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依靠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乃至取消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统治”，以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组织”。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反复地进行探索，才能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

三、在社会主义低潮中西方学术理论界出现“马克思热”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国家悄然兴起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很多高等学校开设了马克思学说课，选学的人很多。从１９９５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１—２次关于马克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都盛况空前，少则１５００人左右，多则６０００人以上。１９９９年底，时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英国相继在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进行千年伟人、风云人物评选活动。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是千年最伟大的科学家。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曾对过去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西方国家出现的“马克思热”，主要是由西方左翼学者掀起的，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基本限定在学术理论层面，而不是政治政党层面，不宜估计过高。它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冷战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其他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有新的发展，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资产阶级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就是它自身”。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萌芽因素在增长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除了有该社会的本质特征外，还有前一个社会的残余和后一个社会的萌芽因素。在奴隶社会，有封建主义的萌芽因素；在封建社会，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在以下一些经济社会现象中程度不等地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

——合作经济。这是没有资本家参与，工人和劳动群众通过合作所建立的经济组织。合作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有长足的发展。

——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政策。它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公共教育事业。虽然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质，是资本家为了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为其剥削和统治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它有利于中下层劳动群众。

——高额累进税。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持社会稳定和制止“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对资本家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即高收入高税收。这种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有利于穷人。

——企业管理的“共决制”。战后德国和一些西欧国家，面对工人运动持续不断的压力，资本家不得不在企业管理权上做出一些让步。在一些重工业部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不再是资本家一方，而是资方和劳方（工会）共同组成，参与企业的一些决策和解决企业的重大问题。

——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１９３３年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总统，实行新政，其主要措施是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这一举措，二战后几乎被所有西方国家所接受和实施。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已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

——三大差别的缩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和扩大的三大差别，将在未来社会中消失，这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重要条件。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策调整，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大大缩小。

上述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因素，今后还要发展。当然，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性质不能等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不断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通过量的增加，到一定时候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变革，才能引起质变，实现社会主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低潮中也有局部复兴。这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逆流而上，在实践中有了很大发展。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６倍，达到１．２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８００美元，居民储蓄总额达到８万亿元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仅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俄罗斯学者阿·雅科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２０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新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２１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进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当然，要清醒地看到，２０多年来，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是主流；另一方面，为取得这些成就也付出了许多代价，如生态环境恶化、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滋长蔓延、奢靡之风抬头等等，这是支流。我们在关注和肯定主流的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支流的问题，这样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