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谈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09第5期《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一文报）
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姑且将1990年代前称为“接轨”阶段,将此后称为“国际化”阶段。当笔者试着比较两个阶段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点时发现,无论从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角度来看,在“接轨”阶段,我们以外来的或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从事以本土为主的研究,其成果主要在国内学术平台发表,至于是否为国际学术界认同和接纳,我们虽然也很重视,但并不特别在意,很少刻意而为;而在“国际化”阶段,虽然仍然多是以外来的观念和方法从事以本土为主的研究,但我们已变得非常在意国际学术界的评价和看法,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着在国际学术平台发表成果的强烈愿望和切实行动,并将此视为唯一可以量化的“国际化”程度指标, 甚至将此作为评判学术成果质量高下的最重要标准。学术国际化的内容已不单单是与国际接轨,而变得复杂起来。在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之中,专业的学术评价机构及依托于这些评价机构的文献情报学研究人员(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为评价机构)在学术共同体和行政权力部门之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评价机构成功地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联结在了一起。最近这十多年来,评价机构一直在不停地向人们灌输着这样的理念:只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平台发表学术成果,才算步入了国际化的殿堂,才算得到了国际承认;要实现学术国际化,这既是捷径,也是必由之路。而所谓公认的国际学术平台,通常就是评价机构十分推崇的SCI、SSCI、AHCI三大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据说,均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建立的这三大索引系统的宗旨和标准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始终坚持收录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故“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认同”。不难发现,通过对公共学术平台的缩减,评价机构已将学术国际化简化成了在三大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论文这种单一性行为。而这一简化,对近十多年来的学术国际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仅有评价机构的推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首肯和支持。“??今天,国际化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复杂内涵,它的确代表了学术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姿态,但在这种‘主动’姿态背后的主要推手却依旧是政治与国家。”评价机构对行政权力部门的偏好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特别是在上世纪90 年代后,虽然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而其活动内容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但是,在由非学术力量所主导的制度框架下,他们的活动目的却不得不带有工具性色彩。
学术界所出现的种种现象,譬如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对短平快项目的偏好、对SCI以及其他核心期刊的青睐、对学术团体中权力和身份的追逐等,都与这一背景存在关联”。 SC I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红我国自然科学界的。）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国际化,以在SCI学术榜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判自然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默许,在自然科学界已是不成文的规则,成为国内各种评价机构制作大学和专业排行榜的主要依据,甚至成为政府部门分配学术资源的重要依据,故为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或被动地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以SSCI和AHCI学术榜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国内才刚起步,尚未普及。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等因素让SSCI和AHC I尚缺乏明确的政府“推手”,难发挥像SC I那样的魔力;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疑惑,那榜上的中文期刊或研究中国问题的英文期刊寥若晨星,不仅国内很多“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榜上无名,而且国内学术“大腕”也鲜有在这些期刊发表大作的荣幸。 因此,要让SSC I和AHC I称霸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通过评价机构对量化评价的神化和各种排行榜的发布,这样的努力似乎已初见成效。我们不难推论,一旦SSC I和AHCI这个“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认同”的“国际化”的唯一标准能得__到政府和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认同,那么,迫切要做的就只剩下两件事: 其一, 努力争取在SSCI和AHC 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要做到这一点远较自然科学困难,在中国和“国际”之间,毕竟横亘着语言、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巨大障碍。因此,其二,要让更多本土期刊加入到SSC I和AHC I学术榜中去,而后者更能让国际化一劳永逸。
其次,我们发现,由于评价机构的强势介入,学术国际化以极为单一的方式与国际学术话语权联结在了一起。在“接轨”时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立足本土,重视借鉴,基本是“中体西用”,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高下,与“国际”无多大关系;到了今天的“国际化”时期,我们作为后来者要“确立在世界学术中的相应地位”,评价机构告诉我们,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高下,得由“国际”说了算,而这个“国际”就是三大索引系统。但问题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认同三大索引系统这样的“国际化标准”,除了妥协,别无选择,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标准和规则都由“先行者”和“领航者”说了算,“准入证”攥在人家手里,我们几无话语权可言。我们能做的, 其实还是“接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全盘接受”,只不过是在国际化”的面纱下“接轨”(接受)而已。这样的“国际化”对于提倡本土和个性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其说是对接轨的扩展,还不如说是倒退。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表达内容、表达方法和表达形式的自由,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会失去表述观点和思想的自由,我们必须在接受或者告别“国际”之间作出抉择,但不管作出哪一种选择,我们都已将国际学术话语权拱手相让。
再次,我们还可以发现,学术评价机构通过对成果鉴定和学术资源分配的成功介入,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利益联结在了一起。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崇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但毕竟已到了一个不讳言利的时代,况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源,何来研究? 没有研究,何来成果? 没有成果,何来利益? 在国际化的话语之下,学术评价机构之所以能将学术评价与利益结合成浑然一体的公开的秘密就是各种排行榜,尤其是SCI、SSC I和AHCI期刊榜。此时“国际化”的意义已不同于以往的“接轨”,在“以刊评文”、定量评价唯我独尊的学术评价机制之下,谁与“国际”“对接”上了,更准确地说是谁被“国际”“接纳”了,虽然他是否就因此具有了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尚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就能挟SCI、SSC I和AHC I以号令国内学术界,将国内学术界的话语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学者个人和学术期刊个体来说,都是如此。这将意味着什么,想来学术同道都心知肚明,无需笔者饶舌。
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科学的国际化比人文和社会科学要先行一步。自然科学国际化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学术共同体的协同一致,而做出直接贡献的当然是科研人员,但我们不能忘了,专业评价人员也是立下了赫赫功劳的。他们首先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引入了SCI学术榜和大学排行榜等,并将此等同于国际化的标准,为政府对科研部门进行管理提供了一整套极具操作性的办法,同时也凭此将自己送上了学术研究活动的中心,成为学者眼中的指挥棒。而将自然科学国际化经验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们。从据说是与国际接轨的文末参考文献引证规范到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的制订,从引入SSC I、AHC I到创设CSSC I和其他类似的数据库及相应的排行榜,从学术质量评估到学术资源分配,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而且往往充当主角。他们已同样成功地将自己变身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挥棒。在学者、期刊和评价机构之间,一种颠倒的关系就此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