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1936年，随着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的出版，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BR>这一切都在凯氏自己的预料之内。在这本书还在写作时，他在给好友萧伯纳（GeorgeBernard Shaw）的信中就写到："。。。我相信正在写的这本书，如果不能立即、也定会在10年之内，将革命性地改变举世面对经济问题的看法。"<BR>凯氏的预言一点不差，本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取得空前的成功。当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来得正当其时。<BR>"大萧条"在当时不仅是一场经济灾难，同时也是一场理论危机，它对理论界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周期理论（Business Cycle Theory）已完全不能解释本次萧条为何如此之深广，所有的经济学家、经济理论全都让它折腾得精疲力竭，一切不合逻辑的解释，全都苍白无力没法自圆其说。罗斯福ZF当时制定的"新经济对策"（New Deal），主要是基于一种"本能"考虑，而不是什么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凯氏"通论"的出台，及时化解了学界的尴尬，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的整体经济现象，而且还同时建立起了全新的经济理论构架，为各国ZF制定经济对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和指导。<BR>"通论"的精髓和基点，就是提出和强调了"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这一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尽管从长期来看，凯氏也同意社会产出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波动于一个自然原本的水平上（Natural Level）；从一个短时间内来看，凯氏认为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产出"（Output）。为突出和警醒世人对这一点的注意，凯氏又提出了他著名的"过一把瘾就死"式的玩世名言："从长远去看，我们都是要死的。"（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ead。"）<BR>为了引导建立起"有效需求"，凯恩斯又介绍、引进了系列现代经济学中的新概念，如"乘数原理"（Multiplier），解释了需求萎缩如何引发更为剧烈的产出下滑；"流动优先"（Liquidity Preference），解释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利率变化和有效需求；公众的信心、期望（Expectations）变化对消费和投资的重要影响意义；及由人的"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s）造成的心理摇摆，对有效需求及社会产出的重大影响，等等。<BR>"通论"的重要意义，绝不是仅限于针对当时的经济，开除了一剂治疗妙方，而是它通过清晰地指出经济政策制订的具体途径，从而达到可以使ZF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现状，可快速制定出相应经济对策的目的。<BR>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任何等待经济自然恢复正常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那种在萧条中总是力图寻求财政平衡的做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大胆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和恢复就业，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BR>"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ynthesis）与现代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过后的十几年里，这本书极大地改变和动摇了人们的经济信仰和观点。虽然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完全同意凯氏的看法，但此一时期绝大部分的理论研讨，却都又直接与凯氏理论相关。<BR>到了50年代的早期，经济学界却突然起了变化，大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对凯恩斯的观点和早期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了融合和变革，从而产生出了所谓"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功，迎来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BR>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逊（Paul Samuelson），1955年在他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写到：<BR>"近几年中，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简单是"凯氏经济学家"（Keynesian Economists）或者"反凯氏经济学家"（Anti-Keynesian Economists）；明显的变化是，他们重新发现了早期古典经济学说的价值，并同时吸收了诸如"收入决定论"等现代经济理论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潮，我门把它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约有百分之五的极端左翼和右翼经济学家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士，都很能欣赏和接受这一新的经济理念。"<BR>此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获得了20年以上的蓬勃发展，在各个经济学领域里进展迅速，取得了令人讶异的累累硕果。所以，一般就把40年代至70年代的这段时间，称作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代"。<BR>"黄金时代"的主要理论<BR>黄金时代可以说是由凯恩斯的《通论》带来的，自然，此时其他经济学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设法尽快将凯恩斯的理念进一步明晰化、数学化、公式化。凯恩斯自己当然也是懂数学的，但他在写"通论"时，却故意回避了采用明确的数学方法表达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很多麻烦，造成凯恩斯的理论，后来被不同经济学家们解释得五花八门。当然，造成这种现象，凯恩斯自己的理论体系也要负责任，因他的"通论"，有些内容在逻辑上是互为矛盾的。<BR>这时期涌现的主要理论成果有：<BR>"IS-LM"模型理论（或"海克斯-汉森"模型）。<BR>这是由约翰-海克斯（John Hicks）和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模型理论。尽管其本意是力图理解和表达凯恩斯的观点，但该模型一出台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它完全曲解和阉割了凯恩斯理论。<BR>因为在模型中，凯恩斯强调的心理期望因素已无影无踪，价格和工资这两项重要因素的调整也没有涉及，等等。但这个模型中建立的两条重要曲线IS线和LM线，为后来展开激烈的经济探讨和模型修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模型出台以后，象一些系统探讨如何在模型中进一步考虑其它变量、价格和工资是否能找到等效替代公式等的争论一直就非常激烈，为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BR>关于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的理论。<BR>凯恩斯非常强调消费、投资行为、货币与其它金融资产选择这三项要素的重大意义，50年代，此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BR>福兰克-麦迪格里亚利（Franco Modigliani）和米尔顿-福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各自独立研究了消费行为后，他们最后的结论都直接支持了凯氏早期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了心理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关键性影响。<BR>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立足于投资和回报的现值计算，从而深入地研究了投资行为。不久哈佛大学的戴尔-乔金逊（Dale Jorgenson）也从事了类似的研究工作。<BR>托宾同时还深入地研究了货币需求理论，在投资回报、风险及资产流动性等多方面，也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BR>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BR>在注重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又重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二战时经济徘徊局面显著不同的是，50-6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十分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非常快。在深入研究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在1956年提出了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紧接着，诸如论证储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等研究也都全面展开了。<BR>超大宏观数量经济模型理论（Macroeconometric Models）<BR>在各个方面研究都取得巨大突破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就试图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尽力综合在一起而建立一种超大宏观数量经济的模型。<BR>在五十年代的早期，宾西法立亚大学的劳伦斯-克仑（Lawrence Klein）建立了美国经济的第一个超大宏观数量模型，它是一个包含16个公式的IS相关数量经济模型。<BR>随着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及相关经济基础数据的完善，如此这般的模型里面，所要考虑的变量就越来越多，数模也越来越大，其中，60年代由福兰克-麦迪格里亚利（Franco Modigliani）领导MIT、PENN和SSRC三方合作建立起来的MPS模型最为著名。它实际上还是一个"IS-LM"模型的变化，只不过引进了"菲利普曲线"理论（Phillips Curve Mechanism），因此模型就又大又复杂。<BR>这些宏观数模的建立，充分反映出了后凯恩斯时代在充分考虑消费、投资及货币需求诸方面后，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BR>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BR>在以上提及的各方面都取得飞快突破的基础上，很多经济学家，就开始对未来充满着乐观，人们开始认为，已经对造成社会生产波动的原因有了很好的了解；一些经济模型的建立，可以使政策的制定，建立在很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经济形势较好，在如此众多而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未来应不会再发生什么经济危机。<BR>但是，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倾向，遭遇到了虽占少数、但却很有影响力的货币学家们的怀疑和批评。其中的杰出代表，或者说是旗手，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BR>前文已经提过，弗里德曼在这个"黄金时代"是着有建树的，他实际上是消费行为研究的山鼻祖，来自于他的批评，当然是有力的和必须受到重视的。在其他经济学家的一派乐观声中，他非常冷静地指出，其实，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同时，他也不认为ZF已经知道如何提高社会产出，采取的一些手段和措施，也未必就正确。<BR>所以，整个60年代，就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展开争论的激烈时期，有关的理论探讨，大都围绕着这根主线。<BR>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议题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菲利浦曲线；政策的作用。<BR>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BR>凯恩斯理论在探讨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时，强调和推崇的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措施。这实际上也合乎通常的看法，因为在"IS曲线"中，曲线非常的"陡峭"，因此利率的变化，就不能很好地影响需求和产出的变化。所以，从模型上，可以明显看出，采用货币政策的效用是不大的。但财政政策就完全不同，它可直接对需求施加影响，对产出的影响也是快速的、可靠的。<BR>弗里得曼对此一结论，提出了坚决的质疑。他在1963年和安娜-舒瓦滋（Anna Schwartz）合出的《美国的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通过煞费苦心地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货币政策，指出了它和社会产出直接相关的大量证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不仅和社会生产直接相关，而且还是造成社会生产波动的直接诱因！<BR>他们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正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直接引发的；在银行不能更多提供货币供应的情况下，联邦ZF本应设法增大货币发行，可惜没有这么去做！<BR>这场由福雷德曼和舒瓦滋引发的经济讨论，自此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经过大量经济学家你来我往的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采用混合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