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死刑不等同于自卫，与正义的战争也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总是强调理性的，从生命权的角度讲，不能简单地将死刑合理化。死刑不论作为什么手段，在阻止人类犯罪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更无助于消除各种恶性犯罪。死刑牵涉到生命伦理的议题。赞成死刑，抑或提倡废除死刑，无论从法律、宗教、道德哪个层面来讲，其中的“生死结”，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质疑。人是生命的一种载体，但人的理性与理智，毕竟有别于其他生命。仅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在人类最初的潜意识中，多少还存有动物性心理。从一开始的合伙复仇，到后来五花八门的死刑实施，时不时体现出人类自身文明的两难境地。死刑的意义，并不能对人类最终的生命价值作出最理性的评估。也就是说，死刑从来就不是人性最完美的体现，更多的是以一种不顾理性的绝对方式，表达了对恶的复仇以及对生命的轻篾。以“正义”的名义处罚人，其实也是一种被掩盖了的不义。在西方，历史上教会、教派、政治集团、党派、民族对所谓“异端”的宣判，曾导致无数科学家、先进分子、大众精英、平民百姓葬身冤海。而这些死刑的判决，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并声言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加以实施的。布鲁诺何尝不是这样，教会对他就是以宗教裁判所的名义获得审判之权的，而希特勒则是通过国家机器对犹太民族推行疯狂的司法迫害。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将其视为社会公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做法在有完善狱政制度的国家，难免会有“不正义”或“使用武力”之讥，其本质是简化了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当代刑学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以剥夺罪犯的权利来取代痛苦折磨，从对肉体的惩罚转为对其精神上的改造，罪犯不再是社会大众弃之惟恐不及的“恶人”，而是一个有理性的、可改造或可赎救的正常人。生命不是任何一种高尚目的的手段，更不是看客们的“玩物”。于是不断有人提出，以“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来取代死刑，其效力几乎同等，而且还可消弥人类“以眼还眼”长久已然的报复心理。在2000年4月间，台湾地区一个名叫“信望爱”的全球资讯网，在网上就“废除死刑”这一主题进行了投票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28%的网民反对废除死刑，有24%的网民赞成废除死刑，有42%的网民赞成“有条件的废除死刑”，即“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这项调查有没有权威性不得而知，但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死刑并不抱多大的信心。死刑的历史不算短了，恶性犯罪率并没有因此而减低，现代法律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报复犯罪，而是应当更有效地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五）

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争论的一方，虽有着“威严”和“正义”，不免飘散出一点血腥味儿；争论的另一方，虽有着“宽松”和“理智”，却不乏人道和人性的温情……从1988年起，已有67个国家全面废除了死刑，有14个国家在刑法上废除了死刑，另有24个国家事实上已有10多年未曾执行过死刑。1999年4月，联合国有关组织通过决议案，要求所有会员国暂停死刑，并追求死刑的完全废除。决议案毕竟是决议案，各国ZF还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死刑作出了自己的解释。2000年4月27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保留死刑。死刑只适用于那些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但中国对死刑的实施十分慎重，中国的法律对此做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死刑案件不仅要经过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还要有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最后才能给予确定。尽管如此，中国却是世界上首倡“死缓”的国家。而在美国，1999年，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受难周前夕发表了一项有关废除死刑的声明，其理由是“我们反对死刑，不只是为了那些犯下恐怖罪行的加害人，而是为了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对死刑信赖度的增加，将势必毁灭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它还是对人类生命越发不尊重的一个预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背景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死刑的或留或废，各国存在着政治、社会、文化、观念及现实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一时难以律同。但有一个事实是，当今各国对死刑都持有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而更加接近人道主义的行刑方式（电椅、枪决、注射），以尽量减少死囚在肉体上的痛苦，这不仅得到法律人士的普遍认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再我行我素，社会趋向“轻刑化”的做法越来越明显，而传统中“以命偿命”的观念正日渐式微。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全面废除死刑的道路还十分遥远，但废除死刑，不仅是对法律制度的改革，更是捍卫生命尊严的一种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既然死刑对恶性犯罪并无真正的遏止作用，与其这样，还不如让那些罪犯在漫长或有限的终生监禁中，真诚地对着灵魂自我忏悔。尽管这并不能洗刷他们身上的罪孽，但让他们感受一次同类对自己的宽恕，无啻于是对生命和文明的一种拯救。

（六）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十二名第三帝国的要员绞刑。十五天之后，凌晨1时11分至2时52分，除缺席审判的伯尔曼和行刑前一天深夜自杀的戈林之外，其余战犯在监狱体操房临时搭建的三个绞架上被处决。这应当说是一次秘密处决，当时只有四十五名目击者在场。这与生发此文的这几张老照片上的情形大相径庭，或许正好坐实了李敖讲过的那句话“现代派偷偷摸摸”，而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恐怕再也无法在那里眉飞色舞地吹嘘什么“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之类的话了。然而，就当死神在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战犯身边转悠时，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在听到宣判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死刑……我连写回忆录的时间都没有了。”在绞刑架下，他又说出了“宽恕我的灵魂”之类的话，最后的愿望竟是“我的祖国恢复统一，为了世界和平，东西方能和睦相处”……假如这不是出自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之口，我几乎就要相信这是一个神话般的预言，几十年后的东西德统一竟有幸而言中。可见，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在临死前讲的都是人话，这诚实而又近乎凄美的忏悔，现在的人若再想起他，还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呢？不妨再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对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执行的是“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的话，他写出的回忆录对后人、对生命、对世界是否更有其反思价值？既然大自然创造了生命，而生命中又有了人，任何强行终止生命的做法，总有点那么不尽如天意和人意。据说，伦理学中有一个多年未解的著名论题，即: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心须将一个婴儿扼杀在摇篮里。这个难点的关键所在，就在于人类的幸福若是建立在一个幼小生命不复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幸福”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这虽与一个罪人之死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否处死了一个罪人，就可换取我们心灵上的真正安宁？其实，只要我们去战胜对邪恶的恐惧，并学会宽容，人类的文明才有真正的希望，因为人毕竟都是受教育的产物。所以，“只要不再杀人（包括死刑），人类才得以为人”，这句话是法国人马丁·莫内斯蒂埃说的，一直让我感怀不已。尽管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仍想对这位严肃的人类史学家说一声“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类自己，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