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份，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出版，这是石油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的第九本，年底出版卢周来《现代西方防务经济学》即全部完成。这是在丛书层次上全面反思中国90年代社会思潮，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开始。我们这部分经济学家，是几年以来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买办经济学家的过程中逐步相识，并且有所合作的。

左大培所称“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把盛行于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误人之见。

1.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途，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

2. 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其理论基础。发展到目前就是主张盲目融入全球化进程，遵守国际统一经济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办事。

3.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只有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把美国经济体制作为世界榜样。

第二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部分观点，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有意回避。

1. 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2. 以实证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重视社会经济福利。

3. 市场失灵的理论。由于不完全竞争，外部性，不完全信息，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市场会失灵。

4. 非自由贸易如保护贸易，战略贸易的好处。

5. 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

第三部分，中国新自由主义特有的误人之见。

1. 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给不同意见和政府干预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

2. 以效率取代公平和平等。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反对政府任何的治理，主张自由放任，笼统地反官崇民，成为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4. 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变成现金交易。

5. 腐败有理，放纵违法违轨和腐败行为，把腐败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桥梁。

6. 采取一切可能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实行私有化。

7. 不惜代价扩大外贸规模。

8. 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以跨国公司整合中国产业，不讲民族产业概念和国家的主导权。

9. 大力吹捧全球化，主张对外经济全面自由化。

10. 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竟争可以做到一切。

我侧重于综合分析，从更广泛的方法论角度有以下补充：

第一，中国的自由主义分为一般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哲理层面上相同，就是文化一元论和普适论，直线发展的历史观和庸俗进化论，客观唯心主义，强者哲学，美国至上。

第二，极端的哈耶克自由主义。抬高自由贬低民主。最坚决否定历史上一切革命，否定毛泽东。反毛，亲美，是中国目前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点。

第三， 制度决定论。以美国制度学派为理论，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制度，主张全盘学习美国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办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并且要强制实行不惜代价。这是一种“右翼斯大林主义”，所谓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关键是改变所有制，只不过从左倾的国有化变成右倾的私有化。

第四， 在经济战略和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腐败有理，由于大部分是经济学家，他们自己也获得巨大利益。一般自由主义者无法获得经济利益，有左右翼之分。左翼如秦晖，王东成，丁冬等比较同情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私有化。右翼反映大知识分子的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他们现在正在积极要求修改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反对人民民主，主张资产阶级宪政。如曹思源，茅予轼等。

第五， 8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没有发展到买办化的地步，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代表民族资本原始积累并谋求合法性的需要，现在已经失语。2000年左右中国新的买办资本代言人出现，如张维迎，江小娟，樊纲，龙永图等，主张取消民族产业的概念，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如张维迎在北京大学的“改革”。

第六， 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确立。

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1. 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二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其背景是：

第一， 专制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

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对经济学的垄断。在中国，经济学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利益关系代替了信仰，虚构的理性人实际是资本的力量，成为生产力规律的代言人，并且借助权力和国际资本的力量，准备吞噬和瓦解中国。

第二， 改革逐步放弃对弱势群体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所谓“帕累托最优”的改革底线在1998年以后被突破，基尼系数超过了0.4，腐败升级；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国家，生态损失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四大高峰和环境资源承载力极限，社会“精英层”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自律，他们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了最大份额，却把生态损失留给了大多数人和后代子孙。

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最恶劣的作用，就是以一套话语霸权掩盖这一切，丧失了经济科学最基本的实证性；现在掩盖不住了，就将自己为权力资本强势集团利益谋利益的辩护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请看那些当日鼓吹“帕累托最优”和实证经济学没有道德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在在讲什么？他们在讲：历史发展只有这一条路，改革需要不惜代价，要自由不要民主，选票不如钞票，政府有现代化武装，老百姓造不了反！

第三， 经济学主流派为强势集团服务并且谋取巨大利益，他们主张专制下的自由和原始资本主义。

权力资本目前发展到国际化阶段，产生了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对立，民族资本成为弱势集团。新的买办资本资本集团有自己的“海龟”经济学家，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肆意贬低民族利益，破坏国家安全，并且以海外关系和政府特殊重用的优势，进行公关，影响政策，甚至企图在中国夺权。

他们的重点是打垮股市，控制银行，制造金融危机以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通过控制经济命脉进一步影响政治，这是买办资本发展的必然。资本国际化虽然在逻辑上与权力资本化一脉相承，但其代理人却不相同，所谓“海龟与土鳖之争”，反映的却是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之争。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面临分化，民族资本的代表成为非主流派。

第四， 国际资本和国际霸权的压迫日甚，正在威胁国家基本安全，包括经济方面的石油运输线安全，产业安全，基因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政治和社会诸多安全方面。这就产生国家利益和国际霸权的对立。经济自由主义的强者哲学特点决定了其必定站在国际霸权一边，为国际资本的利益在中国帮助制造危机。

第五， 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非常大，正在影响政府决策，并且形成了市场教条主义，阻止我们认识实际并进行调整。其对新闻和教育的垄断同样危害甚大。决策层的主导思想是与经济自由主义一致的，甚至连中西部，战略产业，国有企业的代表，都在信奉新自由主义这种对于自己利益不利的理论。

因此我们认定，新自由主义如果再控制我国的思想界，将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历史上王明教条主义那样的损失。

三 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兴起

正是出于维护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中国一批被新自由主义排斥的中青年学者从各个方面凸显。

1.反腐败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公开冲突始于1994年。历以宁，萧灼基等联手反对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一文，引起右翼经济学家的联合报复，这是经济学界以私人力量进行垄断和制裁的开始。

2.反垄断 我在1995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0年我组织系列思想讨论会，将记录在网上发表，以此为基础主编《世纪选择》丛书。

3.许多学者抵制新自由主义 如：赵英著作《大国世纪》，提出发展超级产业，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韩德强：《碰撞》，《萨缪尔逊积极性批判》，

前言中引用陈岱荪先生文章，他在临终前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这篇文章被他的学生们刘伟，晏志杰长期封锁。

我们人单势孤，没有任何资源可供利用，卢周来在关于经济学非主流派的文章中，就表达了这种孤独和悲凉：“我并不指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改变中国经济学界的格局，更不指望能够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什么影响。我始终都是开头那句话：仅想以此书作为一个文本上的见证，使世人知道，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有这样的一种代表弱者的声音。”

在巨大危机隐患面前，中国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三大思潮：经济学方面的非主流，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文化方面的新左派。经济学非主流有如下分支：国防派，战略产业派，国情派，国土派，农村派，环境派，政府主导派，生产力派等，虽然大家并未沟通，有些人也以为自己是主流或者极力使用模型化的办法争取主流派的承认，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员，除非他们想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伪科学，或者损害自己研究对象的利益。

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而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

我们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道德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

我们反对接受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没有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允许中国人向国外自由流动，只是资本的自由，没有人的自由。全球化不仅不能够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基本生存，而且加剧所有社会矛盾。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应制定独立的国家战略。

我们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买办国内买办势力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

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防事业。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

我们提醒全社会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对于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规律，自由化，全球化”为标榜推行全球战略应提高警惕。

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但不必然存在，它不是国际霸权者恩赐而来，不是我们妥协退让乞求而来。只有以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以国防和战略产业所带动的高科技产业的真正发展，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恢复高涨，包括社会平等与和谐，包括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包括更加强大的国防和更加强硬外交政策，才能够真正获得。

目前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酝酿着重大危机，其根源就是人均资源极端短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社会道德信仰的瓦解，而国际霸权压迫日甚。经济学非主流以反危机为政策中心，主张提前认识危机，并且提前调整以化解危机。民主改革应该加快速度，但是应该适合中国国情，应成为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道德和信仰应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在此基础上才能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迅速遏止腐败，恢复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来的危机，中国才能够真正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目前的战略调整是关键。如果不能主动调整，那么危机的发生迟早会促进我们调整，问题是中国人民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克服危机的根本动力，就是十几亿中国人要生存。为大多数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经济学非主流派，为中国大多数人的谋利益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者，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它并不表现为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表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生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所有战略调整，都必须首先树立“危机预期”，把“和平与发展”换为“安全与发展”。美国“树假想敌”战略值得借鉴。孟子说“国无敌国外患，国衡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