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价值的效用--费用属性，我们可以换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角度就是“耗费--补偿”，其中的补偿也就是效用的获得--效用是以补偿费用的意义而存在。人们付出代价、费用后，必定谋求补偿，将这种代价耗费补偿回来。比如一个人为别人劳动一天，他自然需要对方支付相应的报酬来补偿他一天劳动在时间与体力上的耗费，如果是为自己劳动而自给自足，那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收成，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生活。对于资本家来说更是这样，他的大笔投资必须获得利润回报的补偿，否则他就不能维持下去。对此，马克思曾这样说：“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 。在此，马克思把价值动态地看成“成本耗费后获得补偿”这样一个过程，并且指出资本家自己的“价值观”：既然耗费了代价，则产品就具有相应的“内在价值”，需要在产品交换中实现出这个价值。恩格斯则认为：价值首先意味着当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后其效用是否能够抵偿它在生产过程中所耗的费用。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价值也具有“耗费--补偿”特征。这种补偿既可从相应产品的自用中实现，也可从与别人互相交换中实现。实际上，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耗费--补偿”，耗费劳动，获得相应补偿，耗费的劳动有多大，所要求获得的补偿就有多大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意义也在于此，即一个产品耗费了多少劳动（现在不说这个劳动是个别劳动还是社会劳动，或者是“有需求的社会劳动”），就需要获得多少补偿。对于资本家来说，他在一个产品上耗费了一定的成本，必定力求使这个产品的出售价格等于或高于这一成本耗费额，因为这样才能实现相应的补偿（当然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家的资本耗费归根到底只是人类劳动的耗费，因此资本耗费的补偿也是过去或现在人类劳动耗费的补偿 ）。

价值规律的根本是等价交换，即产品耗费多少代价，通过交换所获得的补偿就是多少。这种等价交换在市场经济中体现为：成本制约价格。一个生产者耗费一定的成本生产出一批产品，这批产品的总价格必须能够补偿回这个成本耗费。这才符合价值规律。恩格斯在谈到价值规律的劳动补偿时说：“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可见，成本是价值及其“耗费--补偿”价值规律的市场体现形式，抓住了成本，也就抓住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耗费--补偿”的实质。

马克思的价值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因耗费代价而追求补偿实现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耗费了代价但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那么耗费的代价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得到补偿的代价耗费才算是有价值的。因此他便将价值界定由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正常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 。在他看来，只有符合这一社会劳动时间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代价耗费才能得到完全实现，才具有价值。后来他发现这样的界定还不完善，因为这样仍然不能使相应产品的代价耗费在交换中得到完全实现。于是他便进一步界定：“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 “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 。

可见，马克思为了使产品在“当时”能够“卖出去”，使代价耗费当时就能实现完全补偿，便再在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思想中引入“另一种意义”，即引入“需求”因素。显然，受到“需求”的产品其代价耗费是必定会获得完全补偿的。问题是，这个需求因素是完全不确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根本不能以一个“数量上确定了的需求” 来确定这个“有需求的”必要时间。对于需求，马克思自己曾这样说：“需求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 。这样，要为产品的代价耗费寻求一种“即期”（即前面马克思所说“当时社会的需要”中“当时”的意思）完全实现其补偿的方法与规律，是很难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产品的代价耗费被“浪费掉了”，那么，其补偿，因而相应的价值就没有了。

实际上，当代发达金融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对（价值规律决定下的）供求关系具有最大干扰作用的是广大消费者及投资者的“购买力贮藏”，即平常所谓的储蓄。对于这种干扰，马克思似乎有所侧重—即认为只有资本家阶级才有购买力贮藏而工人阶级则没有，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广大工人阶级作为人数众多的消费主体根本没有什么剩余购买力，他们没有什么储蓄，他们是“无产阶级”。但现在看来，这种储蓄行为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影响非常之大，它对价值规律的正常作用之干扰非常巨大。一笔存在银行或以其它方式沉积下来的巨额购买力，既可以作为社会投资基础而起正的作用，也可以使市场出现完全不符合价值规律的忽冷忽热的副作用。当一笔巨额资本流向一个地方时，这个地方的市场就会呈现非常旺盛、亢奋的状态，物价大涨，原先一文不值的东西也可能被炒得价格奇高；相反，当这笔资本撤离这个地方时，它的市场就呈现非常冷淡衰败的状态，物价非常低落。这笔资本就像一个力量大小不等的台风，它使市场飘忽不定，使价值规律受到重重扰乱与掩盖。

这样，马克思将价值决定寄托在市场需求上，便使价值决定具有极其复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我们难以分辨出，到底是价值在决定供求及其价格呢？还是供求与价格在决定价值？这是前面马克思的价值思想“如果耗费了代价但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那么耗费的代价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得到补偿的代价耗费才算是有价值的”所导致的一个复杂难题。

代价耗费的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
马克思认为产品必须在生产出来后的即期能够“卖出去”，才算有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这种价值决定称为“直接补偿”性的价值决定。如果当时不能获得完全符合相应耗费的补偿，则产品的价值有可能失去，因此就算“没有价值”了。这样，他对价值决定又有进一步的说法：“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商品放在仓库里还未卖出去，那么过一段时间，它的价值就不再等于它本身所凝结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再生产”相同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然，如果这个商品在生产出来后能及时完全卖出去，那么它的价值还是可以等于它自己所凝结着的必要时间的。可见，马克思认为，对商品代价耗费的补偿必须是即期的直接补偿，实现这种补偿后才算具有价值。如果这个商品生产出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卖出去，那么它的价值可能因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当然也有增值的可能）。

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另外的情况。比如当某商品耗费100元代价生产出来后，如果当前市场的价格未能使其补偿回这100元的耗费，那么商品生产者会将其暂时存放在仓库里，待市场价格回升后再出售。同样，我们平常所持股票被套牢，就是因为当前股价低于股票购进价而不愿出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形象称为“守仓持价”，即为了实现原来较高价格而先贮存起来，待市场价格恢复到适合程度后再出售。这说明一个重要道理：人们仍然认为自己手中没有卖出去的商品与股票具有原先的价值，因为它耗费了相应的实际代价而要将其补偿回来。这显然与马克思“由再生产决定价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因为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原商品价值迁就再生产商品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原商品的实际费用而“守仓持价”，也就不会有实际经济活动中因价值原因所产生的“商品库存”现象了。

商品库存应该是一个最通常的经济现象，这个现象的存在，说明商品的价值决定因素仍然是它原先所具有的实际代价耗费，它在寻求使这笔代价耗费获得完满补偿的市场条件。在没有遇上适合的市场环境时它只好暂时存放在仓库里，待市场条件的变化。
　　另外，说明商品价值等于其实际代价耗费量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是：商品生产者总是在为他的商品积极寻找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因此他会把商品销向遥远的省外甚至海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商品已经凝结着一定的代价耗费，在他看来具有这样的价值，他要想办法实现补偿这笔价值，但一个封闭的市场环境很难实现这笔价值。
　　对于这种为寻求代价耗费的完全补偿而走的曲折道路，我们可以称为“间接补偿”，以区别马克思这种即期实现的“直接补偿”观。

间接补偿除了上述这种为使代价耗费获得完全补偿而作全球性的市场扩张外，更重要的还有它对“亏损”--即对马克思说的“浪费掉了”这种现象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种直接补偿观，会有许多生产耗费不能得到直接补偿，因而被认为没有价值。比如如果你的生产率低于社会正常水平，产品所耗费的实际生产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你的产品就因耗费过大而亏损，产品就被认为没有价值（或只有一部分价值）。但由于这种亏损也要补偿回来（这称为“亏损补偿”），因此它同样必须作为一种价值现象存在，它与“耗费--补偿”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区别并且实质一致，只是复杂了点。
　　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出售某个（批）产品时亏损，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把这一损失补偿回来。这说明这个（批）产品是具有价值的，只是没有在当时得到完全实现而已，它的价值就等于它所凝结着的实际的代价耗费。如果它在交换中只实现了一部分直接补偿，则会有一部分亏损需要间接补偿。如何补偿呢？十分显然，要么以生产者自己过去的积蓄来补偿，或者以他将来通过多赚而补偿，再者将这笔亏损的代价负担转嫁给别人。比如他过去由于生产经营状况好，积蓄了一些资财，现在发生亏损，自然就需要这些资财补偿之，如果他现在没有积蓄，那么他必须想办法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通过多赚来补偿亏损。一般人们做生意办实业是借银行或别人的钱做资金，那么人们在生意发生亏损后首先会将亏损的代价负担转嫁给银行及他人，因为亏损无法按时归还借款。某些人由于一时陷于较大亏损，致使一生都难将此亏损补偿回来，一生都背负难以还清的债务，到他的生命终结时，他的债务就变成别人的损失。

因此，任何个人或单位经营亏损，都会将这种损失转嫁到整个社会，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如何转嫁呢？
　　（1）、如果要通过亏损者自己以前或以后的“多赚”来补偿这种亏损，那么按帕累托最优化原理，这种多赚有可能是损害别人利益的结果。因为如果你不多赚，那么别人就可少付出，从而符合“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 的帕累托最优化原理。比如，如果现在中国联通公司CDMA投资项目目前是亏损的，那么它必定要通过自己过去或将来更多的盈利来弥补这一亏损，于是便产生“更大盈利”的压力；这样，它为了补偿亏损所必须要获得的更多盈利实际上已经多占了相应消费者的利益，如其服务价格必定有所上涨，才能获得一笔多赚的收入来填充亏损漏洞。又如，由于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因未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陷于亏损，此时ZF要向它们注资以维持它们的生存。ZF的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最终是从税费中来，而税费则是从那些有交税交费能力的企业与个人中来，不可能从那些已经亏损了的国有企业中来。于是，这些国有企业的亏损的代价便转嫁出去了，变成由全社会的民众来承担这种代价耗费的损失。如果这些国有企业没有亏损，能够自食其力，那么ZF就不用向社会征收那么多的税费，社会民众也就不用承担这些费用。
（2）、如果亏损者是向银行贷款投资的，那么只有银行来直接承担这笔亏损了。而银行的这种亏损承担又自然要转嫁给广大储户与整个社会，比如它会通过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提高来偿还损失，或者干脆增发货币，冲淡原先货币的交换价值含量的办法，向社会转嫁亏损。现在许多银行时不时有大小不同的贷款呆坏账，如果发生金融波动，就会引来银行危机，到时，社会各个经济单位的亏损链就会通过银行危机而全面转嫁到社会上，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崩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投资泡沫的形成与破灭（相对于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后下跌过大）对银行体系都存在巨大的威胁，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总之，亏损是一定要补偿回来的，就看由谁承担这种亏损了。对于一个社会中经济亏损责任的转嫁问题，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详加研究。在一个民主法治与信用不健全的社会，经济亏损的责任往往更容易转嫁出去，让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无辜承担这笔亏损；这意味着制造亏损者自己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承担亏损责任者又不是制造亏损的责任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正像本书导言所提到的，这体现了耗费与补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均衡机制，作为经济的“能量守恒定律”，耗费了的，必定以某种方式补偿回来--无论是正常补偿还是亏损补偿，就像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一样。所以，耗费补偿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其均衡性是主导人类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
　　可见，任何单位、任何人，无论它是ZF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只要它亏损，就会损害到社会众人的利益，使社会众人为他的亏损承担责任，而不单纯是亏损者自己的事。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种亏损浪费要由社会上的全体公民特别是其中某部分人来承担，比如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等方式来使人口最多的农民承担大部分这种社会亏损，从而使农民长期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
这些“耗费--补偿”的复杂情形充分说明，不能直接实现其即期补偿的“卖不出去”的商品，也有其内在价值，也需要补偿，它所实现的补偿道路复杂曲折，而不像直接补偿那样只需“惊险一跳”（马克思语，即买卖交易完成）就可以了。
　　据此，我们来探讨一个同批出售的商品中，不同商品之间“盈亏相补”的有趣现象。同一批要出售的商品（不管它们是不是同一种商品）中，有可能先卖者价格高于后卖者，或者相反，前者价格低于后者，其中有些多赚了，有些则亏损了。我们知道，商品亏损了的部分要通过其它商品的多赚来补偿，这样使整批商品的买卖生意平衡有小赚。比如容易变质的一批水果，其中卖前面的水果价格会高于正常利润水平的价格，卖到后面，水果渐渐变质，价格下降亏损，于是前面多赚部分就被拿来补偿后面亏损的部分，使整个水果生意平衡有小赚。有时候，厂家、商家会首先让某些商品低价出售以使它承担某些特殊功能，比如广告功能。卖电脑的，他会首先拿出100多台电脑以低于成本价让利出售，想以此打开市场局面，作一次实用性的广告。但是，他以后的电脑销售必定要将这笔亏损性让利补偿回来。这说明，亏损出售的商品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使人感到一个道理：原先亏损让利，以后必定会加倍补偿。对于这种情况人们相当敏感，比如我们熟知人们很乐意说的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说明“耗费--补偿”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原则。对于ZF以财政赤字扩大需求的政策，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日本经济学家曾这样写道：“ZF的负债规模越大，家庭和企业就越担心将来增税，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就越小。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手段并不能刺激经济” 。他显然是说，ZF会通过加大税收而将这种债务转嫁到家庭与企业身上，从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使他们的投资与购买力不得不收缩；这样，ZF扩大需求的措施有可能导致社会收缩需求的实际后果。

由此，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劳动产品都具有价值，它的价值等于它所耗费的实际代价，也即是它的“个别价值”；如果这一个别价值过大，不能得到完全实现而亏损，那么这笔亏损也要通过种种曲折的方式补偿回来。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否认物品价值即是其个别价值，他说：“物品的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 。但在另一地方他则说：“随着机器在同一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按照这个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 。在此，马克思在确定价值不是个别价值而是社会价值的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机器能够创造价值”。如何意味呢？机器（由于使生产率提高）能够使每个产品的实际个别价值降低，但由于认为产品的真正价值不是这个别价值而是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并不因生产者对机器的采用而下降，因此就等于说：由于采用了机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数量更大的总产品所包含的总价值增大了。这样的话，“机器不能创造价值”就不成立，马克思“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 这一重要思想也不再成立了。这显然有违劳动价值论。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又说了以上的观点：“随着机器在同一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这说明什么？这实际上是说：个别价值才符合“规律”，社会价值只有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水平上才是符合规律的，如果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它就会形成一笔虚假的价值（超额利润），就不符合规律；而符合规律的意义也就是：个别价值才是真正意义的价值。不过这里的“个别价值”是指低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并不包括高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的个别价值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亏损的情况从而要淘汰从而使人看不到。显然，马克思并不认为构成亏损的过高个别价值会是“符合规律”的真正价值。但从以上所阐述的“间接补偿”思想来看，它也是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形式。

其实，所谓社会价值只不过是众多个别价值的市场聚合体，因此，没有一个商品的真正价值不首先是个别价值，然后再导向社会价值的。如果排除个别价值而直接认社会价值为物品的真正价值，那么，价值规律就会陷入难以确定的状态，同时也把价值与“价值实现”即交换价值混淆起来，认为价值即是“可以实现的价值”。比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一个商品的真正能够即期实现的社会价值非常难以确定，马克思首先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为“按需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但“需求”这个因素却更难以捉摸，因此说到底，商品的社会价值实际上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因素。与此相反，商品的个别价值却是非常容易确定的，因为商品的个别价值是商品所实际凝结着的成本耗费的反映。比如一个商品用10元钱的全部实际成本生产出来，那么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就是10元，不管这个商品销售到哪个市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它的这个个别价值都固定不变；但它能够实现的交换价值却因不同的市场而有所不同，比如它在国内可能只卖10元，但在国际市场它则可能卖到10美元。

所以，根据价值的“耗费--补偿”实质，完全可以确定任何商品的真正价值就是其实际凝结着的代价耗费，即是其“个别价值”，如果这个个别价值不能在即期得到实现，它所代表的代价耗费不能即期通过“卖出去”而得到补偿，甚至浪费掉了，那么它也必须以复杂曲折的方式得到补偿，并非浪费掉就算了。
实际上，表征商品之“社会成本”的马克思第一个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决定了商品能够即期“卖出去”的价值关系，即商品在市场中必定按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额出售，并不需要为了顺应市场供求关系而加入某种“需求”因素。因为，当社会整体供给价格被需求压低到其社会成本费用底线后，无论需求如何继续减少，供给价格都不能再下降了。这虽然违反供求现象，但有时候经济运行却是违反人们通常所熟知的现象与常识的。供求现象告诉我们，如果需求不断减少，则供给价格必定不断下降，直至到零。但实际上情况并非这样，随着需求的减少，供给价格确实会下降，但当它下降到其社会总成本底线后就不再下降了。因为，一旦价格下降到所有供给者的共同成本的底线，就会构成一种“供给垄断”效应，因为每个供给者都不得不维持他们的最低成本价格。

有一种经济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这就是“滞胀”。在滞胀中，物价既上涨，但需求又因失业增加而减小。按正常供求现象，需求减小物价应该下降，不至于上涨。但滞胀就存在这种情况。“滞胀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从哪一方面削减总需求，都无法减轻通货膨胀” 。人们在解释这种反常经济现象时意识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存在，因此认识到，无论需求如何变化，只要社会总成本增大，物价就会上涨，要使物价下降，就要使物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成本降低下来。这应该是符合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因为在这个思想看来，物品价格受生产经营中的相应代价耗费决定。马克思说：“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 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价值理念的最深思想意图，即力图揭示：支配变幻莫测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代价耗费，即他所说的“生产费用”，而这种必须最小化的代价耗费，其基底就是人类劳动，所有代价耗费最终都要压缩到最小，从而归结到人类必要劳动的耗费上面。同时，马克思在此已经很明显地将价值归等于生产费用，于是价值毫无疑问便具有成本的特性，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价值体现为成本并以成本的方式起作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另外一种说法：“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 也包含这样的思想，即费用（价值）决定价格，从而决定整个供求关系。
马克思“价值--价格波动”说也说明价值对价格及对整个供求关系的支配作用：如果价格高于价值，即高于其“成本价格＋平均利润” ，那么就会产生一笔超额利润，就使市场供给加大从而使价格降平价值，相反，如果价格低于其价值，那么就陷于亏损，于是供给减少而使价格升平价值。可见，价值是作为成本费用存在与起作用的，而价格则是这个价值的实现，如果它的实现高于价值，则会刺激供给增大从而平抑价格，如果这种实现低于价值，则会迫使某些生产供给者退出市场，减少供给，使这种实现能够回升。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非常辩证地包含着价格偏离价值的波动性，而不是僵硬的价值与价格一一对应的等价关系，不过它又包含着价值与价格总体上的等价性。

所以，我们只有把价值理解为“成本费用”，而把价格理解成这一成本费用得以实现的补偿，同时容许这一补偿相对于成本费用的偏差，而不是完全等价，我们才真正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价格波动”说，及它所包含的活跃人类经济行为的意义。

取消商品交换条件后产品还具有价值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得出他的“价值”概念的。马克思从“商品”这个基本现实因素推导出“价值”概念，他说：“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 。
由于马克思是从“商品”中推导出价值概念的，所以，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为“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 。但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从商品中推导出价值，并不等于说，唯有在商品关系中价值才会存在。每一个人，既可以像马克思那样从商品交换中推导出价值概念，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比如没有任何商品交换的产品自给自足状态下，推导出价值概念。只要你牢牢把握住本质性的“价值概念”，（与马克思相反）“从价值概念出发”，就可以做到。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那种“没有商品交换的产品计划经济并没有价值问题”的观点，曾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最终使原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得不放弃违反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转而向商品经济转化。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向商品经济转化？就因为劳动产品是具有价值的物品，它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这种价值；这种价值并非你（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取消商品交换制度就可以消失的。所以，马克思虽然从商品中推导出价值（这无可厚非），但并不等于说价值只存在于商品及其交换机制中，没有商品就没有价值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提出来的问题。

这样，虽然马克思在此已经指出，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但另一方面，由于把从交换中推导出的价值看成只存在于交换条件下，所以许多人都将价值与交换价值混同起来，因此认为，在没有商品交换的条件下，产品将不再具有价值，对产品的流通处理将不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对此，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是：“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这样，在人为取消商品市场的计划经济状态下，产品不是按它所具有的价值互相等价交换，而是以某种人为“计划性”不计代价地互相调拨。
实际上，否认产品价值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要否认等价地流通、转移与调拨产品。因为，如果要坚持等价原则，计划经济就不能随意地、根据某种需要而进行各种计划调拨，它在调拨产品物资时就必须要给予产品生产者足够的耗费补偿。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要坚持等价原则，就难以以平调、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将农产品从农民手中集中调拨过来，因为这毕竟是以对农民不完全补偿为基础。对此，刘诗白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生产是否已被赋予产品性质，即生产物不具有作为商品所固有的价值性，而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是否已经决定企业间在互换活动，即互相交换劳动产品时，无须实行等价交换，而只是由社会实行直接分配？回答是否定的。” 因此后来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最关键一步就是使农产品及其它工业品的价格趋向完全的耗费补偿--即所谓开放价格的“价格闯关”，并由此续渐建立起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改革过程中对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调整，实质就是使产品价格回归其价值，即回归其凝结着的代价耗费。可见，尽管产品价值没有交换环境让其自由等价地实现，但它始终存在着。正因为它始终存在着，所以才迫使原先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向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能够实现计划性的产品耗费的完全补偿，即计划经济也能够按价值规律办事。比如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有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价值规律不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中，也可存在于计划经济中，只要在经济计划中充分尊重价值规律，严格按价值规律办事，就可以做到使合理的耗费得到合理的补偿，也就可以使社会经济运行得更合理更活跃。比如他说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他进一步指出：“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是一个盲目性的自发规律，因而它是与市场竞争、经济危机、失业以至殖民地掠夺、侵略战争等一系列的消极、破坏的因素联系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把这个盲目、自发的规律变成为我们自觉掌握的规律，因而也就排除了它的消极、破坏的一面，而保留并且发扬了它的积极建设的一面。”
　　现在看来，这种计划经济实际上并不像孙冶方所说的那样，能够使价值规律得到合理的体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体现价值规律，体现出价值规律的“等价”原则与“经济激活”的作用。当然，市场经济仍不是价值规律最佳的运行平台，因为市场经济仍然不能使某些代价耗费与相应的补偿完全等价。比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所谓“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现象，就体现出代价耗费与相应补偿所发生的偏差 。
所以，在人为取消产品交换后，产品仍然具有价值性，这种价值性并未因产品被取消市场交换后就没有，就不再起作用了。可见，以“交换中所能实现的价值量”作为价值决定本身 ，是不对的，因为这意味着：不是用来交换的产品不具有价值。实际上，正像前面所说，无论能否在市场中得到完全实现，价值总是存在的，总是等于其相应的实际耗费量。价值来源于人的劳动的代价耗费，在劳动产品不再用于市场交换的时候，这个产品也凝结着相应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这是不可否认的，除非产品不再凝结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在某些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其产品的商品属性在被人为压制了大半个世纪后，又再以它不可扑灭的“个性”重新显示它的作用：耗费了代价，就要得到应有的补偿。
　　从价值的“耗费--补偿”角度来看，无论是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还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人类耗费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都是具有价值性的。比如，如果是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那么产品的价值即表现为产品对生产者自身劳动耗费的一种补偿。如生产者种谷自用，那么稻谷作为粮食能够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能够补偿他自己在种谷劳动中的体力耗费，维持他的生存，就体现了他所生产的稻谷的价值性。因为价值的最高意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它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性。如果说这种自产自用的稻谷满足它的生产者生存发展的需要不算是一种价值，那这种“价值观”也太错误了。如果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情况也完全一样，只不过生产者不是用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稻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与补偿自己的劳动耗费，而是通过交换，将用稻谷交换的别人生产的其它物品来满足与补偿自己而已。这两种方式，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因此都体现价值的最高意义。当然，由于交换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因此商品交换方式能够比自给自足方式使人类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因而体现出更大的价值性。

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取向是建立一个不再以物品的价值存在与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因此《资本论》始终暗含着一条物品价值趋向越来越小的线索，比如他揭示了“物品价值与生产物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及“无论生产力有多大，同等劳动量所形成的价值总是相等的”这样的重要价值规律；也揭示了资本利润率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率提高与市场竞争加剧，而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些都反映了《资本论》中的这条线索。到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更明显了，在那里他明确提出“产品生产”理论，提出不再通过“价值”这个迂回曲折的环节。这样便使后人产生了急于取消物品价值，不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倾向；而不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耐心等待物品价值（作为代价耗费）普遍地趋等于零。因此，到底是让物品价值自然地趋向于零，还是人为取消物品中仍然存在着的价值而急于过渡到理想社会？就构成一种矛盾。如果物品价值已经普遍趋等于零，那么当今盛行的市场经济就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于是计划经济就是一种可取的经济方式，此时它可以真正做到无偿地、不计任何代价地按需调拨这些物品，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
对于“耗费--补偿”的价值实质，及它对纯计划经济之否定与对市场经济之肯定的历史性作用，曾有许多经济学家论述过。比如刘诗白在这一点上便具有非常丰富的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不能将它的产品无偿地让渡给对方，它在让渡自己生产的产品时，不能不考虑与计较生产中的劳动耗费能否得到补偿” ，“生产当事人作为产品的所有者，他们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他们的特殊经济利益……他们在相互交换产品时，首先就要比较他们在产品生产中的耗费” 。对于“耗费--补偿”这一价值规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刘诗白这样说：“生产者为了要补偿它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取得利益，就不能不进一步去改进生产技术与减少生产开支……因此价值规律刺激生产者去改进生产条件与提高劳动生产率” 。

可见，认识价值的“耗费--补偿”属性，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由纯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当年，鲁滨逊在孤岛上一个人自产自用，他的产品也是具有价值属性的，因为它们毕竟凝结着鲁滨逊的劳动耗费，这样，当他回到大众社会后，他不会将他的产品白送给人，而要等价交换。当然，如果他在那里并不需要花费任何代价就能得到这些东西，则它们就没有价值属性，就可以白送给人。过去的计划经济，将一个复杂的社会看作一个巨大而单纯的鲁滨逊，自产自用与上交，禁止交换，以为这样就不需要遵循价值规律了，这最终行不通。这种计划经济之违反经济规律，从它存在着过强的经济“外部性”现象可以清楚看到，因为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中，由于命令性的计划调拨的需要，某些部门、某些人无偿获得利益，而其它部门、其它人耗费了代价却难获补偿。这种“耗费补偿”上的扭曲是计划经济的普遍现象。除了无偿的获得与无偿的付出外，它表现为产品价格体系的根本性扭曲。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们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一个人劳动懒散，就会无偿侵占另一个人的劳动耗费，最终产生连锁反应：每个劳动者都消极懒惰，根本谈不上发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这些都是耗费--补偿互相分裂的体现。传统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耗费--补偿分裂最大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之所以失败正源于此。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让社会上的所有物品都变成“灯塔”那样的公共品，只知供人利用而不讲耗费补偿；虽然它能够向全社会提供纯粹的福利，但由于制造这些公共品并非不耗费代价，所以它需要将代价耗费补偿回来，“灯塔”仍然需要收费。

价值决定及价值实现
　　据上所述，价值的实体是效用，同时也包含着创制这一效用所耗费的代价；因此价值问题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效用体现为某物品的用途，与这种用途在不同的人那里发挥出来的程度（前者为“客观效用”，后者为“主观效用”）。在生产这种物品的过程中凝结着的实际代价，决定了价值所具有的量。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物品的价值量，这是不对的。正确的“价值决定”应该是：物品所实际耗费的具体价值，也就是物品的“个别价值”；其中的理由前面已经阐述了，虽然目前还没有学者看到将“个别价值”提升为“价值决定”的深刻意义，但从以上阐述的价值的“耗费--补偿”属性来看，这个观点是有充分根据与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要寻求的是直接的“耗费--补偿”，即物品能够即期“卖出去”、能够使耗费得到直接的补偿，才算有价值；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其价值就是多少，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虽然马克思一直在强调：不是价格决定价值，而是价值决定价格。
　　但正像前面所说，许多商品并非“即期”就能卖出去，它们会因市场疲软暂时放在仓库里，待市场较旺盛时再出仓；或者到世界各地寻求更好的市场，开拓全球市场以使商品中耗费的代价能够得到甚至是超额的补偿。进一步地说，如果商品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正常方式得到耗费的补偿，亏损而“浪费掉了”，那也并非就这样算了，它还必须要遵循价值规律，将亏损补偿回来，就像一个单位的财务人员将单位的钱弄掉了，也必须要赔偿一样。因此前面提到的社会经济原则：任何单位与个人所造成的亏损，都会直接、间接损害到社会大众的利益，都会将这种亏损转嫁到整个社会层面上来 ；它实际上也是价值规律的一种存在、体现与作用方式。计划经济时代，工厂企业效率低下浪费重重，员工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于是，整个社会最终都要为这种资源与劳动时间的浪费承担责任，它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越来越衰落，人们普遍陷于越来越穷困的境地。

所谓“价值实现”，正像前面所说，它实际上表明代价耗费后能够获得补偿，即“实现补偿”。十分明显，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界定的只是价值实现，而不是价值决定，因为它实质上只是物品的个别价值通向社会价值，通过社会价值而得以实现补偿的桥梁；它的具体意义是：相同的商品，当别人耗费的生产成本相同甚至更大时，自己的商品就可以在交换市场上获得代价耗费上的完全承认，卖出全额甚至超额的价钱。显然，他要将自己的交换利益建立在别人更为落后的生产条件上；相反地说就是：自己要以比别人更先进的生产条件，而获得市场交换的优势，获得更大利益。因此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界定的，实质上是：不同资产者（劳动者）之间，低效者为高低者创造交换价值，创造利润；如果只有高效者自己而没有低效者他人存在，或者每个生产者都是高效者，那么高效者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为自己创造出更大交换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我们的生产技术有多先进，而要说我们的生产技术比别人有多先进，只有存在着比我们更落后者，这些技术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大利润。这即是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告诉给我们的真正意图。
　　一个物品凝结着多少具体的人类劳动代价耗费，它就具有多大价值，这个价值需要通过等价交换实现出来，其实质即是对这个代价耗费的等价补偿。那么，一个物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能够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出多少价值呢？从任何一个固定时刻来看这是完全灵活、能动的。比如某成本为10元的商品a在此时的市场境况中能卖出11元，而在彼时的市场境况中则只卖出9元；另外，它在市场P中能卖出15元，但在市场Q中只卖出7元，等。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物品的‘价值决定’是固定的，它在生产经营中凝结着多少代价耗费，花费多大成本，它就具有多少价值；但其‘价值实现’却是非常能动的，它时多时少，正如它变成市场价格时随市场的风向上下左右摆动一样。马克思以各种界定，力图追寻一个确定的价值决定的困难性，正源于价值实现的这种不确定性上；他实际上是将灵活能动的“价值实现”看作“价值决定”， --即将价值与交换价值混淆起来，使得它必定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