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建言选登


    对参加此次调查的经济学家们专门撰写的政策建议进行汇总，有近3万言。经济学家们深思熟虑后的落墨，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给人启示。限于篇幅，这些政策建议，本刊只能少量选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本刊来函索取这些政策建议的全文。


吴敬琏:

落后体制的压制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就放在怎么增加需求。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的投资去增加需求，结果就使得经济结构里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抑制消费需求的增加。

    也有人说，政府支出用来增加居民的消费。当然其中有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政府的支出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来改变居民的预期。不过，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政府没有太多直接的办法去直接增加居民消费。而且，政府自身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它的收入不外乎两部分：一部分是税收，另外一部分就是发钞票。靠这样的办法做，不可能持久地增加居民消费。

    那怎么才能增加消费呢？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还要回到生产中间。

    我们宏观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一样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以什么形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形式加入分配。所以你要增加普通人的消费，那么就需要在索洛重新阐释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索洛把后者叫做技术进步或者效率提高，舒尔茨把它叫做知识含量或者人力资本。你如果是不断地增加K。就是资本的分量的话，资本的收入的比重就会不断地增加，而资本收入不外乎两部分，在我们国家来说，资本大量的是国有资本，那就是国家的收入增加，另外一部分是私人资本，是比较富裕的人群的收入增加。

    我们都知道，人越富裕，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倾向就越高。出路还是在于要增加L和余量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样才能增加消费的比重。所以，问题又回到这个增长模式上去了。总之，我们要避免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和处理我们长期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不但要用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止住市场下滑的状态，避免出现市场崩溃，同时要用一系列的政策去改变我们过去的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致上有四个途径：

第一，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得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

第二，发展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先进制造业”。

第三，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个产业，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目前我们存在很多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实现的情况并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落后体制的压制。垄断企业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使得许多可能性很可惜地丧失了，无法实现产业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二，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新的有效率的集约发展方式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革的问题。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到底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活动干预压制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厉以宁：

金融体制改革六项重点

    当前各项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体制改革。

    为了缓解当前一方面民间资本过剩，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村普遍感到融资难的问题，以及为了防止再度受国际金融风暴冲击和适应外资银行纷纷进入国内市场的新局面，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大体上有以下六项：

    第一，把民间资本引向组建新的金融机构。

    除了已经采取的措施（如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重组，以及容许建立小额资本的村镇银行）以外，还应当容许民间资本建立地区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大银行不缺，小银行可能有较快发展，最缺的是民营地区性中等银行。大银行对大企业，中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

    第二，商业银行及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公司治理结构。

    商业银行既然已经股份化并已上市，就应当同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一样，及早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商业银行不能单纯考虑股东利益，还应当考虑存款人、贷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利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透明度应加大，便于得到内外监督。

    第三，商业银行逐渐走向混业经营模式。混业经营模式是中国各商业银行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特别应发展资本业务，提高资本业务对银行盈利的重要性，同时适应广大客户的需求。

    第四，农村金融应当有一个大的突破。

    这里所谈的大突破，主要是指建立土地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容许农民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抵押，容许农民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面的住房抵押。至少，农民两套住房，或自建多层住房的。可以如此做。这样，农村经济就活了（现在宁夏自治区已容许农村信用社吸收农民承包土地存入，按时取利息）。

    第五，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系。要防范风险，保护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第六，早日建立个人资信档案制度，保证金融安全。


其他建议摘要


常修泽：八字建议

    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郭树清：三个建议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市化加速）；社会保障改革（城乡统一）；教育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治理结构和学生选择制度）。


陈雨露：实现无危机增长

    1.我国应当将“实现无危机增长”作为未来30年的主要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2.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将实体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同时纳入调控目标体系之中。

    3.管理金融部门的重点是资产价格周期，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无危机增长的主要风险之一。

    4.国家应当尽快制定服务业战略发展规划。

    5.2030年，国际货币格局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应当尽快研究货币与经济同步崛起的实现路径。

    与此相联系，我国应当系统考虑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


哈继铭：仍面临欧美经济再次探底风险

2010年中国经济仍面临欧美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政策基调继续关注经济增长和调结构，以及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的态势，货币政策虽转为中性偏紧，但实际效果很可能是“明紧实松”，以稳健为主。


海闻：取消第三产业准入门槛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就是以城市化为中心。从国外的经验看，经济起飞要基本完成，还将有50%的人口也就是7亿农民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对服务业的需求，是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的核心。

    要发挥城市化的这一作用，关键是要通过改革进行两个结构的转变。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要取消第三产业中的准入门槛，向民营资本开放，比如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行业。二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对农民的歧视政策。政府不仅不能歧视外来务工者，而且要加强对他们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投入。比如我主张，政府的财政刺激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用来建设外来务工人员的廉租房和外来工子弟学校。

    如果能做到这两个转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华民：人民币不能盲目推行国际化

    在短期内，中国对内需要立刻对房地产市场加以控制，否则极有可能发生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机。对外人民币不要盲目地推行国际化，因为人民币事实上是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并且缺乏微观基础。


吴晓灵: 货币政策要转向中性

    2010年中国要把工作转向用建立市场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具体来说，要理顺价格信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解决中国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加强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好有利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用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

    给市场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和信心是货币政策能承担的任务，经济的复苏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内在发展动力的启动，货币政策要转向中性。

高世楫：推动健康的城市化

    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落实政府依法履行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责。在政策引导和经济激励下，推动人口向沿海、沿江等经济发展潜力大、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迁移，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分布于经济产出和财富分布的高度一致，通过健康的城市化实现有效率、可持续、高度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同步完成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长期社会和谐。


黄达：中国经济总趋势没有悬念

    中国经济决策，总的应持“自信、镇定、稳健、从容”的精神。中国经济较为快速的成长和相应的经济改革多条战线的持续推进，这个总趋势至少还将保持多年。由于经济较为快速的成长和经济改革的持续全面推进，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中必然矛盾迭出。具体矛盾的解决会有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陈钊：将市民待遇向常住人口覆盖

    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模式，逐渐引入本地居民对当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考核；对于地方政府的重大政策举措，应进行事后的评价与问责；加快放松城市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将市民待遇向常住人口覆盖；减少民间资本进入各行业的制度障碍，引导非正规金融活动使其合法化。


蒋云赟：使地方政府拥有与事权匹配的财权

    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调整，现在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低，而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专项转移支付多采用项目形式进行，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应该增大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实际上只要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即使像日本已经有《转移支付法》，“跑部钱进”的现象也不能杜绝，因此尽量使地方政府拥有和事权匹配的财权和财力才是根本。


万军：限制垄断部门的工资收入

    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将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意愿，从而拉动国内需求。要对垄断部门远远高于社会总体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进行限制，防止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要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救济与扶持力度。


温铁军：警惕中产阶级热炒农地

    中国上亿中产阶级人群追求自有资产保险投资的压力，近年来在向农村建设用地迫近。这是农地（以及小产权房地产）制度变革在农村静悄悄却被城里小资热炒的内在原因。另外金融过剩压力下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形成巨大债务链、也希望农地放开走向市场来摊薄地方债务。看来真问题在于如何对这种心照不宣却顾左右言他的讨论去伪存真，考虑在农地制度变革中如何切实维护村社与农民的双重利益才好。


陈清泰：形势较好也不应忽视国企改革

    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不应忽视国有企业改革。重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关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对国有经济继续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依照《公司法》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何帆：开放服务业，创造新增长点

    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首先应该调整汇率。因为汇率调整之后才能引导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汇率调整的难度最小，应先易后难。其次，应开放服务业，创造新的增长点，让经济增长能够保持较高的速度。服务业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提高就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是中国和国外谈判中可以增加的一个砝码。再次，应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敦促国有企业分红，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公共预算。最后，应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中国的长治久安。


廖岷：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轨道

    我国应尽快走上促民生、扩内需的发展轨道，调整国民财富分配、再分配方式，把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更多地科学合理地分配到民间，而不是集中于垄断性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使老百姓自觉地降低保障性储蓄，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要切实将注意力从外贸出口转移到扩大内需上来，适当调整、减少出口刺激政策，将补贴范围限于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产品内；把对内减税纳入积极财政政策范畴，对老百姓消费支出、民间投资实行大幅度税收减免和饶让，鼓励民间投资与消费；对财政投入、社会投资实行差别化管理，在严格准入标准条件下，引导民间资本更多进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社会福利、基础保障行业，提高公益事业普适性服务水平和不同层面的消费升级；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加大政府部门对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投入，增加对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和投机的税收，用于低收入人群住房补贴。


陆磊：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实行人民币升值并及时动用贸易政策应对贸易争端。在进口持续上升而全球总需求走出衰退尚需时日的背景下，买方主权是必然现象。2009年出口下降20%并未造成我国较大的经济困难，在2010年出口可望增长10%的基础上，在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都较低的情形下，逐步升值有利于进口却未必有损于出口，收益归于国内而可避免转化为境外收取的惩罚性关税，进口上升亦有助于提高贸易谈判筹码。当然，这一政策必须与调结构政策相配套，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进口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动而非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我们现阶段应该容忍较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并以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陆铭：劳动力自由流动需三个政策配套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更为有效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政策，但也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第一，土地制度一定要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那些需要更多建设用地的城市也应该同时接纳低技能的劳动力为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要均等化。第二，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要适度均等化，内地的大量人口流动到东部之后，要借助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改善内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第三个配套措施是要改变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未来，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的考核应该主要针对东部地区，而对于中西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重要。


龚强：80、90后独生子女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长期而言，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一个时期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80、90后的独生子女将在不远的未来，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长期增长赖以依靠的劳动力优势也将逐渐丧失。老龄化首先对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出了刻不容缓的要求。放眼长远，长期要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考虑怎样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且通过有效地整治房地产市场和教育市场，以鼓励合理的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