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词条）

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述经济史同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本文回顾了经济史的主要发展，也用例子说明了各种争论中的主要观点，但是本文不可能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做广泛的论述。

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史的发展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40年以前，美国的经济史仅“有几个例外的光辉成就，它既不是好的经济学，也不是好的经济史，只不过是美国制度主义者的微弱的回声”（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76年，第435页）。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史却主要研究工业革命和它与成人教育的社会改良传统的联系（巴克Barker，1985年，第36页）。结果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方法论和数据，并且至少是在英国，这门学科不那么容易地和社会史、商业史共存。

在战后初期，由于全国经济研究所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观念的推动，对经济波动的历史作了很多研究，对历史上的国民收入帐户亦作了仔细的考察。至60年代中期，这使同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有关的经济史知识得到显著的增长。到了1960年就进入了新经济史的阶段，第一届克莱奥计量学会议在普度召开。从这时起，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正式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从而转向一个更加量化的经济史。就像经济史通常的倾向那样，这门学科也成为一门“问题推动”的学科（马赛厄斯Mathias，1971年，第371页）。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史学当然也就受到三个特别有趣的争论的支配，这三个争论内容是，来自19世纪的铁路的社会储蓄，美国南部的奴隶经济学，以及19世纪后期英国企业主的失败。

1960年也是罗斯托（Rostow）出版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的那一年。这本书是在以前有关国民收入的资料证据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写成的，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在60年代的经济学说中，的确到处都充斥着“起飞"的语言，虽然大部分专业经济史学家不久就对罗斯托的论断表示怀疑。当时，经济史学家特别热衷于讨论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的教训。

在过去10年里，经济史学进入了更加“成熟"的时期，60年代那种轻率的断言让位给更加稳重和更少争议的美国经济文献。这些文献的范围很广，更多地是研究20世纪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重新发现过去的、描述性的传统的优点。

欧洲的经济史学家一直很不愿意追随这种研究途径。本来人们会认为，由于在经济学中有很强的英裔美国人传统，英国经济学家会沿袭这条路线，但是即使是在英国的经济史中也基本上保留着描述性的、历史的写作方式。在那个学术大发展的年代，经济史的分支也繁荣起来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增添了很多知识；但是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还是相对地很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社会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国大多数的经济史学家从新经济史中转行（萨普尔Supple，1981年），经济史学的教授和经济史分支迅速减少。

经济史能给经济学家提供什么

美国经济协会的1984年年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从帕克（Parker，1986年）所编的文集里找到会议的论文和讨论内容。会议的背景当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职业经济学家把数理的和经济计量的分析方法空前深入地具体化了，与此同时，他们却非常轻视和忽略了经济史本身的研究。麦克洛斯基（1976年）对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鼓舞的贡献，他提出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可以从5个方面来评价，这5个方面是：（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

最明显的是，经济史提供非常广泛的证据，以及通过更长的时间序列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可能性。现在，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地扩充了数据库，使之成为随时可以利用的形式。令人鼓舞的是，经济学家们所出版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已经认识到了利用这些资料的可能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技术已经变得更加强有力，因而也就能够从这些资料中获取更多的好处。于是，最近我们不仅看到了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兹（Schwartz）（1982年）那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运用了其他资料中范斯坦（Feinstein，1972年）对英国的收入、产出和价格的研究，以及根据他们自己仔细建立起来的货币存量的时间序列资料估算出来的有关美国的数据；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亨德里（Hendry）和埃里克松（Ericsson）（1983年）利用经济计量进行的毁灭性批评。还有，卡皮（Capie）和韦伯（Webber）（1985年）已经把1914年以前的英国货币的时间序列资料做了很大的改进。

经济史还确实能提供当前所不能提供的资料，例如，19世纪的统计提供了丰富的典型调查资料；经济史还提供了制度安排运行的例子，这些例子在今天找不到，但对今天的政策却有启发意义。怀特（White,1984年）对19世纪自由银行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涉猎兴趣更加广泛的是全国经济研究所近来所编的古典金本位运行的著作（博尔多Bordo和施瓦兹，1984年）。

与此同时，把经济史看得过高又必然会限制了它作为给经济学家提供直接的经验教训的来源的价值，或者作为检验经济模型的资料来源的价值。例如，在研究失业问题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近来已经成为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英国的经济学家，像莱亚德（Layard）和尼克尔（Nickell）（1986年）在他们的著作中所用的很多标准的时间序列资料或者是不存在的（如，工会或非工会的工资确定），或者是在很不同的基础上收集起来的（如失业率）。在两次大战之间，国民核算估计值不是每季度做出的，而是每年做出的，总共也只有18个观察值，其中还包含了两次大衰退。可是，很清楚，他们所用的模型和替代变量一般要依赖对70年代的估计，而这又意味着70年代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一直远远低于在二次大战之间所观察到的失业数字（克拉夫茨Crafts，1984年）等。因此看起来在二次大战之间的经济结构及其数据库和今天的经济学家所熟悉的领域都是很不相同的，从而要对那个时期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模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要是仅仅依据一种严格的先验和一个方程简单地计算失业率，那是太容易了。本杰明（Benjamin）和科钦（Kochin）（1979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就宣称在二次大战之间的情况是在高失业基础之上的自愿失业，因为这相对于工资率来说是有利的。贝弗里奇（Beveridge，1944年）和后来的很多教科书也是这样做的，然后就绝对地断言二次大战之间的失业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但在实际上是很难通过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来搞清二次大战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作用的。

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过渡”是另一个人们研究得很多的课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对今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个历史经验。现在的先进国家在1870年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经历了这个时期，在这方面也保存有基本的统计资料。特别是由于普林斯顿的研究项目，的确使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生育率下降时期的决定因素（科特Coate和沃特金Watkins）（1986年）。然而还是很难确定早期这些国家的“自然生育率”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高向低过渡，而且这种过渡又是在或多或少很不相同的经济情况下同时发生的。有人认为新古典学派的最优化模型适用于过去100年里的西欧生育率，但不适用于更早些时候，因为那时年龄组法则起着支配的作用（里格利 Wrigley，1978年，第148页）。

在某种程度上，以往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提供了某些与今天不同的信息。因此，对模型的恰当选择依赖于制度的和社会的情况，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一个政策工具也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例如，英国在1913年、1925年和1931年对银行利率的调整，或1949年和1967年的货币贬值，后果都很不相同（凯恩克罗斯Cairncros和艾肯格林Eichengreen)（1983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同今天的政策问题有关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也是经济史能造就更好的经济学家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