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经济区划及特征初探(图)
作者: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政策研究室徐志良 来源:科学网2005年12月27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中国应该对东部沿海以外、包括沿海的这一片海洋经济区进行整体性经济区划,海陆统筹,与陆上的经济区划衔接,形成中国完整的国土经济区划和国土规划体系
一、中国大陆型经济区划及特征
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我国是较为成熟的学科。建国初期,为了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科学的生产力布局,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学习前苏联的经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式,组织多学科研究人员对全国国土(主要指大陆)从自然地理、自然资源及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前后开展了三次大的经济区划工作。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开展的省以上设六大行政区的区划,分别为东北行政区、华北行政区、西北行政区、华东行政区,中南行政区、西南行政区。第二次是“七五”计划期间的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第三次是“九五”计划期间的七大经济区划分,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等七大经济区。
我国在经济区划上的三次划分,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国生产力布局,科学利用和合理配置资源,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过去三次大的经济区划,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一种区划。由于我国一直以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作为行政管辖区域,在进行区域经济区划时,基本上只考虑到了大陆国土,没有或很少考虑到海洋和海岛,包括沿岸海岛和远离大陆的海岛、群岛、礁滩。这种区划的理论体系整体来看是一种大陆型经济区划。其基本特征是:以中心城市为经济核心,以铁路、公路、河流为网络进行生产力布局和区域规划。其定义为:“经济区是指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区域,是根据经济联系的内在要求,以某一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的。”在划分三大经济地带前,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发展它们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网络”。经济区由一系列的点状区域和线状区域组成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面状区域,点状区域和线状区域的联系是通过交通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连接的。国内对经济区域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主流认识是:区域经济空间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力量是聚集和辐射,它们又是相对于一个中心点即城市而言的。
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划理论,主要是解决大陆国土的生产力布局问题。在改革开放前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相继在三线地区建设了近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型工业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划理论至今还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躯干。这种理论是大陆经济区划实践的总结。当人类的经济活动由陆地逐渐转向海洋和海岛,海洋经济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并初具经济区雏形的时候,这一理论就凸显出其不足之处。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海洋首先是一个区域的概念,而且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她更多时候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并非许多人狭义理解的只是一个行业或部门的概念。特别是对沿海国家来说,如果不把海洋看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就难于将经济和社会活动依章论法地涵盖到广阔的国家管辖海域,会局限人们开发海洋的行为。
但是,海洋经济区与陆地城市经济区的区际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中国“新东部”的大量研究证明,以陆地为主体的经济区划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海洋经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把海洋看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重新研究海洋发展的经济规律,寻找出与陆地经济发展不同的“区情”,创新理论框架。
二、海洋经济区划 新理论的提出及初步区划探索
海洋经济区划的概念是基于2002年提出的中国“新东部”经济区划的构想。该构想认为:中国建国以来所做的三次大的经济区划,均未涉及海洋,也没有把台湾、香港、澳门等属于国家领土主权范围的几个省级海岛纳入到国家的经济区划。这种区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于中国的经济区划理论研究与区划实践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于1996年获得我国人大批准,依据这部《公约》,中国将获得近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管辖海域。空前的海洋开发,使海洋经济迅速发展,除台湾外,香港和澳门已回归祖国,其它与相邻国家的海上边界也在逐步形成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海洋的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最高决策层面。基于上述因素,中国应该对东部沿海以外、包括沿海的这一片海洋经济区进行整体性经济区划,海陆统筹,与陆上的经济区划衔接,形成中国完整的国土经济区划和国土规划体系。中国“新东部”经济区划理论构想,就是一种区别于陆地经济区划的海陆联动型经济区划。
目前,“新东部”经济区划作为一种战略研究正由国家海洋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海军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发起并开展研究。根据笔者对中国海洋经济区划的初步理论探索发现:海洋经济区划与大陆经济区划相比,虽然在其经济区形成的原理和过程上,有其共同的特征,但在其微观空间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分别有不同的特征。
1.海洋经济区内部空间结构上呈现海陆交互的“折扇形”特征
由于海洋资源的多样性和海洋与陆地的依存关系,海洋经济区一般在发展的初期,在微观层面的内部空间结构上,往往呈现折扇形结构而不是点状经济区的圆形或线状经济区的椭圆形。即每一个海洋资源开发区都与沿海的陆地有着多线的联系,如珠江口渔场,同时又是石油气开发区、航运港口开发区和海洋旅游开发区,这样,这片有着多种资源的海域就同时与陆上的渔业、航运业、油气业和旅游业形成依存关系,从而演变为产业经济区,这个产业经济区的内部空间结构就不是陆地上通常出现的圆形、椭圆或条形,而是一种折扇形(如图一)。
图一
海洋经济区通过沿海航运交通中心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这种“折扇形”空间结构,或各产业部门通过航运交通中心与海洋经济区的联系不仅仅是单向主动的,也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海洋产业部门需要海域或海洋经济区的自然资源进而组织其它生产要素从事海洋开发获得效益和利润;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区的自然资源也需要通过在陆地的海洋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配置来实现自然资源的价值。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2003年,笔者考察过广东珠海市万山镇,这是位于珠江口一个独立于万山群岛的海岛,以前是渔港,近年来逐步发展贸易和加工业。据调查,这个岛上既有第一产业的渔业,也有第二产业的加工业,又有第三产业的旅游业,每年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支付财政费用约800万元,而本地的加工业、渔业和旅游业税收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万元。表面看起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发这样一个海岛(包括海岛周围的海洋资源)在经济效益上是负数,还不包括国家和地方每年向海岛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但万山镇的另一项指标却表明,万山人通过岛上兴办的企业,到珠海和全国各地从事相关贸易和实业,2003年就为岛上财政缴纳了2700万元。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大体看出,海洋经济区与大陆之间存在的这种交互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其特征又是何等的明显。
2.海洋经济区在生产要素的组织上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因为中国加入了WTO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国际经济力和国家经济力双层推动趋势。传统的中心城市增长波辐射或点、轴发展理论在现阶段的海洋经济区形成中似乎并不起决定作用。
在国际推动方面,比较典型的实例是深圳盐田港的建立和惠州大亚湾石化工业区的建立,都不是由中心城市的增长波辐射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海洋和沿海高度开放政策实施及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的前提下,国际市场通过海洋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直接产物。规模比较小但也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还有最近笔者考察过的浙江岱山县。岱山是一个很典型的海岛县,隶属于舟山市。按照基本的区域发展理论,岱山县距舟山市政府所在地的沈家门和定海最近,其经济聚集和辐射应该在舟山与岱山之间产生的量最大。但依据笔者对它最近连续五年空间经济技术转移的路径和转移量考察分析,真正使岱山经济增长量产生飞跃的空间经济技术转移项目是来自外区的上海和国外的日本。上海的工业技术加上浙江老板的经济运作能力使岱山在2004年成长出了一家投资1.4亿元的民营造船企业;日本则在同年把一个投资达8亿元人民币的造船厂建到了岱山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距日本本岛造船厂有数千公里之遥。岱山在长江口外,水深大多在30米以上,有良好的岸线资源,再加上海上运输成本有陆路无以企及的巨大优势,从局部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与陆地的由铁路、公路、河流连接的点轴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类区域的经济区划在区划的原则、依据、指标体系、类型和管理协调上,都必定出现与大陆经济区划的固有框架不同的特征。
在国内方面,国家从宏观经济发展和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需要,近年来发展了一批海洋自然资源禀赋特别优越的经济区雏形区。如:太平洋国际海底矿区、东海春晓油气开发区、南沙群岛中菲越油气合作开发区等等。前几年还有珠江口盆地和渤海湾油气开发区,这些区域的兴起和形成其初始原因也都不是周边省区的区域经济辐射,而是资源禀赋加国家战略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最近海南省在提出“蓝宝石带海洋经济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环四带三区、阶梯式开发”发展战略,就是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原则,以环岛陆域和海域经济圈带动南海北部海域、南海中部海域、南海南部海域三个海域开发区域的阶梯式发展思路。海南省提出的南海北部、中部和南部海域的这类经济区划构想,既要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海洋安全利益,又涉及国际法律准则、周边关系和多边开发原则,政策的艺术性与大陆型经济区划完全不同。这类开发往往把战略利益放在首位。
3.海洋经济要素聚集与人口聚集非同比增长特征
大陆型经济区划中把人口的数量作为经济区形成的重要指标。陆地上的大庆,从东北荒原上开发石油后,形成了今天的大庆石油城,在开发第44年后的2004年人口达到了262万余(包括原安达市的周边县区)。而南海的许多海上油田和气田,也开发20多年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在那工作和生活,由于海上特殊的环境条件,使人类生存和生活受到直接挑战,在海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有居民意义的生活区。在海上从事海洋开发的劳动人口,一般是由陆地的某个基地提供的,这个基地虽然会随着整体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加大,但人口的聚集与经济的聚集显然不是同比增长的。据初步考察:一些有明显海洋经济特征又与陆地紧密相连的现代海洋产业经济中心或经济区,如上海大洋山国际航运中心、深圳盐田港、广州南沙港等,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没有同比的关系。浙江舟山群岛的镇海,现在成为了国家战略能源的登陆点和储备基地,中国从海外购进的石油等一系列的能源物资,通过远航船队源源不断地运输并储存在这里,相关的港口业和储运配套产业正向这个基地聚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或经济区。但这个中心或经济区只要它还有战略能源储运功能,由于危险品储藏和陆地空间的限制,就不可能形成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相同的情况在黄海之上的黄岛也是见证。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产生有同比增长的人口聚集,开发海洋的人都居住在邻近的陆地,这个陆地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属于海洋经济区本身,航运人口甚至长年生活在国际航线上,既使将来发展到在海底建城市,其城市的规模也不可能与陆地相比。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不需要多作解释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舟山市年鉴中也发现:前面提到的岱山、镇海乃至舟山市,从2000到2004年的五年中,GDP连年增长,社会总资本投入越来越大,海洋经济突飞猛进,人口则一路走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洋经济区的形成,与人口的集聚处于非必然的联系中。
三、海洋经济转移现象对“新东部”经济区划的启示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人们将充分发挥海运物流优势调配全球资源进行国土开发的模式,称为临海型经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开发建设深水港、重工业、能源产业等。产业分布向深水港转移,在附近陆地区域形成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从临海经济模式的视角看,中国沿海大开发模式回避了海洋在全球资源配置上的优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海经济。中国“新东部”经济区划构想的提出,以全新的海陆联动型区划模式替代或衔接大陆型经济区划模式,不仅把区划的眼光扩展到未回归的台湾和已经回归但社会制度不同的香港、澳门,还扩展到了包括沿海县区、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在内的邻近区域和国际海底,并最终要建立继西部地带、中部地带、东部沿海地带之后的第四大地带划分,为建立陆海统筹,动态均衡的完整的国土规划体系作理论准备。
但是这种大地带划分还只是一种类型经济区的划分,深入到基本经济区和大经济区的区划中,就有较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如“新东部”经济区划框架下的沿海县(区、市)与原有的东部沿海地带的沿海既是不同的又是部分重叠的,如何区别并建立各自的区划指标体系?中国管辖海域的外边界未完全界定,在未界定之前,一些海域与周边国家的主张是重叠交叉的,“新东部”经济区划定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注意,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注意呢?“新东部”经济区划的原则显然首先是经济原则,重视资源禀赋和优先安排容易产生经济效益的区域配置资源,这种安排怎样处理好与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关系和海洋现实开发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呢?但是海洋型经济区划给予“新东部”经济区划战略研究的启示也是重要的、宝贵的。
1.以新的理论和模式研究探讨“新东部”经济区划
在“新东部”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模式上,可以不完全囿于传统,可以模糊和突破行政区域甚至主权管辖区域,大视野战略性实施海洋经济区划。
2.海洋经济区划与陆地经济区划可以衔接
海洋经济区划与大陆经济区划并非完全对立的和全覆盖的。在空间聚集和辐射的路径上,有继承关系和共存关系。在区域内沿海经济区和岛屿经济区中的微观层面上,仍然禀承大陆经济区形成的中心城市聚散规律。依据这一规律,“新东部”经济区划可以大胆兼容和整合已经在沿海实施的临海型经济区划成果和国家已经颁布实施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各部委、省、市所做的涉海经济规划。成为陆海统筹、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统筹、中心城市发展理论与特色区域发展理论统筹的科学合理的地理大条带区划。
3.海陆统筹重新构架“新东部”经济区划
海洋经济区划虽然是一种新的区划理论模式,但它区别于大陆经济区形成中显现的经济转移现象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沿海各地都有不少个案。随着沿海开放政策的纵深推进和海洋开发活动的增加,这种新型的经济转移现象会不断得到暗示和印证,这就给“新东部”经济区划的战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不需要做长期的理论准备和数据准备再进入到区划层次,在理论上可以节省确认区划的时间和距离。
经济区划理论认为:无论是综合经济区划还是部门经济区划都不是人们主观臆测的结果,而是社会劳动地域分工发展的客观趋势在人们主观意识上的反映。因此,经济区划的成果正确与否,不取决于权威和人们的好恶,而有其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