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听说地震时王石要求员工捐助10元为上限，万科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捐款总额为200万这件事时，我还是一名新东方的兼职员工，周末教书，晚上育人。那不久后的一天在面向全集团的卫星会议上俞敏洪正好提到这件事，当时他对于王石的形容是“很可惜这个人和这个企业，因为不懂得在特殊时期时企业的责任感而导致了万科的股价下跌。”并且他坦言，新东方累计500万的捐款，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不得已而为之，也可以说是一种投资，以更好的口碑为回报的一种投资。说道前任老板俞敏洪，除了他在公众面前所一直致力于树立青年人道德和精神领袖的范儿以外，我对此人没有任何反感，并常常尤生敬佩。其实慈善对于个人来说，往往是一种交易，回报是富人能施与他人帮助而得到的心理上的满足。对于企业来说，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这种投资则也导致了慈善心理的畸形：很多企业家为维护口碑，不得已而进行慈善。
    当时少数为王石辩护的舆论对于王石的普遍观点是：是否捐款是个人或企业的自由选择。王石也在博客中澄清，攀比捐款毫无意义。但我们都真正明白却不确切的是：这些捐款有多少流入了zf的口袋里。前阵子《中国青年报》有文指出《调查称760亿捐赠80%流入zf专户》，我们姑且不论文章调查是否准确，政府对于慈善事业的包揽，导致国内民间慈善组织缺乏，捐款支出明细难以公布，所造成的贪污和腐败和特定人群得不到善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医疗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指责除了强制剥夺了人们的部分财产权之外主要是因为公费医疗将导致腐败和效率低下，这和国企无法和民企公平竞争是一个道理。但慈善是否可以由民间来做呢？来自民间的责任感是否会不够呢？
    责任感不够的可能性是有的。拿美国为例，因为民间的慈善组织，除了部分宗教组织，往往是针对特定群体的，而不能顾及所有人的福利。比如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旨在资助“全球人的健康，教育，图书馆，美国西北部的建设”几方面，而其他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来源则由政府一手包办。如果采取政府与民间组织各有分工的办法，那么效率将会得到很大提升。然而在国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舆论压力是zf的有力武器之一，它只会统计企业捐给政府用来救济的数目，它强迫人们把对于善款支出明细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不捐款的企业的口诛笔伐中去。
    后来王石迫于压力，又掏出大笔捐款，亲自奔赴灾区。时隔一年，王石又在环保上做起文章，深得民心，显然是俞敏洪老师教导有方，让王总在利益上继续狂奔，在体制内日益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