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中,我几次到湘潭县石潭镇古云村进行调研走访,为村里通水、通路、通电做了一些事,更主要的是对当前“三农”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觉得有一些新情况值得重视。 一、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增收的难度仍然较大
农民收入一般来讲就是三大块,一是种养业收入,二是经营收入,三是劳务收入。从种养收入看,古云村是一个以种粮和养殖为主的种养型大村。人均耕地0.85亩,每亩产量1000公斤左右,大约能带来800元左右的收入。部分村民还种植了大棚反季节蔬菜。古云村家家养猪,存栏生猪近万头,每年出栏生猪2.7万头。去年,猪肉收购价在6.5元左右,每头能赚300-500元。养猪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劳务收入看,去年村里外出务工的有80多人。收人普遍在6000-10000元之间。今年春节期间,回流过一些,但现在滞留在家的已经不多了。只是流向有所变化。原来是去沿海发达地区工厂的多一些,今年由于沿海企业大量裁员、减薪,古云村人有相当一部分选择跟着本村在外的能人谋生活,或者一起创业,还有些在家谋业的,主要以不定期建筑短工为主,约50-60元一天。极个别村民开店、搞运输、做农产品贩运等。可以看出。受惠于国家政策、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转变,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正处在由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阶段。2008年,湘潭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80元,同比增长16.4%。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8.21平米。每百户拥有摩托车46台、彩电60台、移动电话37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7.1%。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以及甲型H1N1流感、禽流感等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受到冲击。一是自然影响。2007年旱情,全村800亩农田受灾减产。2008年初冰冻灾害,村民林木、苗木、花卉损失2万余元。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市场影响。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逐步从虚拟向实体转移,由沿海向内地递进。古云村务工人员从沿海和大城市返乡的有18人,返乡大学生9人,其中党员3人。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不是很活跃。相比去年,肉、菜、粮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农民向市场要饭的能力不稳定。三是瘟疫影响。前两年禽流感村里死鸡鸭5000多只。今年受甲型H1N1流感影响,生猪价格暴跌。目前市场收购价是每斤4.8元,而养猪成本却要5元。生猪三个多月出栏,每头要亏100元到120元,村民损失巨大。
二、惠农政策受欢迎但具体方式亟待完善
近年来,中央、省委越来越关注农村,越来越重视农村,越来越扶持农村。农业税费全部取消,“三奖一补”的力度不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中央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非常好。农民非常欢迎。但是调研中我也发现,这些政策落实过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粮食补贴环节的规范问题。一个党员自己家有3亩地,看到生产组有的人卦出打工去了,为避免抛荒,主动承接种了10亩地。但去年化肥、农药、种子价格上涨,他又不愿种了。有的农民打工回来,拿了补贴就走了。本来能种两季稻,很多农民只种一季稻。古云村的情况还好,其他个别地方出现了耕地大面积撂荒。所以“两补”资金是直接补给农户好还是直接补到种粮户好,是在种粮环节补还是在收粮环节补,有待商榷。个人认为。为鼓励多种田、多种粮、不抛荒,补贴形式应改变,选择在收粮环节补贴可能更好一些。交1000斤领1000斤的补贴,交2000斤领2000斤的补贴。这样可以防止耕地撂了荒却同样拿补贴的现象,真正起到鼓励种粮大户种粮的作用,也有利于耕地流转。当然,这有待于国家农业部门与粮食部门的跨部门利益协调。二是土地流转规范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适当流转是必要的,问题是怎么规范和引导流转的规模和形式。如果农民外面失业,回来田又没有了,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三是农村电网支撑问题。受益于家电下乡政策,古云村一些农民购买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然而村里的电网是2000年改造的,远远支撑不了用电负荷,远不能满足用电需求,线路经常出现断电甚至短路烧坏的情况。因而,家电下乡要想真正取得效果。农村市场要想真正得到激活,还涉及电力上的配套和电网的升级改造问题。
三、村干部素质结构有所改善但“双带”能力依然不强
古云村新的村“两委”班子上任后,注重在返乡大学生、致富能人以及大学生村官中发展青年党员和女党员。去年他们发展了一名23岁返乡大学生党员担任团支部书记,带动村里的青年工作。湘潭县石潭镇近年来发展了38名35岁以下的党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农村党建工作开始呈现新气象,步入新拐点。
但也应该看到,这仅仅是个开头,还没有形成鲶鱼效应,党组织在农村的凝聚力、带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培养新人要加快。农村发展了,党员发展未跟上,队伍青黄不接,村支部书记换代换血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古云村33名党员,大部分都是40-60岁。老支书58岁,现任村支书46岁。湘潭县756个村支部书记的平均年龄是43.9岁。现代农业需要现代人才,如果不抓紧培养一批扎根农村、热心公益、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70后、80后,党的建设在农村的科学发展就会遭遇瓶颈。二是作用发挥要加强。老党员不是不愿干,而是年龄大了干不了;想发展年轻的却找不到,找到了不愿干。发展了留不住。素质高的年轻人发展后出去打工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是组织设置要对接。古云村养猪业发达,养猪300头以上的有4户,但都是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差。这次H1N1流感冲击,生猪养殖损失很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组织协会,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现实要求,农村党的组织设置要适应这一变化,优化组织设置和组织形式,加大在产业链、集贸市场、服务实体、民工群体中建立党组织的力度。比如湘潭县青竹村就探索了“行业+协会+支部”的模式。
四、群众民主民生诉求强烈但思想观念有待转变
近年来,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的精神需求和政治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党委政府各部门要认真对待,积极回应。比如民主理事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维系村班子威信靠的是发东西、减工分甚至于批斗。市场经济时代,老办法行不通,硬办法不能用了,只能通过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实行群众自治、民主管理,才能树立基层组织威信、扩大影响。再如民意征询方面,近些年农村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政策落实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是改革引发的阵痛,但有的也与干部作风有关。再如民生改善方面,农村医保制度不断扩大覆盖面,农村社会保障也在不断探索,但由于我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胸怀眼光、文化环境、思维方式都难免带有小农意识烙印。以医保问题为例,就存在“我的便宜不能让你占”、“交去了的还得拿回来”的攀比现象。农村医保,政府补助60元,农民自己出20元,农民受益明显。可在实际运转中,我们发现有的农民联手不法医院、医生,采取多开多报、虚开虚报的方式,套取医保资金。比如一个感冒,在农村一般也就用几十元医药费,有的一个土方子就解决问题。但现在不同了,有的非得找关系住上院,因为住上院就可以报账,有的甚至与医生合谋弄虚作假,一个感冒100元,报账1000元。再拿200元回扣给医生,使医保不堪重负。还有像离任村支书、村主任困难生活补助,体现了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可一些不够政策标准未享受到补助的村干部总想攀比。县与县之间补助金额也相互攀比。所以我们讲群众是老师,我们永远是学生,但走在后面的农民也是有的,加强宣传、教育群众的任务还很重。一旦胃口吊得过高,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就很难避免。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很有必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加强对不法行为的监督。
作者:曹炯芳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