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差不多100年以前的论文，如Clark和Knight的文章。一篇是经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一篇是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伟大的学者总是如此，其研究能够穿透时光。再看看2009年AER和QJE，Social Capital和Trust等等方面的内容，思想史仿佛是一个轮回，经济学也难免社会科学的路径，又回到关注人性本身以及如何评价社会以及经济绩效上去了。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没有时间读中文期刊的论文，所以对于国内的学术精英显得孤陋寡闻。
       刚刚在论坛上看到了一篇发言，关于牛人的。其实，想想做学问全凭兴趣，或许不需要证明是否为牛人。牛人活在当下，再牛也牛不过Clark和Knight这样的大师，提出了能够穿透时间的问题。由此想到了以前读过的书《经济科学的性质与任务》总结的经济学的使命，希克斯写的《经济史理论》等等。发现学术的追求并非是发过多少文章，而是提出能够穿透时光的问题。我想，能不活在当下的人才是牛人。由此想到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注重实证也政策，二者都是我的弱项。我不太会写实证论文，也不懂的政策建议，数学也不怎么样。不过也算是参与吧，能够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觉得文化内生的路径依赖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运行。儒家文化可以看作主流的意识形态，即使今日我们仍然难以逃脱其中的伦理判断。所谓的“克己复礼”事实上是一种内在的伦理约束，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伦理能够替代法律的职能，这一点在Zingles（AER，2004；JEL2006）上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说明。当然，最早的思想见于《论语》，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社会选择的独裁性（而非强加性）导致伦理依赖于君主的个人人格和负罪感以及羞耻心，乾隆之后这种羞耻心就没有了。而另一方面，强加的社会选择规范替代独裁社会选择规范的失败也非常值得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居正改革的失败。虽然在此后社会力量开始逐步加强，如东林党人等等，但是明亡之后由于满清文字狱这种力量已经几乎没有声音了。于是，所有的知识等等遵循这种内生性的路径依赖，直到目前。
       其次，历史上的改革评判问题。我们以前多关注于政治评判而不是经济评判。政治可能与权利的获得有关，经济与活在当下的人的福利有关。政治和经济并不是一回事，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比较有名的张居正改革，是否真实的起到了提高经济绩效的作用以及士大夫阶层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可能的结果是，剩余收益权增加了，但是剩余控制权减少了，用剩余收益权赎买剩余控制权面临着失败的局面。与此相关的是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而部分控制权归经理人所有，剩余收益权购买剩余控制权成功了。可能，权利在决策者心目中权重并不相同，心理敏感程度也不同。于是衍生出的不同现象。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决策过程和经济决策过程权利的界定并不相同，而游走在其中的所谓“政治联系与公司融资”所反应的是额外的租金。
        最后就是人性假设。不得不承认中国内生的人性假设包含了利他和距离的成分，这一点在《周礼.载师》中关于利息率的判定就可以窥豹一斑，而有限理性最直接的就是《论语.学而》和《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但是，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不少对这些问题不是很熟悉，而国内太注重研究的规范性和实用性也忽视了这些问题。当然，国外的研究如LLSV（1997，AER P&P）对宗教与信任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他们文化本源的问题，我们却没有这么敏感。
        因为最近正好要结合中国文化写一篇代理成本的论文，写个小论文先预热一下，顺便供大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