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众多因素在城市地理空间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作用，但城市化进程只是在近现代才得以跳跃式发展。这并非只是巧合，其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扩张产生的空间效应。资本必然要扩张，形成对空间和时间的无节制需求，从而激发一系列急剧膨胀的空间扩张链，而城市只是其最中意的舞台。然而，资本扩张动力既是城市规模、构造和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积极因素，也是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幕后黑手。这些负面，不仅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成为资本扩张本身的制约因素。该文通过对资本扩张与城市发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内在机理的揭示，指出引导和利用资本、防止资本机制蔓延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资本悖论，空间效应，城市问题，城市发展
    穴居、采集和渔猎生活为古人活动的主要空间，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才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城市诞生，1800年的世界城市化水平也只有3%。人类经历了漫长而缓慢的城市化过程，为何能够在近代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跳跃式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地貌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近代产业革命、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是同步出现，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资本诞生以后，其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产生不断扩张的空间需求，是现代城市空间扩张的深层动力。
    一、城市空间变迁的多重因素
    城市基于人类特定的内在需求得以现实化，而城市发展又被社会历史中不同的现实基础所限制。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多方面因素发挥作用。
    1.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对于城市的形成，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当地理条件有利于城市的空间发展时，会在城市发展机会成熟时，促进城市的空间发展；而地理条件的先天不足，则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限制城市的空间发展。然而，地理条件在城市的空间发展史上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其决定城市发展往往要结合其他因素。
    2.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从一开始就对城市的形成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伴随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生，由于“人天然具有自利心，为了实现自利目的，便自然产生了与他人的交易倾向，……”（鲁品越，2006）。交易场所称为“市”，集市是城市的原始和低级形态。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空间趋于固定，人类为保护自身和财产的安全，筑墙挖沟形成“城”。交易和保护的需求是城市形成的原始动力，并且始终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出现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但是，如果没有其它的动力，城市可能不会脱离其原始和低级形态。
    3.军事因素。城市空间在掠夺和反掠夺基础上得到发展。早期社会的低水平生产力，使得凭借武力对物质资料和劳动力的野蛮、直接的掠夺，成为解决人类欲望和客观生产力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军事扩张带来人口的增长，城市居民在获得保护的同时，也为统治阶级的军事需要提供战斗人员。人口、物资的增加可以进一步壮大城市的军事力量，继而带来城市的兴旺，而城市的衰败也往往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在某一区域内存在较多数量具有相同领土要求的政权组织时，军事功能需求往往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表明这种情形在以城邦为基本单位的国度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4.政治因素。阶级的出现和阶级社会的形成，使得城市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交易的场所和防御外族入侵，主要在于更好地保障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当城市不再直接面对掠夺和反掠夺的军事需求时，城市的空间发展在城市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时候得到了加强。城市的空间扩张往往得益于具有权力象征的统治者居住地和祭祀场所的兴建，政治功能的诸多派生需求在这一时期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力量，包括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
    二、现代城市空间变迁的深层动力
    1.城市提供资本扩张的空间需求
    资本扩张的过程，一方面作为空间向度上的直接性需求提出，引发了在资本扩张运动的每一个过程中，现有空间的局限性和资本扩张所要求的不断加大的空间需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扩张的过程，又是由于时间向度上的间隙性而表现在空间上的需求转换。“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孤立与分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城市的诸多有利条件，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天然的舞台。
    （1）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能够为资本扩张运动的转化过程带来便利。“大城市和市区的存在，是由于它的空间集中形式有利于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伊特韦尔等，1996）。首先，从资本的组织生产方面来看，城市本身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而且企业的存在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前来谋求就业，劳动力的供给充裕，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还会使劳动力价格变得低廉。同时，企业的集中带来原材料需求的集中，以及城市选址上对交通的便捷性考虑，使得原材料的供应丰富并且相对低廉。其次，从商品向货币转化的过程来看，资本的扩张要求转化的顺利性，这就需要与之对应的商品需求量，稠密的人口使城市成为天然的商品消费地，为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提供了保证。最后，从资本运动的周期来看，生产和流通就近市场，不仅可以为生产者节约商品的运输成本和信息的收集成本，而且由于时间上的节约，可以缩短生产周期，加速资本的周转，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剩余价值总量。“正是由于这些关联的存在，生产的空间集中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延续下去”（藤田昌久等，2005）。
    （2）现代城市有利于资本积累加速资本扩张。城市经济的高度集中，现代城市繁荣的金融市场，资本的大规模运作具有实现的基础，从而使资本积累在数量上得以保障；同时资本扩张在资本量上的需求，也促进了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
    （3）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务为资本扩张提供便利或节约成本。交通网络的建设，提供了雇用人员的通勤、原材料和商品运输的便捷和成本的节约；教育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科研工作的展开，使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就地转化为生产力；市场信息的完善，增加了商品信息采集的速度和准确性。城市规模越大，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就越低，就越有利于资本的扩张（茅于轼，2000年）。
    （4）城市拥有资本顺利扩张所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纽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契约的实施，提高私人投资者获得信贷的能力；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能够增强民主治理的水平（阿尔蒙德和韦尔巴，1963），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和诚信（普特南，1993），提高经济政策的绩效（伊斯特里和莱文，1997）。（参考：格鲁特尔特、贝斯特纳尔，2004）城市人口数量的众多和类型、层次的丰富性，使可动员的社会资本在量和质上都得以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增加了人们之间认知与合作行动的数量；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短以及信息搜集的便利性，增加了行动的质量。
    （5）城市上层建筑为资本扩张提供意识形态上的保障。文化、教育、艺术、宗教、政党等活动在城市中的集中开展，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作为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存在的资本以及其运动形式，渐渐成为社会的追求目标，进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体现并得以巩固。
    2.城市空间扩张的实现途径
    资本扩张形成现代城市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力，城市空间地理的变化，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链中诸多方面发展的连锁反应在城市地理上的现实体现。
    （1）资本扩张的生产需求形成的城市空间扩张链。资本扩张对生产空间的需求增加，包括新增机器设备、新建厂房、办公和存储场所等。生产的扩张是前向关联的，生产资本的扩张使得对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需求的增加，引致投入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生产的资本扩张，同样会带来用于这方面的生产、办公场所的增加。生产的扩张也是后向关联的，生产扩张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人口前来就业，促使城市人口增加，从而使消费品的需求扩大，进一步促进生产的扩张。
    （2）资本扩张的生活需求所形成的城市空间扩张链。资本扩张导致对劳动力雇用增加，城市人口的增加产生新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多方面的，新增需求的每一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空间上得到体现。消费的地理空间的扩张，首先表现在居住空间的扩张上，城市要容纳更多的人口，就必须有新的空间以提供新的住房；还表现在对更多物质产品，以及文化、休闲、娱乐和交往等方面的需要上，刺激相关行业的空间扩张。
    （3）资本扩张的服务需求形成的城市空间扩张链。生产和消费离不开城市基础设施的保障。生产使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生产出的商品运输，以及劳动力的通勤、消费者的路途往返、人们之间的交往对城市交通的要求等等都随着资本的扩张而提升；学校、图书馆、培训机构，公园、市民广场、小区绿地，各种能源供应机构、公共卫生部门等，都要相应发展。同时，资本扩张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市政府的财政税收得到增加，保证了城市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呈现出空间扩张的正向激励。
    3.资本扩张的空间效应
    （1）空间的集聚与膨胀。资本在增殖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存在着空间要求，现实空间资源的稀缺，促使资本扩张对城市空间立体化渗透、全方位扩张，以资本的再生产空间来取代每一个现实地理的变迁。空间的区位价值是资本考虑的首要因素，城市的中心地带成为资本争夺的重点。资本这种扩张形式，在原有的企业用地上拆除旧的厂房和办公楼，或者是征集或兼并周围零散公共用地、弱小资本的生产、办公用地，以及居民低矮的住所等，就地取代以密集的、高层的建筑，体现了城市在垂直空间上的扩张。然而中心地带的土地资源稀缺性，以及土地租金的日益昂贵，产生空间扩张的另一种形式，即征用原有郊区或农村土地，从而使城市的地理空间在水平方向延伸和膨胀。
    （2）空间结构的扩张与离心力。资本扩张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张，城市空间布局发生变化，城市郊区地理的重要性上升，形成城市空间结构的离心力。这种作为整体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扩散方式，体现了城市空间扩张之外的分离。离心力除了土地稀缺导致的替代方案的因素，郊区地理的成长期因素“口上政策的支持，通常会吸引扩张资本的目光，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也使得郊区或新城区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这种离心力与聚集经济产生的向心力，在城市地理中交织作用。
（3）聚集经济的空间单调性。资本扩张一方面在客观上满足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在毁灭着城市空间的多样性。资本扩张是形成城市商业中心繁华的重要因素，而正是这“繁华”成就了其典范作用，成了城市中其他空间在聚集时竞相复制的对象。聚集经济的存在，使得相同的功能在空间上汇聚，有自发形成的，也有城市规划部门精心设计的。空间在功能上的突出固然可以更好地发挥其聚集经济的效用，然而无限制地模仿和过度地聚集，必然会遏制其它空间功能的发展，使得该地区的空间在视觉上、功能上变得单调，同时越发明显地分离于周围地区。
    （4）空间功能的分离与失衡。资本扩张无疑会强化和多样化城市空间功能，如中心商业、商务区的繁荣和功能多样性，又如立交桥、隧道、轨道等交通地理，多方位、立体化且高效率。然而土地稀缺性和建立在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资本逻辑，造就了利用不平衡和城市空间功能的失衡。获利能力较高的资本具有城市空间的优先选择权，其它资本则依据不同的获利能力，选择与所能承受的对应空间。土地租金从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规律，决定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以一个个近乎标准的“同心圆”分布，形成一道道空间功能的跨越障碍，在创造一些空间功能的同时，却遏制了另外的一些功能。另一方面，空间功能多样性的缺失不仅是空间分离过程的副产品，也是单功能空间聚集时无法避免的直接后果。而且空间分离后的完善、即多样性的恢复需要时间，无法避免一定时间内的空间功能缺失。
    （5）时间需求的空间效应。资本扩张依赖于现实的空间，而并非是抽象的“点”。聚集经济实现前、后向关联以及时间节约性的满足，是以空间的拥挤和膨胀为代价的，并且现实空间和功能的分离也无法依靠“点”与“点”的无缝连接。资本扩张在空间需求上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尽可能地构建其空间，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去空间化”。“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0）。于是，“资本被看作具有两面性地精心策划着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学的长期性相互作用，先是借助时间效能竭力消灭不肯妥协的有关空间的社会物理学，结果只是又回过头来收买时间，以求从自己原先力图超越的空间性中幸存下来”（苏贾，2004）。
    三、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
    资本扩张的空间效应对于现代城市地理变迁的巨大推动作用，并非出自资本的本意。资本的贪婪本性导致城市空间的过度扩张，必然带来诸多城市问题——虽然这似乎是空间扩张与治理的不一致，然而，城市问题形成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过来也会在诸多方面制约资本的扩张，演绎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扩张悖论”。
    1.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
    资本无限制的扩张需求，贪婪地掠夺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城市空间、人口规模随着资本扩张激增，自然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其蕴藏量是有限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通过资本“机器”，变成废气、废水和垃圾排放出来，毒害生态环境。温室效应、水资源危机和城市垃圾危机越来越严重，生态链越来越脆弱，将人类的生存环境推向极限。资源和生态不仅影响城市发展，也是资本扩张的关键因素。首先，资本扩张推动城市空间功能多样化发展，也体现了资本扩张的多样性需求，二者都需要自然资源的有效供给。自然资源供应不足产生资本扩张的“瓶颈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摧毁资本需求的多样性。现代经济的高度相关和依赖，单个资本不可能离开其它资本而单独发展。其次，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使其稀缺性骤显，资本扩张成本上升，同时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高昂费用也必然会形成间接成本。最后，城市空间土地租金的中心一外围递减规律，决定了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空间排布；自然资源市场配置的既有流向，造成自然资源在不同用途资本中分配上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使资本中的“弱者”处于不利地位，非盈利部门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无法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资源配置，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全面和平衡发展的。
    2.资本扩张的“社会悖论”
    城市空间中心分离的过程伴随着城区发展的不平衡，新城区的兴起吸引人口和资本大量迁移。国外许多城市的实例表明，旧城区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稀薄地带”，而是被外来人口和城市贫民填充，形成所谓的“城中村”；源于空间价值和空间稀缺性，“城乡结合部”现象是城市地理水平扩张过程中的边缘性产品。“城中村”中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持越来越得不到资金保障，居民平均收入下降，房屋日趋陈旧，环境卫生日益恶化。“城乡结合部”中遍布简易建筑，还要面对人口的高流动性。居民住宅密集区白天“空巢”现象严重，商业中心则晚上仿佛成为空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使人际关系越来越淡化；城市新“移民”和暂住人口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人们的交往范围的封闭。公共治安管理盲点不可避免，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而邻里之间的陌路关系，使得安全预防和及时制止变得困难。空间功能失衡引发人力资源的需求片面性，区域人口技术摩擦和空间流动问题则加重失业问题。这些不安定的因素，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反动，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秩序将遭受破坏，造成社会危机。
    3.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
    （1）要素需求问题。自然资源的就业率与在资本支配下的自然资源数量成正比，与自然资源的蕴藏量成反比，资源问题扼制资本扩张的命脉。资本扩张加剧土地稀缺，设置了自身扩张的空间障碍。劳动力“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但城市的空间分离使劳动力居住地趋向分散化，空间功能的分离和失衡使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结构趋于片面化，交通问题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障碍。资本扩张的要素需求，不仅可能面临数量上的减少，也将遭受质量上的下降。
    （2）资本运动周期问题。“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并且“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及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资本运动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各类空间的有机结合。城市空间功能失衡本身就是资本形态分离的特殊表现，某一空间区域资本形态的特殊性彰显，恰恰是以压倒性优势否定了其它形态的资本。城市交通问题则加剧了空间转换和连接障碍。一方面，“连接线”上流量的增加使平均拥有道路面积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资本扩张仍念念不忘对一切空间的侵占。这种空间距离的实质性扩大，通过对运动周期的影响，限制资本扩张的顺利实现。
    （3）资本成本问题。首先，土地租金价格日益昂贵，自然资源稀缺问题以及由交通运输问题带来额外成本，劳动力成本面临劳动者的居住和通勤成本增加。其次，人口的高流动性和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加大，影响交易成功率，并且为保障交易成功率需要额外的成本。土地稀缺性和现有分布，使得“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资本扩张往往会伴随着高昂的交易成本。最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需要高昂的预防和治理费用；贫困问题、治安管理和交通等问题，将作为资本的间接成本，最终仍来源于资本企业的利润。
    四、城市发展中资本扩张的正确路径
    不可否认，资本扩张是一把“双刃剑”。资本扩张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城市的地理空间在资本扩张的驱动下呈链式发展。然而推动城市发展不是资本扩张的意图，资本扩张以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然而资本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资本有其自身优势，正确引导它为城市建设服务，完全可以做到“双赢”。
    （1）资本在生产组织、产品制造和商品销售等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其空间创造能力的优势。生产扩张的前向关联，引致如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生产的资本扩张；后向关联，即使更多劳动力雇佣产生更大的消费品需求，从而进一步刺激生产扩张。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的生产创造力优势，一方面用合乎人们需要的需求引导，另一方面激发资本扩张对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为城市公共事业服务。
    （2）城市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资本具有强大的聚集资金和劳动力的能力。从利润的角度对资本加以引导，一方面可以利用资本扩张的成功，扩大对这部分民间资金的规范和使用；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税收机制，在资本扩张获得利润增长中，获取更多城市建设资金。
    （3）科学技术对资本扩张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技术革新的迫切需求促进资本技术优势的积累。利用资本对新兴工业原料和新型能源的需求，可以大力提倡环保概念。鼓励资本把技术优势用于交通设施建设，发展现代电子通信技术等，对解决城市交通等问题有好处。采取严打和鼓励相结合的办法，迫使资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加入到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预防和治理中去。
    （4）城市是消费中心，不仅表现为个体的消费，也体现在“集体消费”（卡斯泰尔斯）上。消费文化是资本扩张主义所主张的重点内容之一，充分利用资本扩张对产品实现的迫切需求，可以引导资本为正确的消费观念服务，真正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5）资本扩张拓展出更大的就业空间，政府可以采取相关鼓励政策，引导资本企业对特殊群体的人员使用，如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有利于维护人民安定和社会和谐。
    （6）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具有强烈的自身危机意识。资本不仅要设法充分利用需求，也要有创造需求的能力。因此，资本扩张路径在验证城市发展方向、检验发展成果方面，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同时也能预防重复和浪费。
    “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的利益来指导当前的任务。资本扩张和城市发展，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单纯依靠单方的“悖论”来“自然调节”，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不能只看到资本扩张的动力对城市空间重构的积极作用而不加以约束；也不能只看到资本扩张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消极作用，而一味地加以限制。合理引导和利用资本，防止资本机制蔓延，才是唯一正确途径。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王劲松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