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2月03日 16:24:03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２月３日电（记者　李亚彪　岳德亮）虽然喜庆的中国传统春节临近，可浙江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眉头却没有完全舒展，许多企业界朋友来电，询问新的投资渠道在哪里。
    “电话那边的声音都比较沉重。”周德文说。近一年多来民间资本跌跌撞撞的遭遇，让这位长期为中小企业奔走呼吁的学者型会长陷入困惑。
    中国民间资本在境外的处境并不乐观。２００８年，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让温州市民资损失数十亿元人民币；温州民间资本在迪拜的楼市被套资金达十几亿元人民币，资产大幅缩水。
    事实上，对民间资本打击最大的是境内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浙江商人在盛产煤炭的山西省投资４５０多家煤矿企业，投资总额超过５００亿元人民币，几乎都是民间资本。
    投资者没料到的是，山西省去年对煤炭产业的一场大整合，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位温州人在山西临汾购买了一座年产３０万吨的煤矿，投入２亿多元人民币，在整合中被评估后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不及投资成本的三分之一。”周德文说。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育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民间资本扩张最迅速的区域之一。早在２００１年，大批温州人投入近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组团进入北京、上海、杭州购房。２００２年中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收购山西省半数的煤矿；当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时，温州３０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进入新疆收购棉花；２００７年石油涨价，５０亿元人民币的温州民资进入中国西部收购油井；近一段时间，海南岛又吸引大量民间资本前去投资。
    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积累了无法统计的民间资本，可这些财富却为持有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以浙江省为例，据多个机构调查，当地民间资本近１万亿元人民币，浙江人极强的投资意识加上资本逐利的本性，让民间资本的扩张格外引人注目。然而，近一年来的民间资本在国外以及境内受到的多次打击，让资本所有者在寻找新投资目标时感到彷徨不安。

“巨量资本如果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容易流失。”在杭州市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副董事长的朱新风说。
    中国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浙江省在过去３０年间，不断积累的民间资本由于没有投资渠道，有相当一部分以“地下钱庄”、民间“台会”、民间借贷或集资等形式出现，在合法与非法间进退游离，吴英案无疑是这一形式的延续。
    面对“地下金融”市场的存在，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组建，然而在准入门槛与激励机制方面还有调整的空间。
    浙江省民间资本在中国乃至全球投资活跃，尤其是温州市的民间资本被人们用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
    现在投资者已感觉到，民间资本集中时间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扩张性流动，虽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确实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风险难以控制。
    浙江省政协委员薛佳平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尽快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引导民资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遏制民间资本盲目运作。
    杭州市就在全国较早地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创办创业风险投资企业，投资符合产业导向且处于初创期的企业。
    多位研究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在２００９年虽然出现回暖迹象，但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与信贷拉动的结果，这显得单一而不稳固。未来形势能否持续向好，民间投资的大规模重启显得非常重要。
    ２００９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不仅仅是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财政投入还要带动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
    更多人士认为，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健全民间投资的服务体系。
    ２００９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发展时，强调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