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也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本文考察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东亚8个开放经济体的影响，结果显示，东亚经济大约有18%的波动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冲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东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由于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汇率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不相同。总体看，这些冲击持续的时间大约在15个李度。　　关键词：经济波动，东亚经济体，结构VAR
　　一、导  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爆发以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这场危机不但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同时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对于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经济联系的东亚来说尤为如此。
　　东亚已经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影响。受美国经济减速影响，东亚对美出口已经出现增速下降趋势。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和韩国对美商品出口增速分别较2006年同比下降了6.5%和0.9%，东盟10国整体更是出现了0.2%的负增长。2008年上半年，这一趋势亦未有明显改观。受此影响，2008年上半年，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的经济已经出现减速兆头。美国经济波动也令东亚的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反应早已脱离东亚的实际经济情况，紧随美国三大股指不断下跌，从2008年年初到9月底东亚各股市股指跌幅从20%～60%不等，这其中尤以中国为甚。
　　东亚的大部分经济体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便逐渐开始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一直被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成功的典型。东亚在贸易、金融等各领域都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但体现在东亚区域内务经济体之间不断增强的贸易与金融关系上，也体现在东亚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尤其是与美国经济的联系上。东亚与美国的联系（并不限于经济）由来已久，美国是东亚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同时，东亚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地区，也是美国最大的公债持有者。二者紧密的贸易与金融联系决定了美国经济波动必然会对东亚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量学者也从实证方面证实了这一结论。在实体经济方面，Chow和Kim（2003）通过构造一个全球产出（以美国代表）、区域产出（以日本代表）和国内产出三变量的VAR模型，测算了美国产出对东亚7个经济体的冲击影响。研究发现，大部分东亚经济体的产出受各经济体内部冲击的影响最大，而来自美国冲击的影响虽然小于国内冲击的影响，但是要远远大于区域冲击的影响，这说明，即使对于已经展开紧密区域合作的东亚来说，美国经济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在金融方面，Jeon et al.（2005）、Kim et al.（2005）的研究也得出了东亚金融市场与美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了美国经济波动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关于经济波动对于经济影响的研究最先主要集中在国内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上（Blanehard和Quah，1989；Shapiro和Watson，1988）。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展开，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关经济冲击的波动来源也扩展到国际领域，并开始探讨冲击的国际传播渠道（如Backus et al.，1993；Baxter，1995）。在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可以作为外部冲击（或世界冲击）一个良好的替代指标，例如，Kim（2001）考察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七国集团中除美国以外六国的影响；Canova（2005）考察了美国经济波动对拉丁美洲的影响；等等。
　　本文以东亚8个经济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我们研究范围的确定一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另一个条件就是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假设。我们假设东亚8个经济体均为小型开放经济体，这里唯一要说明的是中国。我们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尽管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246619亿元，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出口导向型的，2007年中国对外开放度达64%。其次，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总量，但是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度依然很低。事实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政策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中国视为小型开放经济体。
　　本文认为美国影响东亚经济的主要途径是贸易和金融渠道，并考察美国经济冲击通过这两个渠道对东亚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分析经济冲击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的传导机理，并描绘了美国与东亚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典型事实；在第三部分，采用 Blanchard和Quah（1989）结构冲击的分解方法，给出了用于进行结构冲击分解的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给出我们的结论。
　　二、美国对东亚经济冲击传导：一些客观事实
　　尽管国际冲击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贸易和金融领域应该是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Canova和Marrinan，1998；IMF，2001）。随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两种渠道，在宏观经济方面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IMF，2001）。
　　在贸易领域，国际冲击将通过外部需求冲击、技术冲击和贸易条件波动进行传导。首先，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商品出口地，它们的需求变动将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这包括由进口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转移以及由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引起的学习曲线效应。最后一个渠道是贸易条件波动。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品一般都是缺乏弹性的初级商品或中间产品，因此贸易条件的波动对于这些经济的影响非常明显。
　　在金融领域，主要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以及金融资本大规模、频繁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开始成倍增长，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同时，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使得世界利率水平的微小变动、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些许改变等都会引起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这种资本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具体地说，美国影响东亚经济的主要渠道为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
　　1.贸易渠道
　　对来自贸易渠道的3个冲击（外部需求冲击、技术冲击和贸易条件波动）中，外部需求冲击表现得最为直接与明显。
　　东亚大部分经济体对外高度开放，中国香港、新加坡近年来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都在300%以上，即使像中国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7年其对外贸易占GDP比例也达到64%。因此，对外贸易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是东亚经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866.8亿美元，美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1717.30亿美元，美韩双边贸易额达到822.69亿美元。另外，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美国与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3年美国就与新加坡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4年1月起正式生效。2007年6月，韩国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也与美国开展了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同时，美国也积极展开同东盟的合作。早在2002年美国政府就提出要在5年内与东盟10国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6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与东盟10国的经济部长进行了会晤，并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美国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对美贸易一直在东亚各经济体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1993～2004年，东亚8个经济体对外贸易近1／5是与美国进行的。但是，这种紧密的对美贸易关系在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东亚经济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需求衰退，这将无可避免地通过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2.金融渠道
　　美国经济波动通过金融渠道对东亚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与东亚之间保持着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就是伴随着资本流动，美国与东亚金融一体化的深化。
　　东亚与美国保持紧密的资金流。一方面，东亚对美贸易获得大量贸易盈余，然而，由于东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这些贸易盈余不但没有转化为本地所需的经济发展资本，反而大部分又以美元形式重新流回到美国。这从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国政府债券的购买或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可以窥见一斑。东亚经济体持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储备，它们历来也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买家。2008年5月东亚5个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总量占外国持有总量的25.6%（表2），如果再加上东亚其他经济体，这一数字至少会达到50%。资金流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些通过各种形式流回美国的资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其他高盈利资本形式再回流到东亚。2007年底美国对东亚8个经济体对外投资头寸（DIP）达2329.18亿美元，当年流入到东亚的资本规模233.1亿美元。

　　一系列的资本流动促进了东亚与美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一个直观的反映是东亚各经济体资金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趋同。从图1可以看出，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资金利率大幅差异之后，2000年之后，东亚资本的利率水平明显表现出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相似的收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东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受美联储的影响越来越大。

　　之所以东亚与美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金融联系，Kim et al.（2005）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出于证券投资分散化（风险分担）的动机，为了分散风险，亚洲国家更多地将金融资产进行全球配置，以避免由于区域内金融资产高度相关而带来的风险传播（如亚洲金融危机）；二是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缓慢，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长期的金融压抑，使得东亚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东亚金融发展的要求，从而不得不转向全球金融市场；三是由于东亚的货币与汇率制度（事实上的钉住美元与“浮动恐惧”），东亚经济体之间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偏低，而倾向于与美国金融市场保持紧密联系。
　　三、实证模型
　　为了测量美国经济冲击对东亚的影响，我们采用结构VAR（SVAR）冲击分解的方法。Blanchard和Qiah（1989）首先利用结构VAR来对美国的经济冲击进行分解，随后这种方法被不断扩展，并应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Zhang et al.，2001）。目前，结构VAR已经成为对经济冲击进行分解的流行方法。
　　在介绍SVAR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条件。在第二部分我们认为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为了更好地测算它们的影响，我们假设贸易渠道主要通过美国产出（y*）的波动来表示，而金融渠道主要通过联邦基金利率（r*）的变动来表示。这是因为，一国产出可以代表一国对外部需求的大小，美国产出的变动（包括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等）就可以表示成对东亚外部需求的变动，它将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到东亚经济体。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主要的货币操作工具，作为一个准世界银行，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任何调整都会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我们将东亚经济体内部经济变量限定为4个：产出（y）、利率（r）、汇率（e）、价格（p），它们一起大致可以描述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情况。我们对东亚与美国的6个经济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令xt＝（Vy*t，Vr*t，Vyt，yrt，yet，Vpt）T，建立如下SVAR模型：
   
　　其中，εt＝（εty*，εtr*，εty，εtr，εte，εtp）T表示为各个变量的结构冲击，且E（εt，εt’）＝Ik。εty*，εtr*分别表示来自美国贸易和金融渠道的冲击，εty代表国内的供给冲击，εtr代表国内的货币供给，εte和εtp代表国内的需求冲击，可以将（1）式转化为滞后算子形式：
   
　　其中，B（L）-1＝A（L）。由于结构冲击向量εt并不能直接由SVAR估计得到，我们转而估计xtVAR的简化式，通过简化式的残差来求得结构冲击向量。我们令μt（μy*t，μr*t，μyt，μrt，μet，μpt）T表示简化式的残差。则xt的简化式VAR可表示为：
   
　　我们令μt＝Cεt，C表示转化矩阵，因此只要我们求出C，通过εt＝C-1μt便可以求出结构冲击向量。由式（2）和（3）我们可以得出A（L）＝D（L）·C，我们可以通过对A（L）施加约束条件从而求出C。
　　我们采用Blanchard和Quah（1989）的方法，对SVAR施加长期约束条件。由于模型共涉及6个变量，所以需要6x（6-1）／2＝15个长期约束条件。约束条件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来自我们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假设，这个假设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变量不会影响美国经济变量，例如，东亚经济体的利率水平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出与联邦基金利率，这将产生8个零约束条件。第二，来自于变量长期的经济意义。（1）长期情况下，只有供给冲击影响产出水平，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为0。这将产生4个零约束条件，包括联邦基金利率对美国的产出影响为0；东亚的利率、汇率、价格对东亚的产出在长期影响为0。（2）由利率平价条件可知，利率会影响汇率，而汇率对利率的长期影响为0；（3）由于我们汇率选取的名义汇率，所以价格对汇率的长期影响为0；（4）价格对利率的长期影响为0.根据以上约束条件，式（2）可以重新表达成式（4）：
   
　四、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选取东亚8个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范围一致。产出（y*，y）分别以美国和东亚8个经济体的GDP来表示，美国利率（r*）以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表示，东亚各经济体的利率（r）除了中国以银行利率表示外，其他东亚经济体都以货币市场利率表示。汇率（e）为名义有效汇率，之所以选取名义汇率，是因为实际汇率中已经包含有价格因素，这将破坏结构VAR的适用条件。我们选取各经济体的消费价格来表示价格（p）。其中，中国 GDP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新加坡GDP数据来源于新加坡统计局的统计月报（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其他经济体的GDP数据以及所有研究对象的利率数据、价格数据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样本期为1994～2006年，我们采用季度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将所有指标取对数形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均为平稳变量。
　　1.方差分解——测算各种冲击的重要性
　　通过构造的结构VAR，我们可以进行各个变量对结构冲击的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而来评估不同结构冲击对于经济变量的重要程度。通过这种工具，我们可以在数量上测算出美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内部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测算的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以15个季度之后的影响作为我们长期影响的结果。

　　从总体上看，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变量受国内冲击的影响最大，这与其他学者的结论一致（Hoffmaister和Roldes，1997；2001），即使是再开放的经济体，国内经济冲击仍将是最重要的冲击。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东亚经济体内部冲击对自身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在82%左右。
　　尽管经济波动大部分的影响来自国内，但是从总体上看，仍有18%的波动来源于外部（美国）。具体到各个经济体与各个变量情况又有区别。我们首先来看各个经济体的情况。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受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在27%和25%，其次是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受美国影响的平均程度在18%左右，而其余3个国家的平均影响程度在12%左右。
　　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经济体的大小，经济总量越小，抗经济干扰能力相对就会越弱，而经济总量越大，则对经济冲击的平滑能力就越强。例如，中国香港产出受到美国冲击的影响近35%左右，而美国经济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却只有14%。第二，汇率制度的差异，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地缓冲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东亚8个经济体存在着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这可以与表3形成对应。实行货币局制度与管理浮动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受到外界冲击的影响最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实行的是自由浮动制度，其受到的外部冲击响应就小一些。当然，应该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如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等。而之所以出现外部冲击对不同经济体影响不同，可能是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
　　从冲击不同的传播渠道来看，除了韩国以外，其余7个经济体受到来自贸易渠道的冲击要明显高于来自金融领域的冲击。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东亚贸易自由化进程要快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前面提到，在整个东亚区域内，都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而在金融方面，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对金融自由化明显放慢了脚步，甚至出现倒退（如泰国）。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从各个变量的受影响程度来看，对于大部分东亚经济体来说，价格因素受到来自美国冲击的影响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驳斥前几年流行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以及不久前的变种“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论”。我们的实证显示，东亚的价格水平受到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最大，特别是近来美国无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坚持实行弱势美元政策，迫使其他国家为其国内经济调整承担成本。
　　2.脉冲响应函数——测算各种冲击的影响效果
　　方差分解是测算不同经济冲击的影响程度，而脉冲响应则可以测算一个内生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可以测算出美国冲击对于东亚经济体的影响效果以及期限长短。在此，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美国冲击通过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体产出的影响，以及通过金融渠道对东亚经济体利率、汇率和价格的影响，而其他变量之间的影响我们在此并不给出，结果如附录所示。
　　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大约15期（季度）之后，外部冲击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基本趋于0，这也是我们方差分解选择滞后15个季度的主要原因。从贸易渠道对东亚产出的脉冲效应来看，除韩国外，来自美国产出的波动会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产出产生一个正向影响，大约在3～4个季度后，这一影响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在短期内，美国产出的正向变动会增加对东亚产品的正向需求，从而促进东亚产出的增加。
　　从金融渠道来看，除菲律宾外，联邦基金利率的正向变动会促进各经济体在短期内提高利率水平，这说明在短期内，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受美联储的影响非常大，而随后各经济体利率变现出不同趋势，说明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波动对各国的汇率影响不一。在短期内，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表现出贬值趋势，而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则表现出升值趋势。但是大约2～3个季度后，这3个经济体也表现出贬值趋势，这说明，随着美联储利率水平的提高，各经济体货币会出现对美元贬值趋势，这与经济理论是吻合的。与汇率相类似，联邦基金利率的波动对各国价格的影响也表现不一。在一个正向联邦基金利率的冲击下，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短期物价水平出现上升趋势。而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的物价水平则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从2～5季度开始，利率波动对这5个经济体的价格又表现出正向冲击影响。
　　五、结  论
　　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方面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外部经济冲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考虑因素。
　　本文考察了美国经济冲击对东亚8个经济体的影响。美国是东亚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同时也与东亚保持着紧密的金融联系，通过这些联系，美国经济已成为东亚经济体越来越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我们的实证显示，东亚经济体大约有18%的波动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影响。从传播渠道来看，来自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来自金融渠道的冲击，这是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要快于金融自由化。同时，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美国产出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在短期内会对东亚各经济体内部经济变量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美国产出的变动会对东亚经济产出产生一个正向影响，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会促使东亚各经济体利率的提高。而美国利率的波动对东亚经济体汇率和物价水平影响，各经济体表现不一。大约15个季度之后，美国冲击对东亚各经济的影响基本消失。
　　次贷危机已经逐渐转为一场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危机的爆发说明，世界经济的波动来源不单来自发展中国家，也会来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因此，对于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来说，要加强关注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对自身经济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波动再一次向东亚敲响了警钟。为了克服外来经济波动对于自身的影响，东亚除了要加快各经济体内部的改革外，另一个紧迫而必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推动和加强东亚经济合作，这将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下趋利避害的最优选择。
　　参考文献
    [ 1 ]  Chow，H. ，Kim，Y. A Common Currency Peg in East Asia？Perspectives from Western Europ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 ，2003（25）：331-350.
　　[ 2 ]  Jeon， J.， Oh，Y.，Yang，D. Financi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Regional or Global [J]. KIEP Working Paper，2005：05-02.
　　[ 3 ]  Kim， S.，Lee，J.，Shin，K. Regional and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global imbalances and Asian Financial Markets， September，2005， UC， Berkeley.
　　[ 4 ]  Blanchard，O.，Quah，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J]. The American Eeonomie Review，1989，79（4）：655-73.
　　[ 5 ]  Shapiro，M.Watson，M. Sources of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J]. NBER Maeroeconomics Annual，1988，3：111-148.
　　[ 6 ]  Baekus，D.，Kehoe，P.，Kydland， 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 [J]. NBER Working Paper，No. 4493，1993.
　　[ 7 ]  Baxter，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s [J]. NBER Working Paper， No. 5025，1995.
　　[ 8 ]  Kim，S.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US Monetary Policy Shocks： Evidence from VAR'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1，48：339-372.
　　[ 9 ]  Canova，F. The Transmission of US Shocks to Latin America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2005，20：229-251.
　　[ 10]  Canova，F.，Marrinan，J. Sources and Propagation of International Output Cycles： Common Shocks or Transmiss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6：133-166.
　　[ 11 ]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 Washington， DC， October，2001.
　　[ 12 ]  Cushman，D.，Zha，T. Identifying Monetary Polic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7，39：433448.
　　[ 13 ]  Bayoumi，T.，Eichengreen， B. Shocking Aspects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J]. NBER Working Paper， No.3949，1992.
　　[ 14 ]  Zhang，Z.，Sato，K.，McAleer，M. Is East Asia 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J].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2001，37.
　　[ 15 ]  Hoffmaister，A.，Rold6s，J. The Source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razil and Korea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1，23（1）：213-239.
　　[ 16 ]  Hoffmaister，A.，Rold6s，J. Are Business Cycles Different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J]. IMF Working Paper， No. WP/97/9，1997.
　　[ 17 ]  Hang，T. An Empirical Study of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J]. Mime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2005.
　　[ 18 ]  IMF. De Facto Classification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 [EB/OL]. July 31，2006. http://www.imf.org/external/np/mfd/er/2006/eng/0706，htm.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黄梅波 熊爱宗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