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自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工业反哺农业的未来战略选择是什么？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未来战略选择：反哺要素
　　反哺的前提是哺育，我国的农业如何哺育了工业？首先，农业为工业贡献的是最具价值的人力资本。农业中流出的首先是有文化、有能力、身体强壮的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才是能力低、身体差的简单剩余劳动力，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并不等于存在剩余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力资本的价值没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充分体现。其次，农业为工业贡献的是最稀缺的土地资本。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约一亿亩，每亩平均补偿5000元，被政府征用为建设用地后，每亩高达十万元，通过地价的“剪刀差”，轻而易举地将9.5万亿元的巨额资本转移到了城市。最后，农业为工业贡献的是最宝贵的金融资本。并且这种贡献还在继续着。那么，我国的工业如何反哺了农业？
　　近年来，“三农”工作的主导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所以，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现行特征就是以多予少取为基本原则的“反补收入”，即反向补贴收入。今年，国家给农民的粮食直补是151亿元，平均每亩也只有9.54元；农资综合补贴716亿元，平均每亩只有45.26元。因此，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农业为工业所做的贡献完全可以用“要素涌入”一词来概括；而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仅仅是“收入滴落”，就是农业和农村得到的是从工业和城市发展中“滴落”下来的收入。既然是滴落，数量总是有限的。农业对　工业的贡献并没有在反哺中得到应有的补偿，于是便产生了哺育与反哺的不对称，这也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是要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农业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在过去的30年里，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应该是未来潜在的市民。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必然阶段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30年，农民增收要依靠农业的现代化。
　　如何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已经论述得非常深刻精辟。其一，书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只有现代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其二，传统农业是以农民世代使用的生产要素为基础，这种偏好和状态长期以来形成均衡状态，即农业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变动。其三，要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既包括技术等物质资本，还包括使用这些物质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舒尔茨的经典论述在我国同样适用。笔者认为，如果从未来国家战略角度看，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应该从“反补收入”治标之举逐渐向“反哺要素”治本之策进行战略转向。首先，是进行发展目标的转换，要从农民增收转换到发展现代农业，因为不同的目标决定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其次，是进行反哺内容的转换，要从“补贴”收入向“哺育”要素进行转换。“哺”是养育、培养，其真正的内涵应该是某事物成长所需要的养分。工业之所以壮大起来，不仅在于自身的发展能力，还在于农业给予了它发展所必要的养分，即必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政府欲发挥反哺的作用，也要给予农业成长壮大所需要的养分。再次，要考虑“反补收入”和“反哺要素”的各自特征。“反补收入”具有阶段性特征，虽然它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但这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初级阶段的举措。“反补收入”具有局限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理论分析来看，公共财政只能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不应该也不能够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从现实的国情来看，我国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财政资金总量是有限的，而农业人口的总量又决定了平均量更是有限的；从反哺实践角度看，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实施5年以来，并没有因为财政资金的巨额投入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工业反哺农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相反，“反哺要素”具有根本性特征，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内生性机制；“反哺要素”具有长效性特征，是更高级的“造血型”的反哺机制。
　　二、反哺最具价值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从理论来看，人力资本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因为农业科技的开发、创新、转移、扩散和应用都需要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媒介；其二，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组织管理程度；其三，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需要消耗资源，在资源日益短缺背景下，人力资本却是具有无限潜力的可再生性资源。农业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其本质是：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其实依赖的是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即物质资本也需要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力资本。既然人力资本是技术、管理、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决定性因素，对其投资就一定最具价值。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和源泉，会对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实践来看，我国逐渐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劳动力增量速度逐年下降，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日益明显，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势在必行。
　　培养人力资本最根本的就是教育——基础教育与培训教育。基础教育给予的是知识，培训教育给予的是技能，而知识和技能则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在此，提出三点对策性建议：第一，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大幅度倾斜，但是，当农村的人力资源在未来成为人力资本时，会通过大学、打工等方式流出农村；第二，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化职业教育的推广，职业教育的推广旨在培养新型农民，但是，现代农业仅有新型农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技能的科技人员、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有远见的管理者；第三，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人力资本的回流与进入，人力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其生命力也在于运动，既要鼓励流出的人力资本回流，又要鼓励城市的人力资本进入。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内化于农村、驻留于农村？这就需要解决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获得等量收益的问题，政府至少要在以下四方面尽快推进改革：其一，为满足生活环境和生活保障的要求，公共财政应大幅度倾斜于农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二，为保证务农增收，建议将现行的农民综合粮补改为放开粮价：粮食短缺时，补贴生产者不如补贴消费者；粮食过剩时，补贴粮价不如补贴休耕。其三，为保证资产收益，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四，为保证扩大再生产和创业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加大信贷资金的回流力度。同时，尽快加大相关改革的力度，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形成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保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以上分析涉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政策一定要体现配套性。各项政策措施都能到位，方能发挥最大效应。“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政策与对策的系统性。另一方面，政策一定要体现前瞻性，人力资本的培育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却是未来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政策的推进宜早不宜迟。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刘艳梅 来源：《理论前沿》200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