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三个经济学研究的实例


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和贺大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我不会去讲这个模型，我会简单讲一下我们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一个观察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发生赶超的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非常平均，其实发生赶超的国家都分布在东亚，东亚社会都非常平均，经济层面上都搞过土改，在社会层面上都没有如种姓制度等这类社会禁忌，社会流动性很大；另外发生赶超的国家都有强有力的ZF。这两点是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平等能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并不是说就是唯一的解释，而是说我能不能从平等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你要给出一个新的理论，你只要解释一点就行了。我们把前面的观察联系起来，就是说平等如何通过ZF行为促进经济增长，平等是不是对ZF的行为有所影响，ZF的行为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它如何阻碍ZF采取好的政策，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存在强势的利益集团，它有能力推翻ZF，所以ZF就要对它很好，ZF要跟它结盟，要给它很多的资源，这样就会发生资源的错配。你把资源给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未必是生产力最高的人，最后你的经济没办法发展。反过来，在平等的社会中，没有哪个集团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够威胁到ZF的统治，这样的社会中ZF就更加容易将资源分配给那些生产力较高的人。这样对ZF的好处就是它自己捞的也比较多，你可以想象ZF是一个坐寇，他坐地收赃，把猎物喂的更肥大一些，这种情况下反倒更容易产生经济增长。


对文献的贡献就是，给出对中国经济增长从平等到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解释。在文献中，就与 Joan Esteban 和 DebrajRay 他们在AER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民主政体影响ZF主要是通过游说。他们的模型其实是一个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ZF决定给哪些人资源，但是他们不知道哪个集团的生产力更高，这是一个私人信息，这些集团就会发送信号。谁更容易发送信号呢？往往是那些财力更雄厚的，因为他财大气粗，有财力去游说ZF，ZF就会把更多的资源给他们，这样就会发生资源的错配。我们等于是给出了一个非民主制度下的解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高收入差距并存的问题。你把资源给了能力比较强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收入的分化。我们的模型选择一个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和马尔科夫均衡（Markov Equilibrium）。发表之后我们现在还在改进，希望不用重复博弈，把经济增长给写进去。现在的模型没有经济增长，主要是一个横向的比较，如果把经济增长写进去，就要有资本的积累，一旦有资本的积累，写模型就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