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青蓝
萨缪尔森12月13日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黯然神伤。
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无论是对世界还是中国都是如雷贯耳。萨缪尔森对我们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说，意味着青春，意味着和心爱的女孩情话时的佐料。90年代初中期，《经济学》一纸风行，宛如曼昆今日的风光。我当时也跟风请了一套回去，记得是1992年出的第12版，但因为同屋一位大牛人没事儿就和大家宣讲《经济学》，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地聒噪，弄得我兴味索然，很长时间都没有翻这本书的动力。
后来我心仪一位女孩，为了在和她见面的时候有谈资，而且是显得深刻的谈资，我用了两个晚上恶补了一下。因为在当时，你要是不知道萨缪尔森，就好像今天不知道春哥一样，是没脸见人的。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阅读时的快感，一种寒冬腊月吃冰激凌的惊醒感，一种被化外高人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就好像知心姐姐和你谈心一样，晓白、明了、直指人心，把你二十年模模糊糊的一些概念和想法都贯通了，让你感觉前二十年接受的东西都是dog shit。现在内容大多数忘记了，但那种浑身通透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萨缪尔森是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但在这本《经济学》教材当中，他极少用公式和图表，而是用简洁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那种理性、简洁、逻辑清晰的语言风格，让你感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种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是当时我们这些被晦涩难解的黑格尔式的黑话和“蔚蓝色文明、黄色文明”之类的大而无当的煽情荼毒的一代人从未接触过的。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一部西方经济学的教材。这本书写得晓畅明白，其风靡程度超出了经济学的圈子，而成为整个知识圈和大学生的启蒙教材。《经济学》就像一个笤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剥削”这些沉渣一扫而空，它让我们知道了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则，也知道了总供给和总需求、货币地位、经济增长理论和商业周期模型，让经济学回到了经济学的问题本身，使得当了几十年政治奴婢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归正途。
尽管时至今日，读过许多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萨缪尔森《经济学》在我看来价值已经不多，其凯恩斯主义的框架距离真实的经济现象想去甚远，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的“混合经济”的体系实属误导世界，但萨缪尔森对中国来说仍然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以前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是nothing，在nothing的基础上的任何改进都是帕累托的。
萨缪尔森距离伟大只相差一步，而恰恰是这一步不是谁都能够迈过去的。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也许就是这一点点差距让他功力未成。“憎恶不平等”是一种幼稚不堪的愤青思想，把这种幼稚的情绪放进经济学研究当中，就好像把巫师的药水放进试管里一样，蹦出来一个恶魔就很正常了。
萨缪尔森去世了，我相信这个老人是在追求世间的真理，他也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但勤奋未必能够补拙。他老人家可能到临终时也没有想明白，心想未必能够事成。“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往往毁掉的就是那些“处于劣势的人们”，因为富人更能够抗住愚蠢政策的折腾，在宏观调控的风暴之后，受伤的一定是那些穷人。萨缪尔森所笃信的政府的“仁慈之手”拉低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处在边缘上的穷人的状态就会更糟。“混合经济”混合的只能是灾难。上世纪60-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破产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今日甚嚣尘上、席卷全球的凯恩斯主义回潮也不会有例外。
纪念萨缪尔森，更要走出萨缪尔森。
（文/陈青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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