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9年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大变革的重要年份，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领域趋于稳定；在通缩、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下，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刺激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或进行新的货币政策调整难以决断；贸易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新的障碍；与此同时，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也在同步进行。　　关键词：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宽松货币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2009年，在大规模金融救助措施的实施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引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表明全球经济正在逐步摆脱衰退的阴影，同时国际金融领域趋于稳定。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形势的企稳，受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上石油、黄金以及其他资源性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出现轮番上涨行情，新一轮通胀预期压力进一步显现；在通缩、通胀压力并存的局面下，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刺激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或进行新的货币政策调整难以决断；一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有关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新的障碍。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国际金融能否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恢复常态？贸易保护主义能否减弱？依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此同时，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也在同步进行，改革和调整能否继续深化，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一、经济复苏和金融改善同风险并存
　　2009年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被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政策、金融数据所证实，这虽然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衰退的周期，但又不能被视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周期，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由衰退周期向复苏周期过渡的转折初期阶段。
　　2009年以来，尽管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的各种风险依然存在，但全球经济的触底回升被主流论点认可，特别是到了2009年的下半年全球经济萎缩幅度的收窄进一步得到体现。从国际权威机构对2009年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看，也由原先的悲观论调转向谨慎乐观，全球经济复苏的基调初步确定。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1.1%（2009年1月的预测为萎缩2.2%；7月的预测为萎缩1.4%），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加快和国际金融环境的不断改善，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将摆脱下滑局面，实现3.1%的增长（2009年7月的预测为2.5%），由此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将有可能结束。从IMF对全球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预测的经济指标数据看，发达经济体2009年经济将收缩3.4%，2010年实现1.3%的增长，经济复苏态势相对疲弱。其中，预计美国经济在2009年将收缩2.7%之后，2010年实现1.5%的增长；欧元区经济在2009年收缩4.2%之后，2010年实现0.3%的增长；英国2009年出现4.4%的收缩后，2010年有望实现0.9%的增长；日本2009年出现6.0%的收缩后，2010年将有1.75%的增长。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下，2009年和2010年经济将分别增长1.7%和5.1%，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将起到推动作用和带来重要影响。其中，预计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将分别增长8.5%和9.0%（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基本一致，2009年为8.4%，2010年为9.0%至10.0%）；印度2009年和2010年经济将分别增长5.4%和6.4%；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收缩7.5%后，2010年将有望增长1.5%；巴西经济2009年收缩0.7%后，2010年将增长3.5%。
　　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的程度看，尽管复苏的态势和力度有着一定的差别，但复苏的路径和形态基本相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基本一致，同属经济领域的周期性衰退和金融领域的共同性危机。因此，在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与政策协调中，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至关重要。2009年以来，为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有关国家普遍加大了经济刺激宽松政策的力度，到了2009年的下半年经济刺激宽松政策的效果在世界各国逐步得到集中显现，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触底，金融危机的风险释放和严重影响也不断被利好因素所“稀释”和“消化”。在经历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广泛国际合作与政策协调，降低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对此，IMF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行动以及实体经济出现初步改善迹象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显著下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渐渐步入了发展的轨道，或许这将是危机后的拐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就此告一段落。
　　展望新的一年，全球经济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虽然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复苏周期的过渡转折阶段，但在复苏过程中不确定性是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的重要方面。首先，全球经济复苏的途径和形态，目前还依赖于各国经济刺激的各项措施，一旦退出经济刺激的各项措施，或是减弱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全球经济的复苏就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支撑，否则复苏有可能出现反复。然而，从全球经济复苏的现状看，除了各国联手实施的经济刺激各项措施外，复苏还缺乏新的增长点支撑，不足以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恢复到常态。其次，尽管许多国家金融机构已经摆脱了生存性危机，国际金融体系逐渐恢复正常，但全球金融风险警报尚未根本解除，不仅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没有完全排除，而且新的潜在的风险因素也在不断滋生。再有，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过程仍显缓慢，金融系统受金融危机冲击留下的隐患依然没有消除，受损状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恢复和调整才能得到恢复，同时一些经济体还面临着严重的高失业率。由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造成的破坏程度十分严重，后续的影响和残留的痕迹难以消除，因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金融危机已经真正结束，或是到了尾声，同时也不能断言全球金融危机不会再次重演。
　　由此可见，由于前期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留下的深刻伤痕需要一定时间来抚平，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复苏与风险并存就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仍未完全恢复正常，以及各经济体经济出现复苏迹象还依靠于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推动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总体复苏有可能并非像普遍预期的那样乐观，未来能否持续复苏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积极苗头也可以被视为“反弹”，还不能被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和金融状况改善恐怕需要后续的、更多的利好数据来确认。
　　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面临两难选择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刺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总体成效日益明显，然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预期通胀压力和汇率风险也进一步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还在不稳定的脆弱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仍需要一定的连续，以确保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已经使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幅改善，同时经济增长反弹导致通胀开始形成，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需要“退出”也成为各国和各界考虑和关注的问题。
　　从未来一段时间内看，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依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尽管保持经济刺激宽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因过早退出而导致前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前功尽弃，或是重蹈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覆辙，是世界各国普遍形成的共识；但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恢复货币政策的常态也是早晚之事。然而，经济刺激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实施，涉及到各方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世界各国如何协调一致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难度很大，如果各行其是将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各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不能同步，货币政策上的利率变化出现大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各国货币间汇率的波动和增加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甚至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新一轮的动荡。另外，一旦市场投资者为规避汇率风险将大量资金投入大宗商品市场，必将进一步抬高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次，货币政策调整的不同步，将导致投机资金跨境流动进一步活跃，投机套利行为更加猖獗。其中，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其资金将出现大量外流，而及早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将出现资金大量流入，国际资金的不均匀和无序流向将加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不平衡状况。再有，各国利率导向的不协调，使上调利率国家的货币可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从而导致其出口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货币政策调整能否协调一致，关系到各方利益和全球经济稳定的全局。
　　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有节制的宽松成分减弱，导致货币供应呈现前所未有的天量，潜在通胀隐患的强烈信号令各国不能不有所担忧。尽管，通胀预期的担忧引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议论纷纷见诸报端和媒体，但在全球经济复苏还未见分晓的情况下，各国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还需要观察。因此，急于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恐怕并非是最佳选择，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宽松货币政策依然是当前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同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是刺激和延续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现行货币政策合理的一面。当然，世界各国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不同国家显现的效果程度各不相同，宽松货币政策的利弊也各不相同，各国政府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尺度应适时而定，不可强求或一概而论。
　　目前多数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行经济刺激方案仍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虽然当前金融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拖累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有望在2010年进一步恢复，但受已经出台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惯性”和时效等因素影响，即使宽松货币政策一旦需要退出也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通缩、通胀并存形成的局面下，如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平衡经济复苏与通胀预期的关系，需要在适度的货币政策中寻找合理的平衡点，避免货币政策的困惑。如果宽松货币政策过早退出不能排除全球经济再度下滑的可能性，如果不收紧宽松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将有可能进一步形成。这方面尽管G20成员国在何时实施“退出策略”上存在着分歧，但允诺继续支持经济复苏各项措施直到复苏稳固为止；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如何“软着陆”考问着G20成员国。
三、危机后期贸易保护主义开始重新抬头
　　2009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弱，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与此同时，危机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将贸易保护政策作为转嫁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手段。2009年以来，尽管在G20峰会等重要性国际会议上各成员和经济体早已就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达成共识，但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大行其道，保护主义倾向肆意泛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负面影响。
　　2009年以来，在全球贸易萎缩、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美、欧等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导致全球贸易摩擦进入新一轮高峰期。特别是中国与美、欧等国贸易摩擦和各种争端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进入了一个对外贸易摩擦与争端的敏感时期。如何应对美、欧等国不断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挑战是当前一项紧迫课题。2009年以来，在中国因素显然已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中国却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成员国。据统计，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仅2009年前三个季度，就发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调查案88起，所涉金额约102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等国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最多的“应诉国”，其中美、欧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案密集出台，成为贸易保护主义使用指向中国最多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期，从2009年9月美对华轮胎特保案，到11月5日美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以及欧盟决定对产自中国无缝钢管征收反倾销税等其它贸易争端案，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纷纷指向了中国，中国需要应对美、欧等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应接不暇，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案将中国推向贸易摩擦与争端的风口浪尖上。
　　在当前各国需要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恢复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首选，再加上正逢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一些国家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2009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上，中美达成共识，承诺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但美方却首先失信不履行承诺，杭州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后仅一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投票通过对中国钢材的反倾销调查。2009年9月以来，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不仅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进一步加剧，甚至引发更多的美国其它行业和国家的贸易壁垒接踵而来。由此，有舆论认为，中国与美、欧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贸易战拉开了序幕。
　　从全球贸易的角度出发，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反复强调，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国际贸易的发展，减缓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前美、欧等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不仅违背了G20峰会对全世界的承诺，也与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背离，而且频繁地进行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实际采取限制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已初现复苏迹象的全球经济，也将延缓全球贸易的复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应该发展相对优势产业，共同带动世界需求的回升，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和阻碍全球贸易的发展，与各国希望通过相关措施来恢复经济的初衷并不相符，与G20达成共同协议背道而驰。在国际贸易中，只要存在着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保持着贸易关系，相互间的各种贸易摩擦与争端就不可避免，在贸易领域中的国家利益博弈也在情理之中。但贸易摩擦与争端并不等同于贸易战争，也不意味着贸易战不可避免。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与美、欧等国间出现的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复苏正引导全球经济走向回暖，然而此时贸易保护主义却在全球范围重新抬头，各国在有关国际重大会议上承诺的信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维护开放国际贸易体制的“誓言”，在现实的贸易摩擦中和不断出台的各类双反调查中成为“一纸空文”。
　　四、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
　　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发达国家，随后在全球形成，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世行和IMF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世行和IMF的改革，是提高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体现世行和IMF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等综合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多变而又繁杂的体系和国际准则。仅从国际金融体系框架的制度形式看，许多机制相互交叉和重叠，涉及面十分宽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侧重点是从其结构和不同属性的互动关系出发，其中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首当其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首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质疑，包括对其权益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指责。对此，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世行和IMF进行必要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确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和IMF地位的重要性，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也由此展开。
　　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第三次G20金融峰会上，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3%的世行投票权和5%的IMF份额。但这一调整幅度并不大，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微不足道，此轮调整的力度不大，不足以体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和IMF内应有的权益。有评论认为，此次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与IMF的投票权和份额，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近年来，调整世行和IMF的投票权和份额，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世行和IMF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至今调整的幅度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
　　尽管第三次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5%的IMF份额和3%的世行投票权，但从现阶段世行和IMF投票权和额份的分配构成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和IMF体制内的弱势仍然突出。虽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和 IMF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增加，也是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良好开端，无疑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但作用不大，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仍难以在世行和IMF内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发生不平衡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它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的状况。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失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与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平衡点，因此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特别是：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依然是，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与负有相应责任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新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额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
　　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世行和IMF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与改革发展方向看，最终改革的结果是否能够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还不能下结论。目前，世行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心依然是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如何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相应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和作用，其他新兴经济体各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需要中国拿出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方案，这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东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