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国亮

纵观近代世界历史，重大的金融事件往往会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上世纪20年代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和30年代“大萧条”，为魏玛共和国的倒台、纳粹的兴起和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版图，为美国战后六十多年的全球霸权提供了有力支撑；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及日本国内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其经济陷入二十年的停
滞，并彻底失去了挑战美国的潜力。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多年来经济金融体系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并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前，在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人口红利和债务膨胀等因素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2003年至2008年间年均增长达4.7%。危机后较长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显著低于危机之前。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

（一）发达国家庞大的ZF债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

截至2009年年底，美、英、德、法、日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 1 7 .7%，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财政风险“警戒线”。IMF预测，如果要在2030年把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降低到60%以下，需要在2020年前实现财政盈余占GDP的4.5%，并将该盈余水平保持10年。这样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ZF债务继续高企，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并对私人部门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二）发达国家居民提高储蓄率将抑制

全球经济的最终需求过去10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普遍维持了低储蓄率、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危机之前，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2%左右，远低于7%的历史平均水平。金融危机后，居民消费去杠杆化必然要求提高储蓄率。2009年美国个人储蓄率达到4.6%，为近10年来最高水平。如果美国居民储蓄率继续向历史平均水平靠拢，其储蓄率还将继续上升。发达国家居民减少消费，将减少全球经济的最终需求，对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

用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转移和跨国实业投资的增速将有所下降，加上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在一段时间内全球化进程可能减缓，甚至陷于停滞。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有力地推动全
球经济增长。

（四）美国和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

危机前，美国“婴儿潮”一代的人口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人口红利则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美国劳动力人口年龄占比将在2012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将持续增长至2015年，但总的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美国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全球消费、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形成制约。

（五）尚无新的产业和技术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深层次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技术进步周期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实体经济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强劲复苏，就必须出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当前，低碳经济和生物技术是最有可能替代信息技术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的技术方向。但是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考虑，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前景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国际金融市场在未来一个时期能出现反复动荡

此次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长期矛盾累积的产物，从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新兴市场危机。原来一直作为危机救助者的核心经济体国家成为危机爆发的主体，ZF对市场的救助只是暂时将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要面临国内经济调整的巨大成本，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一个时期很多风险因素会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从全球范围看主权债务风险、通胀和通缩风险、政策退出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以主权债务风险为例，未来真正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是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ZF负有巨额净债务，通货膨胀有利于减轻其财务负担。目前美国长期国债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一旦因通胀进入加息周期，长期国债价格崩溃，将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剧烈冲击。

此外，美元成为套息货币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当前美元已经替代日元成为最佳的套息货币。一旦美国国内出现利好因素，或者外围市场出现利空因素，套息美元将在短期内迅速回流美国。考虑到美元的特殊地位和避险功能，庞大的美元套息交易，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更加剧烈和频繁的波动。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再平衡总是会带来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有两次大的再平衡。一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一次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再平衡过程中，世界经济经历了十分动荡的时代，其间先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陷入滞胀、以及美国通过推动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和泡沫破灭击退了日本挑战等重大事件。与70年代相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更加多元化，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单极”地位，必须在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击败战略对手。这个阶段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大宗商品的价格、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可能发生剧烈变化。

全球的经济版图和治理模式将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局面，但改变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思路和方式。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和运行都将因之发生深刻变化。

（一）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的作用更加重要据IMF数据，发达经济体2008年、2009年、2010年GDP增长率为0.5%、-3.2%、2.6%，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则分别为6.1%、2.5%、6.8%，金融危机后，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已经从2007年25.4%，下降到2008年的23.1%。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28.2%，上升到31.2%，预计2013年将上升到37.7%。

（二）美国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将更多地依靠多边国际组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力相对衰弱，依靠单边主义维护美国的利益已经力不从心。美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将更多地通过对多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比如，危机后，美国通过G20这个平台，进行全球重大经济金
融政策协调。再比如，美国在不放弃否决权的前提下，支持扩大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IMF中的份额，以增强IMF的整体财力和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