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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阅读时间8小时，合计781小时，运动时间3时，合计53.5小时.
一、如果说有一个最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那一定非这一条莫属。
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未必是最紧急的，但却一直让你心神不宁。
我们总会习惯把困难的事情留到后面，直到 deadline 再一鼓作气去赶工。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契可尼效应」的作用，它会一直影响、干扰着我们，不断造成「注意残留」（attention residue），占用我们的认知资源。
对没有没有完成事情的担忧也会影响效率
二、高效最大的敌人，不是拖延，而是分心。
分心意味着什么？你的大脑会被迫塞进一大堆碎片信息，你的状态会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你会永远告别「心流」，甚至，一旦你习惯了这种模式，你会再也难以做到「专注」—— 因为你再也「坐不住了」。
尽量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周期
三、这就叫做「直觉决策」。
1）我的时间价值是___________
计算一下自己的时间值多少钱，填在后面的空格上，比如「50元/小时」「400元/天」。
然后，当遇到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时，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能为我带来多少收益？如果我不自己做、而是请别人来解决，需要花多少钱？
如果收益小于价值，不要去做。如果价格低于价值，尽量请别人来做。
2）一有心情和时间，我就____________
许多人会告诉你，要去衡量任务的重要性、划分优先级，但其实，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我们心里一清二楚。
所以，更有效的做法，不是繁琐地去一个个任务分析、标记，而是给自己定下规则：只要有空、有心情，我就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请把你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填在后面的横线上。
这个回答当然可以经常变动。像我前阵子，答案就是「写文章」；而最近的答案就是「写作课」。
我无需特地去安排时间，只需要设定这么一条规则，就可以让自己清楚：我需要聚焦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我需要去推动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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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1小时，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0-7%，累积阅读时间147小时。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moneyball的作者。

介绍：问题从未走远

作者从houston rocket的技术官员讲起，morey从小爱好数学，大学毕业后辗转进入火箭队负责选择新人，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模型，并输入大量的数据做相关性分析，模型挑选出来的人选却不尽如人意，有些是因为数据不全面，而有些是因为数据根本不存在，这触发了他进一步的思考，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走出决策。

昨日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498小时。

最近看到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持续打压，心情很不淡定！5月15日，特朗普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只有一个，禁止美国企业和华为有任何业务往来。后面几日，包括Google、英特尔、高通在内的美国公司纷纷宣布断供华为，连英国的ARM公司也终止和华为的合作。先是搞中兴，后来搞华为，美国为了遏制中华民族的崛起也真是煞费苦心。我在中兴工作了3年，也在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X公司待了10年。这十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中美企业的兴衰起伏，今天跟你们聊一聊！

Part.1 找工作的差异
我是2005年毕业，当初找工作时，外企（尤其是美国公司）真是神一般存在。记得我有个同学一心想进IBM，为了面试他买了一身西装，准备了一份精美的PPT，PPT第一页就是一片深蓝色的背景，上面印着一行大字“My Blue Dream”（我的蓝色梦想），为了迎合IBM这个蓝色巨人，超级震撼！当时谁能拿到外企的offer，都会引来大家艳羡的眼光。那时候像腾讯、中兴、华为这些国内公司也来校园招聘，不过很少有人看得上眼。我也拿了腾讯、华为的offer，不过都要求去深圳，再加上不是外企，想都没想就直接拒了。现在想来好傻，那时候如果能进腾讯、华为的话，光是股票就能很发了！

后来我选了中兴，干了三年还是因为心中那个外企的梦想，跳到了X公司，那个和IBM、英特尔齐名的外企巨头。进了X公司才发现，那真是人才济济，我们team大多是交大、复旦、中科大、清华、南大这些985名校的高材生，也都是为了这个外企梦想汇集到了这里。后来我被调到了美国，去年回国负责招聘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收到的简历质量竟然大大地下降，以前能看到很多985名校的简历，现在却少了很多很多，而且常常是我们看中的人，发了offer，却被人家一口拒绝… 相反，国内企业却是一片蓬勃生机，年轻人更愿意去本土的科技公司一展身手，而外企却成了末尾的选择。我就问朋友怎么回事，“我们开的offer价码不低啊，工作十几年的工程师，也有4、50W的年薪呢！”可是朋友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得了吧！人家BAT、华为这些公司，同等级别的工资+奖金+股票，都要百万级别了，你们怎么比？”我这才知道，短短的十年，中美科技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美企很难再吸引到一流的人才！

Part.2 对中国人的戒心
其实不仅仅是薪水，中美企业对于人才的重视也是大大的不同。很多美国公司自打进入中国市场后，一面大肆赚着中国人的钱，一面对中国工程师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就拿我在的X公司来说，我们上海的办公室网络被公司安装了一个代号为F的监控系统，中国员工是被禁止访问美国服务器的，所有的文档、代码需要我们先去申请，然后层层审批，最后通过F系统才能获取，而绝大部分总部的代码和文档我们是看不到的。

中国员工做的工作也都是很低级的苦力活，虽然都是工程师，但是开发的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美国人能接触到核心技术，所以他们能开发X公司最核心的产品，而中国人接触到的都是边角料，很多人都是做做测试、监督工厂这些机械而简单的活。甲骨文创始人曾经这么评价中国和中国工程师，他声称，不能容忍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工程师，否则对美国是个巨大的威胁。当然他也说到做到，前段时间宣布关闭中国所有的研发中心，造成数千人的失业。

这其实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他一方面要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也要提防中国的崛起！我们不比美国人差，凭什么在公司要低人一等？所以我们team原来的十几个人，出国的出国，跳槽的跳槽，留守在原来team的几乎就没人了。前段时间听说之前的老同事跳到华为升到了高级架构师，薪水很高不说，做的也是华为核心产品，性能秒杀市面上所有竞争对手。而在我们公司，中国人是很难有这个机会的！

Part.3 美国人的工作状态
既然在中国研发中心学不到东西，那么去硅谷总部会不会很不一样？后来我被公司调到了美国，结果发现美国人的工作状态让我大跌眼镜。硅谷有两家著名的养老公司，一家是甲骨文，另一家是X公司，这两个公司都是各自行业的龙头。这些公司号称是上午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可是9点钟到公司绝对是看不到几个人的，很多人都是10点以后才姗姗来迟，然后4、5点就闪人要接小孩。而且公司还有个政策是“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同事群发邮件，大意都是说，“你今天在座位上找不到我，我在家办公了”…公司的官僚现象也很严重，内斗很多，我们的部门原本研发了一套很先进的设备，可是刚上线不久，部门就被别的部门吞并了，老大也随即被踢走。后来有意思的是，我们研发的那个设备由于在客户那边出了问题，结果市场发了邮件咨询，没有一个人回复，拖了好几天，最后上报给SVP（高级副总裁），由SVP出马指派了几个人负责，后来才断断续续地将这个问题修好。用户一个很紧急的问题，也就是几行代码的修改，在我们这愣是拖了一个多月！

而在华为、中兴会怎么样呢？我在中兴的时候有一次遇到非洲的系统升级，仅仅是升级啊，还没发生任何故障呢，领导就安排我们当天晚上在公司通宵值守，如果前方发现问题就能第一时间解决。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办公场景，每人的座位旁边都有一张行军床，到了中午或者通宵加班的时候就把床拿出来展开，趴在上面打个盹。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立刻爬起来随时待命！

在中兴华为待过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行军床”文化。虽然很苦很累，但那段日子却逼着自己学了很多新知识，成长了很多。在中兴3年学到的知识、写的代码，可能比在X公司10年学的还要多！正是靠着中国人这股勤奋和斗志，华为、中兴才能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做到了全球5G市场的领导者。就像抗美援朝时候，志愿军能够靠着自己的钢铁意志死守住上甘岭一样，中国人那股勤奋和拼劲是美国人永远没法理解的！

Part.4 反思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他们潜意识里会认为他们的文明和种族是最优秀的，别人只能服从，不能违背，更不可以超越！就像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对外宣称：“中美竞争是不同文明、不同人种之间的竞争！”

我昨天听任正非的访谈，有一段说得特别好，他希望：“中华民族能够自强不息，重视教育，向优秀的美国企业学习合作，但是也要注意：爱国不等于煽动民族情绪。”这段话和美国某些煽风点火的言论相比，高下立辨，中华民族宽广坦荡的胸襟真不是某些美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比拟的！中国人一直很聪明勤奋，如今的中国看起来也很繁荣昌盛，但其实我们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要看我们的网络多么发达，生活多么先进，但我们的电子商务、共享单车、手机支付等等创新都是基于操作系统、芯片的基础上，而这些核心技术大多被美国人所把持，如果他们哪天断供，我们那些所谓的先进科技也可能一夜瘫痪。美国凌驾于全球最依仗的就是两样武器：科技和教育，这也是我们和美国差距最大的地方。教育能够促进科技，而科技不仅可以变成生产力，还能成为恃强凌弱的武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有一家顶尖芯片公司叫做高通，这家公司每年就算什么事都不干，光是收取专利费就能赚的盆满钵溢，所有手机厂商每卖一部手机都得给高通钱，因为他掌握着3G、4G手机通讯的大量专利，光是苹果每年就要给他几十亿美元的保护费，华为稍微少一些，但也要5亿美元左右。

这就是科技和教育的差距，虽然我们很勤奋，但有些差距不是光靠一时的努力就能填平的。我只能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缩小这个差距。我更希望，通过我们对子女的教育，能够在他们这一代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我特别喜欢周总理年轻时提的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希望华为能够挺过这次难关，也希望我们十年面壁能够换来民族的强大和复兴，不要再遭受别的国家的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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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利欧在《债务危机》这本书中，总结了过去100年间的主要债务危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债务大周期模型，并讨论了化解各类债务危机的要素条件。达利欧认为，债务周期主要可以分为“通缩性债务周期”和“通胀性债务周期”，主要取决于泡沫破裂时的物价指数是通胀还是通缩。同时，他认为，债务危机化解的关键是决策者将坏账损失进行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这么做取决于：（1）决策者是否能保持债务计价货币的币值稳定；（2）决策者是否能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施加影响。《债务危机》的出版是恰逢其时的。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的学者和监管方都致力于剖析危机爆发的根由，同时也有许多人试图将次贷危机同历史上爆发的危机进行对比，试图更全面地理解其发生的原因。该书对历史上爆发的债务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对债务危机的起因、流程和化解都提出了有深度的见解，其对于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达利欧对于债务周期或债务危机的分类是有其科学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利欧是从危机爆发时的核心经济表象特征来进行分类的，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危机爆发的根由出发，对债务危机进行分类。事实上，通缩性债务危机可以理解为私人部门信用危机，银行惜贷和私人信用的萎缩带来通缩；而通胀性债务危机可以理解为ZF部门信用危机（或者货币信用危机），货币大幅贬值，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激增，进口成本激增，推动通胀率的不断上扬。《债务危机》的三个重大案例中，德国的债务危机（1918—1924年）属于ZF部门信用危机，而美国债务危机（1928—1937年）和美国次贷危机（2007—2011年）则属于私人部门信用危机。

按照信用危机出现的部门来划分危机，好处是危机爆发后的应对措施会更加清晰。如果是ZF部门信用出了问题，获得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支持，减免外债、增加出口、吸引资本流入、增加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稳定，是首要任务，而简单的增加货币供给则只会带来通胀，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是私人部门信用出现了问题，那么为私人部门提供流动性和担保、补充抵押品等措施就比较恰当了，而简单地增加货币供给则只会增加体系内的支付流动性，而无法扩张社会的信用规模，很难解决问题。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的扭曲操作是一个经典之作：央行用短期国债置换市场中的长期国债，货币供给总量并没有改变，而短期国债是银行拆借时更为常用的抵押品，因而改善了银行间信用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ZF部门信用危机和私人部门信用危机爆发后，简单的货币供给增加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但却是监管方常用的手段。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可能是其主要的目标结果，而对于危机的化解则未必直接有效。《债务危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改革开放40年来，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通过国家信誉担保，有效动员民间资金，以金融的稳定，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社会信用体系中，市场信用基础结构薄弱，而以ZF为主体的信用体系有局限性，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由于有ZF的信用支撑，银行的信息生产不充分，尽管降低了负债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可能带来了过度负债，资源配置就不合理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ZF收回信用背书，信息不敏感债务会变成信息敏感债务，许多企业的信用状况就会恶化，而由于原有的信息生产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由于缺乏对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充分了解，金融机构就会停止对这些企业的贷款，从而带来整个社会企业信用的萎缩，形成私人部门信用危机。因此，短期来看，ZF信用背书收缩会带来金融体系的信用快速萎缩，触发债务危机，增加货币供给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成立更为市场化的ZF担保公司可能是一个较为缓和的手段。当然，长期来看，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大数据征信的发展、公民信用意识的改善，社会信用体系会不断优化。《债务危机》对于我们理解一国化解债务危机的能力也是有帮助的。达利欧提到，危机化解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决策人对于坏账损失是否能实现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在中国，ZF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绝对主导权以及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巨大影响，有助于其实现坏账损失的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ZF处理银行体系坏账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人民银行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特别贷款事实上是用通胀消化了部分坏账，而财政部对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的担保事实上是用税收消化了部分坏账。

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也许是，一国私人部门和ZF部门的负债能力该如何确定？《债务危机》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一国负债能力显然会受到该国化解债务危机能力的影响。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ZF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收入和资产。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ZF不仅具备税收、发债的能力，还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股权、国有土地、矿山、森林、湖泊等国有资产，这些都是ZF信用的基础，决定了中国ZF的负债能力会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也同样限制了私人部门可用于作为抵押的资产，从而限制了私人部门的负债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ZF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就不足为奇了，否则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融资，而这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独特之处。也许我们不应该考虑是否缩减ZF为企业提供的信用背书，而更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确保ZF信用背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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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发言稿就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金融对外开放等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阐述。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25日代表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出席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并代念其发言稿。郭树清发言稿就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金融对外开放等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阐述。以下为发言稿全文: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愿就当前国内国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同大家交流看法，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一，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5月1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随后又对华为以及其他企业发布禁令，同时宣称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首先，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者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第三，相当一部分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第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会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第五，中国金融市场去年已经受到过度影响，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冲击规模不会太大。

从美国来看，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美国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战势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


从逻辑上看，美国加征关说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首先，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其次，发动贸易战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国政府马上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从历史来看，美国与其他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已有40多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逆差国，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和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美国逆差不会减少。

二，美国事实上从对华贸易逆差中获得极大好处

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很多张皮。

一是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公司拿到贸易差额中的绝大部分利润，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将近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美资企业，销售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美资企业全球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中美贸易不平衡中61%来自加工贸易，在实际价值分配中，中国真正得到的增加值很少。

二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美贸易获取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据统计，美国市场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从中国进口，例如，沃尔玛售卖的产品中26%直接来自中国。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降低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福利水平。

三是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发挥价格支撑的领域。例如，粮食、能源、飞机、芯片等大宗商品，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其价格决不是今天的水平。

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高消费，低通胀”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超过欧美日总和的中国，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

五是美国获得廉价资本回流。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的资产方式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截止去年年底，中国有7.3(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态存在，使得美国市场资金成本极低，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六是美国长期占有中国巨额储蓄资源。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即使在月薪十几美元和几十美元的时候，也会省出一点钱存款。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同等规模的体系，美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占比很高，存款创造效应低。美国的广义货币和现金增长缓慢，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足以解释美国经济金融的新秘密:美国甚至连印制和发行美元的费用也节省了很多。

三，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现代强权逻辑

中国四十年前开始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使用外资约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800亿美元。目前形成的资产1500亿美元。这些建立在企业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没有一个项目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方签订的，现在美国突然指责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获取外商知识产权”，甚至使用“偷窃”这样的字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世纪科学技术领先于全世界，我们的无形资产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直接促成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没有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现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也无可厚非。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欧美工业化时期，各国相互之间的技术模仿和抄袭曾经十分普遍，一些企业不择手段地获取先进技术，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每个发达国家都经过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但是每个国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取得新突破，为技术进步作出新贡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靠偷窃取得的，都是靠本国人民辛勤劳动，努力奋斗得来的。

以市场换技术，或者以技术换市场，本来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基于公平原则的交易是市场认可的。欧美国家一直标榜自由贸易，声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现在看来美国根本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意愿。

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技术转移获得巨大收益，通过专利特许经营等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获取了高额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成为了新的研究开发资本，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很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得到了检验，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对改进和完善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如今的中国已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赞扬“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这一切难道一夜间就改变了吗?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制裁和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会激发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加快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各方封锁和禁运，在一穷二白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依然制造出“两弹一星”，中国逐步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

四，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五，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经济活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也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股份制企业，百分之百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度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成两家以上的公司。

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没有任何限制和壁垒。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声影。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多赢局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发布这种指导性政策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等。

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化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还有自然人参股。目前我国4588家银行业机构中民营机构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数是民营为主。即便是五大银行，社会股权占比平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37%，与英美等国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很接近。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科技，在中国发展迅速，应该广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于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的态度，比如十几年前，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的支付合作下，诞生、成长、壮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它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帐户开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

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根据公司章程和组织架构，作为独立主体按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有效运转，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进行干预。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更是明确在公报中提出支持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倡导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总的原则框架下，实践中适应具体国情进行一些补充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兼容。一是在科学有效制衡机制上，推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党委会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培育健康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经营决策还是董事会负责。二是在利益相关者保护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照顾股东、员工、客户、社区、债权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各方合法权益。三是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党组织坚持集体领导指挥，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有交叉任职，能够更好的防止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操纵和董事履职不充分，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党委的核心作业发挥很充分。经过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有的银行十几年前就曾获得公司治理的国际化大奖。这些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股东和机构网络遍布全球，一些关键的经营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

七，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8年，我国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的措施，目前正陆续落地实施，效果良好。未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市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都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当然，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防控好金融风险特别重要。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


八，中国发展要立足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主导中国的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必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能不能走的更加稳健，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首先要有效应对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8%，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除了劳动人口减少、储蓄率降低，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外，我国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环境污染仍然还很严重，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成千上万亿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总书记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然污染治理成本成高，但是涉及全国人民利益，等不得也慢不得。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紧盯问题焦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计算方面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基尼系数维持较高水平，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超过千万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艰巨。


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差别也很明显。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地区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去和资源性城市面临经济持续发展的沉重压力。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人口净减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十分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合理调整和转型升级，不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我们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但效果还不就理想，突出问题是教育、科研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科技成果的转换应用存在“瓶颈”，一些核心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现象，严重制约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下大力气予以解决。金融业在这些方面大有作为，我想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以上供大家参考讨论。

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郭树清既往精彩观点

● 关于中美贸易战，中国外贸不依赖一国一区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最终难以持续。过去40年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导致国际产业形态发生根本改变，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美国在货物贸易中存在较大逆差，成因有多个方面，但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因此而吃亏。正因如此，美国才能长期享用来自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及源源不断的低成本资金，中国在这两个方面转移的价值量都占极大比重。

● 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更强大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发展

郭树清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2019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表示，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信贷支持和金融支持，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银行领域，保险业也大有可为，当前保险总的投资资金大概有16万亿元左右，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证券方面特别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面需要做更多工作，要建设一个更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应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更好地支持风险比较大、创新能力强同时失败可能性也比较大的企业。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很多方面的。”


● 金融业开放后如何防控风险

目前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外资证券公司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将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会带来更大风险。金融管理部门今后将更加注重专业性、审慎性、稳定性，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偿付能力、流动性、资产分类、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市场声誉、合规记录、过往业绩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面风险监管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行为监管，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手段揭示风险，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对于严重违法违规、不审慎经营的机构，将依法予以严惩直至市场退出。

●正在研究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市场问题

3月5日在全国人大重庆市代表团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郭树清表示，现在银保监会正在研究高风险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问题，如果达到标准，高风险金融机构就可以退出市场。“金融机构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至于退市的标准，郭树清举例说，比如金融机构资本金已经损失完、不能抵御风险、不能正常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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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区间策略基金：
农银汇理区间策略是根据基沪深300的估值来调整基金的股票仓位：
　　当沪深300指数PE低于10倍时，基金的股票仓位在75%-95%期间；
　　当沪深300指数PE在10倍到12倍之间时，基金的股票仓位在55%-75%期间；
　　当沪深300指数PE在12倍到15倍之间时，基金的股票仓位在40%-55%期间；
　　当沪深300指数PE在15倍到18倍之间时，基金的股票仓位在25%-40%期间；
　　当沪深300指数PE大于18倍之间时，基金的股票仓位低于25%；
　　农银汇理区间策略的资产配置方法就是“沪深300的PE估值越高，基金的仓位越低”。这只基金有点“逆向投资”的感觉，该基金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确保基金经理在牛市的时候不会犯大错误。基金产品设计保障了基金经理在操作中不会和散户一样在市场高估时高仓位运作、市场低估时低仓位运作，但该基金的这种投资策略也不是万能的----至少在震荡市中运作不占优势。
好久没有灵活配置型的基金被批准了，因为灵活配置型基金0-95%的仓位过于灵活了。然而，最近有两只灵活配置基金却被批准了，分别是先锋量化优选和和天弘港股通精选。这两基金之所以被批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只基金特殊的仓位管理策。今天们来学习这两只基金的动态股票仓位管理策略。
　　先锋量化优选的特点：合理确定该模型投资组合整体股票、债券和现金的配置比例，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时机的变化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具体来说，基金根据经济增速和估值等指标来动态调整基金仓位。具体是这么做的：1)若GDP同比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下滑，且累计下滑幅度超过0.25个百分点，同时申万行业指数PE位于该指数历史估值区间(申万行业指数基期1999.12.30至今)前20%的数量超过全体行业指数数量的2/3，则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0-30%； 2)若GDP同比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上升，且累计上升幅度超过0.25个百分点，同时申万行业指数PE位于该指数历史估值区间(申万行业指数基期1999.12.30至今)后20%的数量超过全体行业指数数量的2/3，则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60%-95%；3)如均未出现上述1)和2)所表述的情况，则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30%-60%。
天弘港股通精选的特别之处择在于基金仓位根据恒生指数估值做动态调整：
　　当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整体估值水平市盈率PE(TTM)处于近十年估值水平的90%分位，此时市场估值较高，本基金将降低股票资产整体配置比例，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30%；当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整体估值水平市盈率PE(TTM)处于近十年估值水平的80%-90%分位，本基金将调整股票资产整体配置比例，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30%-70%；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70%-95%。

昨日阅读《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共1小时，累计62小时。

◆ 第6章 文明：世界的大同

>> 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变化等待着我们，都可能像同一文明里的兄弟阋墙，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纠纷。21世纪的巨大挑战将是全球层面的。

>> 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

◆ 第7章 民族主义：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

>> 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确，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对群体忠诚的基因。但几十万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亲密的社群，人数不超过几十人。所以，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 人类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打造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

>> 如果认为只要没有民族主义，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么这会是一个危险的误解。没了民族主义，我们更可能面临部落割据、一片混乱。

>> 问题在于，有时候良性的爱国主义会摇身一变，成为盲目的极端国家主义。这时，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其实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会相信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诚，其他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暴力冲突。然而，只是指控民族主义与暴力有关，并不能遏制民族主义者做出极端行为，特别是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自保、对抗狡诈的邻国，才进行军事扩张的。只要国家让多数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公民就愿意以鲜血为代价。

>> 核武器的发明，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交易的平衡。面临彻底被毁灭的局面时，人的心智思考会变得更敏锐。因此，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更是如此。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于是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

>> 当英国（一个主要的有核国家）讨论脱欧议题的时候，主要谈的是经济和移民问题，而几乎不提欧盟对欧洲和全球和平有多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世纪的血流成河，法、德、意、英等国才终于建立起确保欧洲大陆和谐的机制，但现在英国民众却又来捣乱。

>> 当初，人类能够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阻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其实克服了无数困难。这个组织当然应该顺应世界局势而有所调整，然而，完全放弃这个组织，退回到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赌博行为。

>> 核武器提高了赌注的代价，也改变了战争和政治的基本性质。激动地高喊“本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者应该自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体制，只靠自己这个国家，是否真有能力保护世界甚至保护自己免遭核毁灭？”

>> 除了核战争，人类在未来几十年还会面临一种新的生存威胁，这几乎是1964年的政治界无须考虑的：生态崩溃。

>> 地球微妙的生态平衡是经过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但是人类目前正对它造成破坏，而且几乎毫不自知。

>> 几千年来，智人就像生态的连环杀手，现在更逐渐成为大规模的生态屠夫。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不仅会造成大量的生物灭绝，还可能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

>> 最具威胁的是气候变化。人类已经存在几十万年，经历了多个冰河期和温暖期。然而，农业、城市和复杂社会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万年，在这个被称为全新世（Holocene）的地质年代，地球的气候一直维持相对稳定。如果气候开始偏离全新世的标准，就会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 相较之下，核战争只是可能的未来，但气候变化却是眼下的现实。

>> 在过去150年间，人类靠内燃机才取得了许多进步和发展，但如果我们想维特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就得立刻淘汰内燃机，研发不燃烧化石燃料的新技术。

>> 除了能源领域，技术突破在许多领域都能帮上忙。

>> 要避免气候变化，政府、企业和个人能做的事有很多。如果想取得成效，就必须提升到全球层面。面对气候问题，各国不能以为自己主权独立，就可以各行其是，毕竟人类生存的一切都会受到地球上每个人行为的影响。

>> 国家用孤立主义来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可能比面对核战争更加严重。全面核战争可能摧毁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努力加以避免。然而，全球变暖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甚至可能从中得利。

>> 原子弹是一个明显且直接的威胁，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相较之下，全球变暖的威胁比较模糊，来得也比较慢。因此，每当长期的环境考虑必须牺牲短期利益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常常会把当下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之后再考虑环境问题，或者直接把问题留给其他国家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根本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往往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巧合。

>> 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无法从国家立场找出答案，因此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宁可认定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 民族主义者也很难处理21世纪的第三大威胁：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

>> 在这样一个充满无情竞争的世界，落后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所以只要有一个国家选择走上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之路，其他国家就会被迫跟进。为了避免这样的向下竞争，人类需要某种全球性的认同和忠诚。

>> 此外，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威胁的只是人类的生存，但破坏性创新的科技却可能改变人类的本质，从而与人类最深层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产生纠缠。如果人类无法制定并执行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怪人满街跑将为时不远。

>> 经过40亿年由自然选择造就的有机生命进化之后，科学正在迎来由智能设计塑造无机生命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智人本身可能会消失。在一两个世纪内，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结构、能力和心理特征完全摆脱人科动物的模式。一些人相信未来可以将意识从有机结构中抽离，再也不受生物和物理限制，能自在悠游于网络空间。另外，我们也可能看到智能与意识完全脱钩，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后，创造出一个由具备超高智能但完全无意识的实体支配的世界。

>> 如果想对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抉择，就必须以远高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全球甚至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 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这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威胁人类文明的未来。如果它们交织在一起，更有可能因为互相促进、彼此结合，让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 生态危机加剧，大概只会加快高风险、高回报技术的研发速度。面临气候灾难的国家有可能孤注一掷，不顾一切来一场科技豪赌。出于理性，人类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会有诸多疑虑，然而一旦面临危机，人类就会愿意冒险。

>> 相应地，科技颠覆一方面会让全球局势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又会破坏核武器势力的平衡，从而加剧末日战争的危险。

>> 随着新型攻防武器的出现，新兴的科技强权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在毁灭敌人的同时毫发无伤。反之，丧失优势的国家可能担心自己的传统核武器不再具有威慑力，于是认为与其失去优势，不如尽快使用它们。传统上，核对抗就像一场超理性的国际象棋棋局。如果现在玩家可以用网络攻击来控制对手的棋子，或者有个不知名的第三方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棋子，甚至AlphaZero也来下这盘核武器国际象棋，将会发生什么？

>> 不仅不同的挑战可能因为相互影响而加剧，应对某个挑战所需的善意也可能因为其他挑战造成的问题而消失。

>> 只要世界仍然分裂为各个敌对的国家，就很难同时应对这三个挑战，而且只要任何一个失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 科技已经让一切与过去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全球生存威胁。共同的敌人是让世界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最佳催化剂，人类现在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共同敌人：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但如果即便面对这些共同威胁，人类仍然选择坚持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最后的结果可能远比1914年和1939年惨烈。

>> 即便整个地球已经统一，如果只是希望能够歌颂自己国家的独特性、强调自己对本国依然有一份特殊的义务，这样的爱国主义也必定能被人接受。然而，如果人类还希望继续生存、维持繁荣，就必然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忠诚之外，加上对全球社群的各种重大义务。一个人确实能够也应该同时忠于其家人、邻居、专业及国家，那么为什么不把全人类和地球也加到这个清单里？

>> 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生态、全球经济、全球科学，只剩下政治还卡在国家层面。在层面上无法搭配，也就让政治系统无法有效地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想要让政治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生态、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去全球化”，要么让政治“全球化”。既然生态和科学进步已经不可能“去全球化”，而且让经济“去全球化”的成本极高，政治全球化也就成了唯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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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投资心得：
投资策略和投资心态：经济学和金融学是模型的误用，理论的泛滥来自于们未抓住最底层的认识，而走入了科学万能的道路。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不需要什么模型，在张五常教授看来，经济学理论只有一个需求理论。认为这无比正确，很多时候，们未搞明白很多经济现象，只是因为们并未完整的理解需求的变化。 正如多数人认为资本市场是随机游走的，很可能是因为们并没有完全的认识到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完整的认识到参与市场的人群，其参与的逻辑是十分多元化的。投资品的供给和需求是同一个主体发出来的，供给方可以马上转变为需求方（记住，现金变成仓位也是一种供需的转换）。每一笔价格的变化，都是有“逻辑”支撑的，只是它来自不同的认识体系，在不同的阶段成为了主流的趋势。市场之所以随机，是来源于影响股价的事件的随机性从而带来的预期变化发生的随机性，而非需求定律的失效。 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在科学崇拜作祟下，发明了很多理论。很遗憾的是，从本人的经验来看，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有用，都成为了阶段性预测准确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显然是没有价值的，错误的科学理论。认为索罗斯的认识是无比正确的，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只是忘了预期的变化多端，它让消费者偏好和投资者偏好都是动态和随机的，这是模型永远失效的根源。但是理论研究者谁会愿意承认这一切呢？这来源于他们的科学崇拜，他们认为任何事物背后都是有理论和规律的，们终将发现这些规律，只是们暂时还未发现。当他们发现预期的巨大影响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引入一些所谓的永久收入预期（弗里德曼）或者理性预期学派引入的预期模型。但只要是们妄图用模型去刻画并用于预测下一次的经济走向，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每一次的环境和预期都是动态的。最近的流行是使用行为经济学去预测，认为人性是可以度量和建模的，相信它势必也遭受失败。 同样的，认为投资者热衷的“复盘”行为，如果想用于预测未来，同样是无意义的，理由同上。“复盘”的价值仅限于让们知道过去。每一次都不一样。过去的价值不在于揭示未来，过去的价值仅限于知道们从何而来。 经济学和金融学只有实践和过程的意义。市场是关于伦理的，而不是逻辑的；或者说，少部分是关于逻辑的，那些相对而言短期不变的部分。市场中并没有绝对的A推导出B的关系，只有们要用什么预期去引导未来。们要让市场去往文明、科技、真、善、美，还是欺诈、内幕、政策跟风。人们相信什么，市场就是什么。唯有相对而言短期不变的东西，才有利用逻辑分析的价值，这是关于人性最底层的需求，那些暂时无法被替代的“永恒”需求，这是化妆品、医药、调味品等长期高估的逻辑，是们可以用逻辑来论证“正确”的部分。背后的逻辑是消费者偏好的稳定，以及投资者偏好的稳定（关于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这部分的逻辑，还需要关于竞争格局稳定性和护城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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