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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以人为本”的负面作用
【中国政府采纳学者们的意见，提出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方针。这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中国经济已经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仍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民众理应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但是就象一切事物都有正负两方面一样，“以人为本”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什么是“以人为本”呢？就是一切经济行为都要以人的生存生活为根本，因此，政府有责任调整市场运作，调整生产与分配方式，使其有利于每个人的生活，至少不能使人受到市场经济太多的磨难。实际上，“以人为本”正是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无情竞争而提出的，目的是缓冲市场经济对人们生存发展的无情淘汰作用。因此“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福利社会，通过政府之力而对社会福利的维护。而这种维护，正象下文所说，必定要由广大生产劳动者通过缴纳税费来实现。这样，一旦这种福利性过头，就会抑制社会创造精神，抑制每个人的艰难创业精神，使每个人都依赖于政府的平均分配。食之众而产者少，社会最终趋向停滞膨胀。因此，在我们的社会有必要实施“以人为本”之时，切不可忽视了它所形成的负面作用。――黄焕金】
以下文字摘自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11月，第305--307页。
历史很有趣。从美国殖民地开始，美国人民的性格中就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艰苦奋斗的习性和冒险进取的愿望。人们还记得，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约翰·史密斯曾坚持认为，一个人要得食，就必须工作。毫无疑义，这种着重务实、重视艰苦奋斗、渴望积累财富的美国国民性，对于后来美国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政”所倡导的宽宏大量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不懈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尝试，始终不渝地为解决大萧条年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作所出的努力，对处于各种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的人们的关怀，以及为在他们之间建立公正的平衡所作出的努力，终于使美国破天荒地于1935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保险法”。它使退休工人得到养老金，无业者得到救济金，老人、残废人、盲人得到补助。尤有进者，“新政”高举公正和平等的旗帜，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数百万自己无力安排生活而又无处指望得到私人解救的公民举办公共保险。这不能不是美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由于大萧条本身创伤过重，在经济上、情绪上过于动荡，使得这个国家关于机会、自食其力、个人奋斗等等“古老”的美梦都成为历史的泡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久性的新认识的开端，即政府对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应承担具体的、看得见的责任。
会福利经费而实行的高税率政策则是对“勤劳者”和“有能力者”的惩罚。结果，干事的与不干事的，干得好的与干得差的，勤奋的与懒散的，天赋高的与智能低的，一切都是彼此彼此，拉拉平。因此，徒有“公正”形式的“福利国家”实质上恰是最不公正的。“福利国家可以说是全盘失败了。它没有达到自己原定的目的。……社会转移无助于平等。事实上，它等于一场大规模的团团转游戏，绝大多数人是从一只手拿进来又从另一只手送出去。”。而且，经济状况愈是不好，政府对失业者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开支就愈是多；政府的福利支出愈是多，被救济者对政府的依赖就愈是大，从而也就愈不愿意勤奋工作和发愤努力。同时，财政赤字愈滚愈大，又使政府不得不愈益提高纳税人的税率以弥补支出，这无疑会抑制乃至窒息对经济的刺激；加上通过财政赤字来补偿通货膨胀，这一切必然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如此恶性循环，既使实际上处于全社会“保姆”地位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人浮于事，甚至出现腐败现象；也使实际上什么都要依赖政府的人民变得懒散，产生惰性，从而失去了勇敢开拓和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不能不是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对福利国家几无好感；70年代以来，他们愈益强烈地要求实行能够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真正的公正，鼓励个人创造和自我奋斗，以“重建美国人的梦”。
----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11月，第305--307页。
太过笼统。
意思无非两方面：
1. 照顾公共福利、弱势群体，反映社会的进步。
2. 同时要维持国家（个人/企业....)的竞争力，防止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输掉全盘。
但无论如何，这都否定不了 以人为本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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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人为本”的思考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福利社会，通过政府之力而对社会福利的维护。本人认为过于狭隘了。
本人稍做阐示，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本”理解为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本人认为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是国家的繁荣昌盛，从“以人为本”过渡到“以国为本”，再将“以国为本”结合“以人为本”来思考，这样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袋子
国家将“以人为本”作为制定政策的一种思想理念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要从始至终。至于“以人为本”制定的政策产生的负作用我以为也会有的——即有“福利社会”社会倾向，不利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就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目前还是有些办法的。城市中确有一部分人有业不就，——累活与脏活，于是社区就组织他们每周劳动，如清洁卫生，除草等，如果没什么确实不能去参加劳动的理由，就扣发或停发低保金，这样促使一部分人去就业，……，从中我看到社区的作用——最低成本的效率。
以人为本因为笼统所以不会错的，因为可以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错了，就可以说本义非如此，等等。
比如，说以人为本是福利社会，我就以为错了。
只要福利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增强竞争力，就不能说做到了以人为本。因为人是要不断发展的，生活水平是要不断提高的，一种政策导致了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还能说是以人为本吗？
所以，以人为本首先要定义明确，否则正负不清，何来负面？
根据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阐释，个人以为，以人为本应是以公正为本，协调好效率与平均，消费与发展，现时与持续等恰当关系的施政理念。
“‘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福利社会，通过政府之力而对社会福利的维护”？但愿不是这个意思。
对“以人为本”的思考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福利社会，通过政府之力而对社会福利的维护。本人认为过于狭隘了。
本人稍做阐示，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本”理解为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又是什么呢？
本人认为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是国家的繁荣昌盛，从“以人为本”过渡到“以国为本”，再将“以国为本”结合“以人为本”来思考，这样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袋子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而建立的一个概念。而以物为本是在物品稀缺的时代所不可避免的一种拜物教。实际上以人为本具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而不象笼统的“国家利益”。比如，当因资源短缺而需要将资源价格上涨时，就遇到以人为本的抑制作用。因为资源价格上涨（比如电、水、煤汽等）就会直接损害到人的基本生存质量。这样，如果按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就不能提价。但是不提价就不符合价值规律。可见，实施以人为本并非没有条件的，也并且意义笼统而空洞的。
国家将“以人为本”作为制定政策的一种思想理念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要从始至终。至于“以人为本”制定的政策产生的负作用我以为也会有的——即有“福利社会”社会倾向，不利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就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目前还是有些办法的。城市中确有一部分人有业不就，——累活与脏活，于是社区就组织他们每周劳动，如清洁卫生，除草等，如果没什么确实不能去参加劳动的理由，就扣发或停发低保金，这样促使一部分人去就业，……，从中我看到社区的作用——最低成本的效率。
以人为本就是要确保人的生存为本。而当你去确保他的生存后，他就会不想干活、不想就业了。因为反正有“以人为本”来维护我的生存。问题在于，又是誰在作出贡献与牺牲，来维持他的这种无条件生存状态？
以人为本因为笼统所以不会错的，因为可以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错了，就可以说本义非如此，等等。
比如，说以人为本是福利社会，我就以为错了。
只要福利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增强竞争力，就不能说做到了以人为本。因为人是要不断发展的，生活水平是要不断提高的，一种政策导致了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还能说是以人为本吗？
所以，以人为本首先要定义明确，否则正负不清，何来负面？
根据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阐释，个人以为，以人为本应是以公正为本，协调好效率与平均，消费与发展，现时与持续等恰当关系的施政理念。
“‘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一种福利社会，通过政府之力而对社会福利的维护”？但愿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过了，以人为本主要是与以物为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问题并不在于福利的多少，而在于经济能否支持福利。誰不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呢？但许多人却不知道，福利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支持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16 18:37:5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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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 【康晓光】：各位网友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感谢人民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你是风儿我是沙]：康教授，你认为应如何概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你最近在关注什么问题。 【康晓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我觉得中央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我想谈一下谈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强调以人为本，还有就是强调一种协调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以人为本第一层的含义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比如说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层含义就是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说尽可能地让全体人民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而不是说发展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让一少部分人攫取。以人为本我想还应该强调以什么人为本。因为我们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人的利益，所以空泛的谈以人为本等于说同语反复，必须要说清以什么人为本，是以资本家为本还是以工人为本，是以官僚为本还是以老百姓为本。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的关注哪类人？与以往相比，胡温政府对大众的利益有了更多的倾斜。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我想更好的理解是一种对大众利益的关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一种亲民。 [杜康]：康教授，你是国情专家，但现在什么东西都冠以国情的名义，你是不是觉得有庸俗化的倾向？就例如，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你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吗？ 【康晓光】：现在言必称国情，这一点确实有庸俗化的趋势。最先把国情这两个字喊响的还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但是就你谈到的具体问题而言，比如说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民主是有利还是有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恰当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在目前的形势下实行民主，特别是狭义的民主，比如说多党制、普选，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不见得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有很多问题：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经济发展的风险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实行了民主化，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呢？我看未必。比如说我们看到前苏联那些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是一种转型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像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南美国家，他们都有多党制，都有定期的普选，也都有新闻自由，都有结社的自由，但是他们腐败的程度，他们不平等的程度，他们的经济风险丝毫不比中国差。反过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比如说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都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此，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在短期内急急忙忙的要实行多党制、普选制这种思想的民主？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下，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恰当的东西。 [悦耳]：嘉宾,你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所有的居民吗？ 【康晓光】：在中国，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是个差不多的概念。这都是政府的用语。这不是我们老百姓的用语。实际上以人为本既可以在社会的层面上讲，要求整个社会以人为本、关心人，同时也可以是在政府的层面上，要求政府和官员以人为本。我想在中国可能以民为本更准确一些。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民就是被统治者，但是民和民又不一样，民的里面有富的有穷的，有强的有弱的，有有知识的有没有知识的。所以说民不是铁板一块。在今天的这样一个语境下，我理解强调以人为本或者说强调以民为本，更多的是在强调关注弱者和穷人的利益，并不是泛泛的对所有的人来讲的。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要剥夺富人的权益或者说剥夺强者的权益。 [山顶东人]：原来康教授也是环境问题专家,请问您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有什么看法,提出过什么建言？ 【康晓光】：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环境问题专家。我的硕士研究生读的是生态学，我也在中科院的生态环境中心任职，但我研究的都是社会问题，比如说贫困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问题、政治发展的问题。老实说我确实不是环境问题专家，仅仅是关注这个问题的普通人。我不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日益恶化。这20年来，总体的来说，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大的改善，但是说日益恶化也有点言过其实，我觉得环境的质量是构成人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部分。它是值得追求的，但它不是全部。而且即使在今天保护环境的话，也是为了人的利益。我个人甚至认为，在一定的阶段或一定的条件下，如果从人的整体利益出发需要牺牲环境的话，也是正当的。当然如果能实现自然与经济的和谐发展那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这种两全其美的事情往往不容易落到我们头上。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先污染后治理大概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如苍生何]：以人为本是否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 【康晓光】：中国的传统的政治理念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追求的是个人的解放。中国的儒家更多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儒家认为一个社会要实现和谐的话，各个阶层或者各个群体能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尽其职，各得其所。荀子有一句话叫：定分止争。儒家的“礼”就是规范这些本分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和那些强者如何去对待弱者。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强者的日子肯定是非常好过的，那些有权力的、有钱的、有知识的人不会觉得不和谐，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往往那些被剥夺、被压迫、被愚弄的是那些弱者。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关键看弱者的处境，而弱者的处境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者对他们的态度和办法。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社会，特别是这些强者。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不和谐，最关键的就是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学不仁，为人不仁。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社会精英们缺乏仁爱的精神，就是一些普通老百姓也缺乏这样一种爱心，彼此之间的关怀。 [模糊理论]：老康现在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以权为本？ 【康晓光】：从目前来看总的倾向还是以钱以权为本，或者说是以有权有钱的人为本。但是从胡温政府以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在不断的扭转，政府更多的在向大众倾斜，给予大众更多的关怀。 [远文]：看了你一些文章，你认为所谓“仁政”能救中国，那你怎样看待中国的宪政发展？ 【康晓光】：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在这方面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看一看。我个人认为“仁政”能救中国，但是这个“仁政”绝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简单复归。它是在一个市场社会的背景下，在充分的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一系列的要素之后，结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提出的一种政治结构。因此在这个里面，不仅要强调儒家的道统，强调道统、学统、政统的三位一体，我还要求要有像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法团主义、市场经济、福利国家这样一些要素。“仁政”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建立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这样的一种权威主义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上主张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导的一种文化结构，并且通过这样一种中国的文化在全球整合华人资源。 [千重山]：康专家，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康晓光】：为人民服务更多的谈的是一种政府如何对待老百姓，它不同于民主政府，民主政府是人民做政府的主。讲为人民服务讲的是政府如何为人民服务，也许人民没有权利选择政府，但是政府有义务为人民好好的工作。以人为本更多的是谈怎么样去为人民服务，比如说你要全面的，不能片面的，还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我认为二者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以民为本，这里就包含了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他们共同的含义。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就是民本哲学。在这种意义上，我把今天的新政理解为是对传统政治理念的一种复归。 [杜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唯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面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 【康晓光】：要说谁对李思怡的死负责，我想一是人心，二是制度。有的人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当前的制度制造的罪恶导致了李思怡的死，而且制度是唯一的原因，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制度是要承担责任，但绝不是全部，因为在李思怡这个个案里我们看到，我们一系列的法律都有了，比如民法、婚姻法、国家低保条例等，法律、制度、机构、人员、资金都有，民政部门有、共青团有、妇联有、儿童福利院也有、居委会也有，它们既有人又有经费，而且法律也规定了他们要对李思怡负责，但是在长达在三年的时间里，在他们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呢？在这里尽管制度不完善，但是这些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可以避免悲剧。我认为在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没人味没人心，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是由人来执行的。一个好的制度要想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话绝对不能由禽兽去执行。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正是我们这种普遍的道德的沦丧、人性的丧失要对李思怡的死负主要责任。这20多年来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讲制度不讲道德，要效率不要公平，讲什么都说制度，必须制度，制度是万能的，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说到道德就是虚伪的，就是谎言，就是欺骗。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里，人类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靠法律去调节的，都是靠道德去调节的，我们夜晚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去把路灯打碎，不是因为旁边有警察在看着，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应该那样，所以我们不做。一个社会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到了强制，由法官、警察、监狱在那里维持的话，那这个社会的所有财富连雇他们都不够。所以说任何社会的秩序都由两部分来构成，一部分是法律维持，一部分是道德维持的。后者这一部分远远大于前者。 [寺内传人]：教授也是希望帝王将相的仁政，中庸之道能权威吗？仁政能权威吗？你喜欢清朝、明朝、宋朝？ 【康晓光】：我说的仁政有清晰的定义，在我的论文里和前边回答网友的帖子中已经做了表述。它既不是明朝，也不是清朝、宋朝。我建议你好好读读我的文章。 [网友]：康教授，您对前一段时间关于农村人幸福感的调查有什么评价？ 【康晓光】：这个调查到底是由谁做的？如何做的？我不是太清楚，所以对这个调查结果的质量无法评价。一群人他是不是幸福，他自己如何感受，别人又是怎么看的，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我后来看到一个网友的帖子上有一句话说：宁可做不幸福的人，也不做幸福的猪。我比较认同他的这样一种说法。 [一片乌黑]：我认为教育的问题是和谐社会最大的障碍，您怎么看教育问题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康晓光】：我个人认为，相对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教育发展还是不错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一方面也与教育系统的努力有关。中国现在争议较多的教育问题还是高等教育问题。比如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要不要上大学。中国人的一般普遍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些品学兼优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有权利读书上大学的。中央政府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所谓的“绿色通道”，不允许一个贫困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个不平等的、有阶层的社会里，必须有一种底层向上层的流动机制才能稳定。教育就是一个普遍的机制。特别是高等教育，它可以让底层的精英有机会流入上层，如果你把他憋在底层，他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力量。所以让穷人的孩子读书，不仅仅是对穷人的孩子有好处，也是对富人有好处。因为当把底层的精英吸纳到上层的时候，一方面瓦解了底层反抗的力量，一方面壮大了上层的力量，所以在高等教育的阶段保障穷人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的机制。最大的收益者也许是富人。如果把教育看成一种流动机制的话，它确实可以避免冲突，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 [张度]：当不同阶级的人们间的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时，如何“以人为本”？ 【康晓光】：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政府对自己的要求。政府要求自己在自己立法和行政的过程中应该奉行的原则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所以当人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有两类，一类是官和民之间的冲突，一类是民和民之间的冲突。当官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我也说不好。但民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亲民的政府，是一个代表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政府，那他应该倾向于大众，也就是倾向于劳动阶级。而且我认为在中国的话，现在最强大的力量还是政府。政府应该维持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均衡，这也是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倡要让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涵义之所在。也就是说，在民与民的竞争当中，强者肯定处于有利地位，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弱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政府站在强者的立场之上，从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的成果或者更确切的说新增加的财富基本上都被强者装进口袋里了。形象点说，如果我们每年社会财富增加8％的话，那这8％都进了8％的人的腰包。其他90％人的实际生活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他们增加的仅仅是风险，失业的风险、养老的风险、得病的风险、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的风险，所以说我个人认为8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都能通过改革和发展受益，而90年代特别是到21世纪初期，基本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极少数人攫取了绝大部分发展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总书记用“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来解释以人为本，我认为是非常恰当，非常及时的。 [老船]：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语句：“一切爱国者，在‘秦晖底线’上合作吧。”康教授是怎样看待这根底线的？ 【康晓光】：“秦晖底线”的涵义是为左中右各派找到一些共识，然后自己提出了一个共识的组合。这种组合被一些人称为“秦晖底线”。我认为这个底线一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上的非常严重的冲突，因为左中右各有各的主张，左中右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不是说在每一派中发现有共同点就可以把他们捏到一起，这样的思维逻辑是非常幼稚的。另一方面，这个底线也不够宽广，最起码我就不在这个底线里，它兜不住我。我不认为我是卖国贼，我本人是非常爱国的。所以我不接受“一切爱国者在秦晖底线上合作吧”这样一种判断。 [hbq129]：康嘉宾，从先进性来讲，你还不如100年前的康有为。 【康晓光】：康有为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中国人。我之所以崇敬他不仅仅在于他的理念和学识，还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的这样一种信念。我今天主张的一些关于恢复儒教的主张，都是继承他的观点和思想。康有为在中国的国运最衰败的时代还盼望着有一天能用中国的文化拯救世界，而且他真诚的相信这一点，这是令我最感动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重新崛起的21世纪，我们更应该继承康有为的事业。 [防风]：康看来还是那种觉得“学得经世术，售与帝王家”之流。 【康晓光】：你可以看看我的文章，你可以看看我写文章的风格。我对现实的批判是非常深刻和严厉的，没有一个自由派超过我。而且如果你了解中国政治的话，像我这样写文章的方式是不可能“入道”的，凭我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如果我真要搞投机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学得经世术”是正确的，中国的读书人嘛，经世致用是为学的基本的目的，我本人也不例外，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至于说哪个人、哪个党对我如何看、如何想根本不在我考虑之列。如果恰好它接受我的观点，那我当然高兴了。它不接受我的观点，我也继续我行我素。我从来都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所以请你以后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的抱负是你这种人无法理解的。 [山东棒子来了]：康教授,在您的教育问题的回贴中,您说中国是一个有阶层的社会,也请问第一,所谓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有阶层的社会的现实基础上使各阶层和谐,还是要为了和谐才制造社会不同的阶层? 第二,中国社会现存的所谓阶层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因为先行的制度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康晓光】：首先是因为有了分化才要讲和谐，因为有分化就有冲突，有冲突才需要化解这些冲突，从而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当今的这样一种阶层的分化，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人为的东西。市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这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得以运行的条件，也是它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所以说它不是简单的政府政策制造出来的东西，只要我们选择了市场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种现实。问题是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现实问题，而今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对一问题的积极的回答。 [风火轮]：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变NGO发育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通过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来实现，而中国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委会的自治发育很不健全，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个状况？ 【康晓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从我自己的阅读来看，我感觉在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的各种文件中，主要的是在强调政府如何如何去建设和谐社会，很少强调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足。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市场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已经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了。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的绝大部分的活动也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想靠政府单打独斗建设起一个和谐社会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动员社会的力量，与政府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建设好这个和谐社会。而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社会组织起来，让公民通过自发的、自主的、有组织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有组织的公民和政府共同合作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普遍的模式，在今天这个时代下，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压制社会自主性的力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害无益。 [网友]：有人提出社会发展要从哑铃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变迁，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社会才会稳定，您对此怎么评价？ 【康晓光】：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个常识性的判断：这种橄榄型结构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社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从现实出发，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结构，我个人最乐观的估计没有三五十年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将是一个哑铃型社会。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上层，有一个发育不良的中层，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这样的社会蕴含着贫富冲突的巨大危险。因此要在这样的社会里建立一种稳定与和谐的关系，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认为一个聪明的政府它应该是既能团结强势集团，又给予弱势集团必要的保护。至少不要逼着他们铤而走险。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历史上来看，当政府对各个阶层和阶级采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的时候，才能保证自己凌驾于所有的阶级之上，我希望中国的政府至少是一个中立的政府。所谓中立，就是既不过分的偏袒某个阶级，也不过分的压榨某个阶级。一个与精英为敌的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一个逼得穷人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就眼下而言，应该是有节制的政策。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把欠农民工的钱发给人家，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连血汗工厂的规则都不遵守，完全是一种欺骗和抢劫。胡温新政以来有一个最可喜的倾向，就是开始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开始给予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 【康晓光】：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网友交流，感谢人民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再见。 |
| 来源：人民网 | （责任编辑：史江民） |
实际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还没有介定好，感觉的成份还较多。
实际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还没有介定好，感觉的成份还较多。
目前我在文件中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义。我研究基层司法行政，很大层面上是与群众矛盾纠纷打交道，也很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人类是有进取精神的动物 没有人愿意维持现状
人类有欲望塔 生理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受人尊敬的需求--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
越是前边的需求就越优先于后边的需求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只有在基本满足了生理需求才谈的上爱的需求 以此类推
我认为可以有一种自适应机制来防止福利过度,比如类似于把每年税收的定比部分或者是节余的部分投入福利 如果福利过度导致很多人不思进取 那么税收节余必然紧张 导致福利减少
而我相信合适的福利是可以大大提高国民效率的 这是确定无疑的
楼主的观点是"盲人摸象"了.
学经济的要学会从全局看问题,不能刻舟求剑,抱着一个静态的孤立的观点不放.
为什么我们国家十年前没有提出"以人为本",而是现在才提出?难道是现在才偶然想起吗?不是的.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了新的微妙的变化.相比效率而言, 围绕公平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明显,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如者增收缓慢甚至出现过负增长.人民是需要活着的,需要生活而不是口号,如果长期牺牲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换回经济的增长是得不偿失的.不光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还会反过来影响单纯的经济的增长.当然凡事总有个度,有个最佳结合点.至于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那就需要用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使社会各方的利益在合理范围内到一种动态平衡.
楼主的观点是"盲人摸象"了.
学经济的要学会从全局看问题,不能刻舟求剑,抱着一个静态的孤立的观点不放.
为什么我们国家十年前没有提出"以人为本",而是现在才提出?难道是现在才偶然想起吗?不是的.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了新的微妙的变化.相比效率而言, 围绕公平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明显,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如者增收缓慢甚至出现过负增长.人民是需要活着的,需要生活而不是口号,如果长期牺牲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去换回经济的增长是得不偿失的.不光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还会反过来影响单纯的经济的增长.当然凡事总有个度,有个最佳结合点.至于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那就需要用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使社会各方的利益在合理范围内到一种动态平衡.
我并不反对以人为本，相反，我非常欢迎。问题在于，人们到底知道什么是“以人为本”？它能够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并非只满足于口号就可以了。
社会分化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垄断利益的力量所造成。而能够构成这种垄断力量的，除了政府权力，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做到。
病根不除，谈何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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