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中，流行着若干形式主义理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的盲目歌颂与肯定。根据这种形式主义的历史理念，秦以前的中国历史（夏、商、周）被简括地描写为一部奴隶与奴隶主斗争的历史。而秦以后至清末的中国历史，则被描述成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被简化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二元矛盾。而中国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则被认为是“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即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因此而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由此而形成了如下一种描述古代历史进程的周期性公式：

　　皇朝建立／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起义／推翻旧皇朝／继之又是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直到1840年以后的近代。

　　这是一种机械的历史理念。流行了多年，至今仍在历史编篡学中具有影响。

　　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决定论”基础上的形式主义历史理念，对于生动、复杂、丰富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作了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处理。但它严重地违背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客观真实。

　　2.历史的前进过程错综复杂

　　深入观察中国历史，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分野。但我们会发现，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是极其复杂、生动而具体的。在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之中，充满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其中既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和斗争，也有农民与农民、地主与地主、地主与贵族、地主与国家以及皇帝与大臣、皇帝与豪强地主，甚至皇室成员内部（如皇帝与后妃、皇帝与外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矛盾和斗争。

　　在历史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地主与农民的斗争，还可以看到在若干朝代中，豪强地主是逋逃农民的庇护者（如西汉），地主与农民一同反对贵族和国家（如明末）。确有皇帝曾推行保护农民、有利于农民的新政（如汉初之文景，清初之康、雍。），也确有皇帝曾与地主豪强世家贵族进行殊死斗争（如汉武帝）。真实的历史生活就是这样地复杂而生动，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历史观念所能一语涵括的。

　　实际上，所谓“农民起义”这个词语本身，是过度抽象和简单化的一个概念。历史中有过各种性质的民变、起义、群众暴动、邪教倡乱以至政治变乱，但是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目标和信仰始终一致，政治方向始终一致，以“反抗封建制度”或“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为共同目标的所谓“农民起义”。发动那些民变、暴动和起义的社会力量，其成分往往极为复杂，并非都是农民。而在历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和起义中，真正起到主导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力量，其主要成分特别是领导集团，也几乎都并不是农民。

　　试以人们所熟知而且常被作为农民起义典范的水泊梁山为例，其主要领导成员如晁盖、宋江、柴进、卢俊义、吴用等，或是“员外”（庄园地主），或是官衙书吏，或是贵族遗少，或是秀才学人。在梁山之一百单八将中，80％以上成份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军官、商人、各级官吏甚至僧道。

　　通过历史上的社会变乱，最终完成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多数情况下也都并非农民。如项羽（楚贵族世家子弟）、刘邦（出身于沛县基层政吏）、刘秀（皇裔豪强地主）、李渊、李世民（出身隋朝军事贵族）等等。

　　3.历史进步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力量

　　持异议者会说那些“起义军”军队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来自农民。但是同样地，与之相对抗的官军下层组织的成员同样主要是来自农民。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能够造成改朝换代之势的大规模社会反抗力量，都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阶级构成。换句话说，真正推翻一个皇朝制度的政治力量，绝对不是来自农民阶级本身的力量。由于社会旧制度自身的解体和衰败，造成了全方位的离心因素。多种反现行体制的力量（其中包括农民但绝不仅是农民），最终集结成统一的社会变革的合力，才造成了一个皇朝的颠覆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建立了明帝国的朱元璋临终曾说：“朕取天下于群雄，非元氏也。”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从现实的历史中看去，并没有什么“愈穷愈革命”的规律。相反，由于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局限，一些农民首领人物与当时一些出身于贵族的政治家相比，其物欲、色欲、权力欲往往更强，往往更经不起世俗价值的诱惑。在历史上号称农民起义之领袖的那些草莽英雄身上，多少都可以看到中国下层社会中某种文化垃圾的沉淀，包括某些痞子性格的色彩。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一些所谓的农民起义，有多次都与中国社会下层愚昧的民间巫教信仰和邪教意识形态有关，（如东汉末的“太平道”黄巾、宋代的摩尼教主方腊、清代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就更不值得盲目推崇了。

　　在古代历史编纂学中，称农民起义为“贼”、为“寇”、为“匪”，为“群盗”，当然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但在20世纪的历史编纂学中，凡所谓“农民起义”、“民变”、“暴乱”皆被视之为“革命”而倍加颂扬，却不管其为首者是否确实出身于匪徒、黑帮、邪教，甚至讳言其掠州屠城（如黄巢、朱温），焚书坑儒（如张献忠），打家劫舍、奸淫虏掠、无法无天；对此不论其是否是事实，一概指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诬蔑”。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偏见吗？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动力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经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