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化研究到质性研究

——读萧瑞麟《不用数字的研究》

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成果是知识的创造与积累，另一个成果便是对学者思考力的锻炼。知识的日新月异与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使得“拥有知识”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思考力，实际工作中思考力也已经取代了专业力与执行力成为择才的第一要务；而学者“找出道理”的过程就是训练思考力的最佳途径。当前社科领域“找出道理”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类。

量化研究凭着其知识产生和传播的高效率以及因其研究社群之大而产生的网络效应成为了当前研究的主流设计，但这未必代表较佳的知识品质。当今学者开始反省量化研究对社会现象的过度简化，反击量化研究是玩弄变数与操纵因果关系的逻辑游戏；而以量取胜的研究心态，将会使研究者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收集样本数据（问卷），而非在思考问题的本质与构思创新的解决方案。

典型的量化研究是这样进行的：首先研究者必须先构建一组理论，简单的说，就是整理过去文献中曾经对某一主题讨论过的因果变项；然后归纳这些文献探讨；接着就开始建立一些假说、形成一个理论模型；接着就是收集数据、计量论证与得出结论。这种量化研究的确很科学，因为它有步骤可循，有既定的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资料，也可以依照有系统的方法判定研究者有没有按规定进行研究。而且，此类量化研究也似乎排除了可能的人为判断，将变量、结果都尽量控制得很客观。但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研究方法就显得有点幼稚、有些不足。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运用量化研究法在探索人文的问题时，至少有以下三大缺陷：

一是令人质疑的可信度。

量化研究是以自然科学为师，企图将社会科学现象完全以客观的数学关系表达，因此在先天上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难以克服：首先，研究中的变量真的是可以衡量的吗？社会科学中有些概念很难科学地、客观地去衡量。例如，如果你想知道苹果有多种，什么颜色，你去衡量一百次，去问一百个人，或许这一百次的误差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苹果好不好吃，那么你问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零一个答案。有人认为苹果甜的好吃，有人认为苹果酸一点比较健康，有人认为苹果酸甜不重要，因为他天生就怕苹果，有人疯狂地爱好苹果（不论酸甜），因为苹果曾经带给他美好的初恋回忆。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文的观念（如爱、恨、情、仇、文化、政治、变革等）本身就是主观的，忽视其主观的本质而一味以衡量与检验来追求答案，将会是缘木求鱼。其次，量化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很容易流于草率与敷衍了事。常常在学术会议上听到研究者夸耀自己回收了数百份以上的问卷，因此自认为其研究的可信性很高。但是，我们很难确认他是否检查了到底是“谁”在填他的问卷，即使是正确的人在填，那也无法保证这是该正确的人的真实想法。也许他们想出一些皆大欢喜的“资料”让研究者交差了事。数月之后收到其研究报告，看到分析结果，当然双方也就心照不宣，莞尔一笑。

二是过分简化的因果关联。量化研究的另一个不太让人信服的地方是过于简化问题和答案。人文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很难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来分析问题。但这又是量化研究的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结论，虽然那代表要牺牲对问题本质的深入分析。人的社会中有许多文化冲突、政治斗争，这些都不一定能够观察到，只想透过几张问卷，研究者很难弄清楚这些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的心门之后，都有一些难以告人的秘密。真相，是你在你尝试了解心门之后的感受与困扰才能得知，不能单纯依赖问卷。

三是简单的线性逻辑难以全面应用。我想很少人会天真地认为有一良药可治百病。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认为世界上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吗？任何知识都要通权达变，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修正运用之法。几条简单的因果定律并无法分析出复杂的社会现象。当然，一般而言，量化研究通常会说明其样本可推论的局限范围，但量化研究还是声称，其结论在可推论的范围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不禁感叹，把一件不该做的事做得非常有效率，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蠢的事了吧。

虽然存在批判，但是量化研究仍然是目前学术界的显学。如果你从事的是量化研究，未来也有可能遇到类似的质疑。但是，如果你决定舍量化而选择质性研究，那挑战也是很多的。

那么质性研究是不是一种科学方法呢？其实没有所谓科学或不科学的方法，方法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心灵的极限，而非将心灵之门闭塞。质性研究只是提供另一种拓展心灵的门径。它所关心的是意义，而非测量；是本质，而非表象；是诠释，而非定律。质性研究法其实就是一种强调诠释的艺术性科学。虽然有些质性研究可以透过分析、诠释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大多数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重新认识问题，使问题被人看见（使原来没注意到的事件被注意到，使原来已被注意到的东西被重新认识，透过故事、语言、文字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到底如何才能让质性研究方法达成“使人看见”的使命？在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哲、文、使”的构架来说明质性研究的特性。质性研究是一门诠释的工作，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数字、图标去诠释事件、形成对问题的理解。而要做好诠释这份工作，我们就必须告诉其他研究者，我们是由哪一种角度、什么样的思维假设、什么样的哲学观来分析这件事，将线性、平混杂的资料赋予鲜活而立体的生命以使真相浮现出来（而不是去“验证”出来），而这些真相又是主题相关人员从未想过但却又能欣然接受的。哲学之于质性研究就如统计学之于量化研究一样。量化研究因为需要验证，所以需要借统计学一步一步的分析资料，检验定理。但质性研究的重点在了解人的主观想法与其背后的行为模式，因此观察的角度是很重要的。因为角度对的话，可以使你的观察更敏锐。

哲学的希腊文原意是爱好智慧的活动，爱好智慧者通常随时具有一颗好奇心。然而要满足爱好智慧者的好奇心，也就必须要能透过不同的思维角度去观察各类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哲学看成一种思维的角度，而每一个思维的角度建立于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哲学观中。所以“哲”可以涵盖两层意思，一是哲学观，是思维的假设或思维的来处；二是理论面，是思维的角度。

就哲学观而言，在现有的哲学门派中已提供了很多观察的角度，但比较常见的两种哲学观是实证主义学派和诠释主义学派。前一个哲学观着重于客观的测量，后一个则倾向于主管的探索。当研究者选定了一个哲学观后还要再挑一个“理论”作为分析切入的角度。研究者只有透过不同的思维角度才能提出更根本、更深刻的问题，让人能直指问题的核心。于是，研究者才能找到新的方式、以崭新的思考角度重新认识问题。

其次，质性研究通常必须透过个案来呈现。一份好的个案其实就如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个案中，研究者要呈现的就是一个鲜明的故事，去说明在某一情境、某些人、在某一时间点所互动而产生的事件。然后透过个案了解问题的内涵，使人看到原来看不到的复杂动态。所以质性研究也如文学作品。

最后，好的质性研究其实也是一部历史。质性研究法可以由历史过程分析出问题是如何产生、演化与变形。如此，研究者方可知往、析今、鉴来。你可以将个案透过历史过程的分析去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且观察过去事件与现在事件的时空关联。在不同的时空点看一件事，你可能就会观察到完全不同的问题，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

文章结束，还想要说的是，其实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科学性。信仰什么是科学，就会信仰哪种方法论；而所有研究都是一种偏见（信仰）的呈现，每一种偏见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方法，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