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2004年7月25日《互联网周刊》
财经媒体开始重视和提倡“商业精神”，可见商人在国内的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其实，商人的地位本来就应该是高尚的，只是一些错误的观念泛滥，造成了“商业精神”长期不振。而这错误而泛滥的观念，简而言之，就是“工程师迷信”。
我也曾经有过“工程师迷信”。每个中学时期认真学过物理和化学的人，都容易被这两门学问的成功所激励，然后有意无意地认为，经济现象和也可以象大自然一样，被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当经济学掌握了社会运行规律后，社会也可以象汽车、轮船、药物那样发明出来、并受到精确的操控。
这种想法发展到极端，就是“拉普拉斯猜想”。拉普拉斯（P. S. Laplace，1749-1827）是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断言：只要告诉他世界某个刹那所有原子的状态及其运动规律，他就可以推知世界的过去与未来。直到量子力学出现，没有人能在理论上质疑拉普拉斯的雄心。
他的雄心也体现在经济学思想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的教育一直被就萨缪尔森（P. Samuelson）的教科书统治。现在人们批评“黑板经济学”，就是指萨缪尔森经济学忽略了真实世界的细节，用机械论的思维来理解纷纭复杂的经济过程。萨缪尔森的世界观，干净漂亮，整洁明快，但因为毫无细节，所以没有用处。
直至读到哈耶克（F. A. Hayek）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我的观点才完全改变。这篇文章不仅是哈耶克个人最重要的论文，也是经济科学的里程碑。哈耶克是说：要发展经济，改善生活，需要具体的知识，而不是泛泛的知识，而商人正是这些具体知识的运用者和传播者。从这个角度看，商人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绝不亚于任何运用和传播泛泛知识的学者。
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个领队，带领二十个队员跟对手比赛下棋。你能对这二十个队员下什么样的“宏观指令”呢？什么指令都下不了！只要指令是一刀切的，是宏观的，就是没有用的，就是错误的。你不知道每一盘棋的具体格局。你不能下令“拱卒”、不能下令“跳马”、也不能下令“出车”：你使不上劲。即使你棋艺比他们都高，也只有下场队员自己才了解情况。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哈耶克指出，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从商品差价套利的人，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但这种人一般受到蔑视。要是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工程师或理论家好，他们就被看成是“坏人”，被认作是“奸商”。
显然，人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以为这些商人用来谋生的知识是昭然若揭、人尽皆知的。而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但事实上，他们赖以为生的知识，绝不是唾手可得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他们追求这些知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商业代价。
要知道，任何经济问题，本质上都不外乎是“不确定”的问题，是“变化”的问题。要是世界日复一日地运转，当中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一切都可以达到均衡，不会有什么浪费，也就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更不会有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正是为了应变，商人才应运而生。
掌握经济学原理的朋友明白，经济学里没有“盈利”和“亏损”的概念！这是说，在一个所有知识都可知的前提下，或者从一个回顾的角度看，一切都在计算之内。一切后来的收益，都有其精确对应的成本。这样，“盈利”和“亏损”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
首次发掘邓丽君的歌唱天赋并让她登台演唱的商人，确实获得了“盈利”。但那纯属意外。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剩余收益，属于意外收入，而只有意外收入才是“盈利”。问题是，邓丽君一旦走红，这“盈利”就不再“意外”了——因为下次再请邓丽君演唱的成本将大增，收益率于是回落到一般利率的水平。要盈利源源不绝，就得靠商人寻寻觅觅。
人们现在谈论商业精神，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喜欢引用韦伯（M. Weber，1864-1920）的观点，把商业精神和新教伦理相提并论。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样。难道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商人、就没有商业精神了吗？从运用经济知识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中的商业精神，就象车轮和火一样普遍，也象车轮和火一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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