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媒体开始重视和提倡“商业精神”，可见商人在国内的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其实，商人的地位本来就应该是高尚的，只是一些错误的观念泛滥，造成了“商业精神”长期不振。这种错误而泛滥的观念，简而言之，就是“工程师迷信”。 　　 　　　　我也曾经有过“工程师迷信”。每个中学时期认真学过物理和化学的人，都容易被这两门学问的成功所激励，然后有意无意地认为，经济现象也像大自然一样，可以被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当经济学掌握了社会运行规律后，社会也可以像汽车、轮船、药物那样被发明出来，并受到精确的操控。 　　 　　　　这种想法发展到极端，就是“拉普拉斯猜想”。拉普拉斯（P. S. Laplace，1749-1827）是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断言，只要告诉他世界某个刹那所有原子的状态及运动规律，他就可以推知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没有人能在理论上质疑拉普拉斯的雄心，直到量子力学出现。 　　 　　　　他的雄心也体现在经济学思想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教育一直被萨缪尔森（P. Samuelson）的教科书统治。现在人们批评“黑板经济学”，就是指萨缪尔森忽略了真实世界的细节，用机械论的思维来理解纷纭复杂的经济过程。萨缪尔森的世界观，干净漂亮，整洁明快，但因为毫无细节，所以没有用处。 　　 　　　　直至读到哈耶克（F. A. Hayek）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我的观点才完全改变。这篇文章不仅是哈耶克个人最重要的论文，也是经济科学的里程碑。哈耶克的观点是：要发展经济，改善生活，需要具体的知识，而不是泛泛的知识，而商人正是这些具体知识的运用者和传播者。从这个角度看，商人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绝不亚于任何运用和传播泛泛知识的学者。 　　 　　　　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个领队，带领队员跟对手比赛下棋。你能对队员们下什么样的“宏观指令”呢？什么指令都下不了！你不知道每一盘棋的具体格局。你不能下令“拱卒”，不能下令“跳马”，也不能下令“出车”。即使你棋艺比他们都高，也只有下场队员自己才了解情况。 　　 　　　　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哈耶克指出，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来谋生的人，或从商品差价套利的人，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转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但这种人一般受到蔑视。要是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工程师或理论家好，就被看成是“坏人”，被认作是“奸商”。 　　 　　　　显然，人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些商人用来谋生的知识是人尽皆知的。而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但事实上，这些知识绝不是唾手可得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他们追求这些知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商业代价。 　　 　　　　要知道，任何经济问题，本质上都不外乎是“不确定”的问题，是“变化”的问题。要是在世界日复一日的运转中，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一切都可以达到均衡，不会有浪费，也就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更不会有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正是为了应变，商人才应运而生。 　　 　　　　掌握经济学原理的朋友都明白，经济学里没有“盈利”和“亏损”的概念！这是说，在所有知识都可知的前提下，或者从一个回顾的角度看，一切都可以在计算之中，一切后来的收益，都有其精确对应的成本。这样，“盈利”和“亏损”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 　　 　　　　首次发掘邓丽君的歌唱天赋并让她登台演唱的商人，确实获得了“盈利”，但那纯属意外。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剩余收益，属于意外收入，而只有意外收入才是“盈利”。问题是，邓丽君一旦走红，“盈利”就不再“意外”了，因为再请邓丽君演唱的成本将大增，收益率于是回落到一般利率的水平。要盈利源源不绝，就得靠商人寻寻觅觅。 　　 　　　　人们现在谈论商业精神，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喜欢引用韦伯（M. Weber，1864-1920）的观点，把商业精神和新教伦理相提并论。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样。难道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商人，就没有商业精神了吗？从运用经济知识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中的商业精神，就像车轮和火一样普遍，也像车轮和火一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