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常修泽教授的学术论著，可以发现，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本上是围绕着制度创新和发展转型来展开的，且主要是沿着三条线路进行：第一条线是人本经济理论；第二条线是产权经济理论；第三条线是发展转型理论。在人本经济理论和产权论研究方面，他已先后出了《人本体制论》和《广义产权论》。在转型理论方面，他正写的书，题目叫做《中国第三波转型》。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当前被人们热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正是现阶段转型的焦点。常修泽教授此次与本报记者的访谈，就是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话题出发，进而探讨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

　　关于中国第三波转型

　　经济参考报：您在新书书稿中说，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为什么叫做“第三波转型”？

　　常修泽：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是从1919年开始，这个转型是以1949年为标志，转型已经完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在书稿后面加了一个小注，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要建立新民民主主义社会，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是“流星”，很快闪过去了，闪过去之后很快坠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转型，叫做经济体制转型，是以1978年为标志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经济参考报：就是说，第一波转型和第二波转型都是不彻底的，都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次转型，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向度转型？

　　常修泽：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理论研究人员，应该着眼于未来，所以我现在思考，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下一波转型，就是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哪里呢？我列了三条。

　　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考察当代世界，从经济领域上看，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还是被边缘化。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最近有很多事例给我心灵上撞击，比如前不久网上对中外混血青年的议论，反映出目前社会对这样一种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我没有用“冲突”，我用的是“隔阂”。我个人认为，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虽然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儿，但是应该通过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在世界上，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斯宾格勒的“活力论”，有汤因比的“成长论”，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均衡论”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论”，因为，我们国家如果要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阂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我这本书的基本理论，也就是“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融，但是要自我约束、要不卑不亢。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共同打造人类文明。这是在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经济参考报：那么，现阶段包括“十二五”期间，中国如何转型？

　　常修泽：我认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方略应该是八字方针：“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经济参考报：“人本”在您的方略里排第一位。以人为本，在我国的历史上一直被高度倡导，但一直位居边缘。如果人本思想真的能落实到我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政策当中，贯彻在社会治理和法制建设当中，那将是历史性、突破性进步。

　　常修泽：人本，首先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把关于人本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

　　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公民”。近年来，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引起我的思考。我觉得不应提某一部分人或所谓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执政党，理念上不应该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多数人”，而应该指“全体公民”。

　　就我们实际工作来说，在人的问题上没有打到边，两边都有一些遗忘，尤其是弱势群体，比如城里的下岗职工、农村的贫困农民、几千万残疾人，这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因此横向打到边，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关怀，或者叫底层关怀。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厉害，贫富差距比较大，要想法改变这种格局，尤其需要边缘关怀、草根关怀。

　　贫富差距大已经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差距大的格局制度化、定型化、固化。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一旦贫富格局固化，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要给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提供一个上升的管道。这个问题在中国很严重，但只要管道通，即使有阶层分化也可调过来。

　　从纵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

　　最近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就是一个涉及人类跨代发展的问题。人类一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72亿吨，中国排放60亿吨，占20%多一点，大气变暖、冰川熔化、海平面上升，小岛屿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沿海城市再往后几十年也面临威胁，眼下看沿海城市问题不突出，但是考虑后代发展，人类要应对严重威胁。

　　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特别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老百姓进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所以我们应该把人看成多需之人。

　　第二，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

　　我发现，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但我听着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一种是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一种是实质的以人为本，而且这两点都有鲜明的表现，我想我们要抛弃这个人本工具论，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