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狼烟又起。但是这个话题上的好些认识并不正确，我们要在这里做些澄清。

　　第一个要澄清的，是我们能够改变名义变量，但我们很难改变实际变量。我们可以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但是我们很难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不要想当然以为中国政府可以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你把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上升的趋势，这趋势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反过来，当然也是成立的。你把人民币汇率高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下降的趋势，这趋势还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

　　实际变量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人民币实际汇率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的。

　　这是一个重点，然而我们漠视了这个重点。这个重点的直接含义是：世界经济真的存在什么失衡的话，那也一定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缘故，至少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本身的缘故。如果工资和价格具有弹性，经济具有古典特征，那么人民币汇率是无所谓低估的。

　　是的，不否认世界经济存在失衡的问题，但失衡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所致。不要把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归结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对此，蒙代尔、张五常、向松祚讲得清楚。中国的出口产品，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产，纵使中国不出口，他们的经常项目也不会改善，其就业决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无非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由中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问题出在柏林墙倒塌后，前计划经济国家几十亿廉价劳动力重新融入到世界市场，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劳动供给，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却没有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是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一天得不到调整，那么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他们已经散失了在一般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然而又人为地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问题于是愈发严重。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责任在他们，而不在我们。打人民币汇率的板子，这是莫须有的事情。

　　是的，中国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主要是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我们要有承认问题的勇气。假如没有强大的外部吸收，那么中国经济陷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持续高速增长就会有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向世界输出了通缩压力的。但还是那句话，假如你们发达国家工资和物价具有灵活性，那么外部冲击将不会成为大问题。着眼于中国来说，不是要压迫人民币升值，而是要帮助中国深化和最终完成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个要澄清的，是我们管理宏观经济，总得选择某个变量，让其稳定下来，然后其它变量围绕其做调整。我们可以选择价格〔水平〕稳定，然后让汇率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价格〔水平〕做调整；我们也可以选择利率〔水平〕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汇率围绕稳定的利率〔水平〕做调整；我们还可以选择汇率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汇率做调整。我们不可能在空中飞舞，必须要有一个落脚的支撑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变量都固定下来，我们也不能让所有变量都自由变动。核心是选择什么变量做支点，调整成本才是最小的。这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部实质，不会有其它更实质的东西了。

　　或许，有人要提出，我们就是要工资和物价稳定，然后让汇率等其它变量灵活调整，来实现经济之均衡。弗老大约就是这样的主张。这是很有迷惑性的话题。天才如弗老，尚且行差踏错，何况我们凡人。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在这个话题上多说几句。

　　大家知道，整个微观经济学，主体上是要证明“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这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价格机制了。无疑，价格灵活调整乃是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不过我们不要忽视一个细节，价格灵活调整又要求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必须稳定。否则尺度不稳定，我们便不知价格为何物了，更不知何谓价格灵活调整了。

　　货币稳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内工资和物价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内价值〔价格水平的倒数〕稳定；其二是汇率〔一种货币来标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本应是一个铜钱的两面，然而现实中为什么常常产生出不可兼顾的内外冲突来？——汇率稳定〔固定汇率是最稳定的一极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反之，如果我们坚持物价稳定，那么就得接受汇率浮动的选择。虽然在大通胀时期，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确是同方向变化的〔国内大通胀，货币汇率贬值〕，但是在更多的非大通胀时期，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常常是分离的〔用更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不成立了〕。

　　这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在于：其一，货币的对内价值是用商品和劳务来标示的，而货币的对外价值是用外币资产来标示的。汇率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价格，主要受预期、不确定性、投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调节速度大不一样。货币市场最快，资本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因之，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其二，汇率两头联系着具有外生性质的货币发行〔不否认货币发行具有内生性质，但也不能否定其具有的外生性质〕，这使货币的对外价值多了一个扰动的源头。

　　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这个特性，决定了我们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经济的调整成本最小。至少，那些外向型发展的经济，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成本最小。老实说，世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浮动汇率的。观察吧，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固定汇率时期；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是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美国的朋友们，你们不想活，要自杀，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人陪你们一起自杀吗？你们放弃好的汇率支点不选择，偏偏要选择一个经济的调整成本更高的支点，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跟你们学吗？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还要认真问一问：是汇率波动经常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经常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我们还得认真问一问：到底是货币政策专注于货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货币政策同时服务于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入等等多重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个问题答案清楚，无需多说。

　　第三个要澄清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泛滥，资本流进流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那么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实体经济。

　　中国的基本约束是人多。我们不要简单拿自己与美国相比较。美国拥有的是广大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这些东西，现在是，一万年后仍然是资产。然而我们所拥有的 13亿人口，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人口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此资产非彼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这些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就业压力仍然巨大。这个问题，无需去做什么统计或数理统计，单看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现况便一目了然了。现在尽管有了“民工荒”的说法，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并不能简单表明我们的就业压力就根本减轻了。况且，我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含量不高；我们所从事的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着广大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的。

　　说过了，即使名义汇率被低估，实际汇率也会向均衡汇率做调整的。虽然由于经济不具有完全的古典特征，因而这种调整未必充分和完全，但无论如何调整总是要发生的。汇率即使被低估也主要是一次性的，长期里扭曲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名义汇率的每一次变化，都要引起经济作调整的。调整成本不菲，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法承受的是因此而引起的产业向外转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做更具体、更充分的说明的。

　　汇率决定主要应该根据实体经济的情况来做安排，而就业便是一个重要参照。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均衡汇率是多少。当然，在我们看来你们也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道理简单，假如真有人总是知道均衡汇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富可敌国的；既然没有因为炒外汇而富可敌国的人，我们就只能认为没有人知道均衡汇率了。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不相信人为的“计算”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照我们一般的那样接受市场的“计算”吗？上文分析告诉我们，在汇率“计算”问题上，市场的 “计算”也不理想。我们的简单而又有些极端的看法，是随机找一个值固定下来〔当然我们不会真的随机去选择这个值〕，然后让经济做自我调整好了。在我们看来，汇率低估乃是一个伪问题。汇率低估不是汇率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经济的其它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就业压力巨大，资源远没有充分就业，你怎么知道人民币汇率低估了？说经常项目吗？你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怎么做得准呢？要充分考虑资本流动吗？还是那句话，你美国自己不想好，没有理由也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