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GD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GD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必须十分注意控制峰位，防止“大起”，熨平波动。现着重分析这后面5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波谷，经济增长率为-1.6%。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为7.6%。1978年达到高峰，经济增长率超出11%，达到11.7%，出现经济过热。这次经济过热，起初表现为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随后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拥而上。转年，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1979年4月，召开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三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61年时提出的八字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退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为此，1980年12月，党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54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经过调整，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的高峰11.7%，降为1979年的7.6%、1980年的7.8%、1981年的5.2%。在这个周期内，从1978年的高峰到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5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3年，共5年。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经济回升，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经济增长率远远超出11%，达到15.2%的高峰，经济再次出现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转年，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1985年，经济增长率为13.5%。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1986年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没有到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1986年，经济增长率为8.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4个百分点；上升阶段3年，下降阶段2年，共5年。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经济增长率又超出11%，达到11.6%的高峰，经济再次过热。1988年，经济增长率仅略有下落，为11.3%。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1989年不少地方和部门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使宏观调控的很多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1989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降至4.1%和3.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7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8个百分点；上升阶段1年，下降阶段3年，共4年。 第四个周期（1991～2001年）。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种态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出10%，达到14.2%的高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全线紧张，金融秩序混乱，明显出现了经济过热。1993年上半年，过热态势继续延续。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紧缩型宏观调控。 1993年6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在调控过程中，学术界围绕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曾一度展开争论。有同志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过瘾。同时，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也不断。但宏观调控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3～1996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到1996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10%以内，为9.6%。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也从1994年的21.7%回落到10%以内，降至1996年的6.1%。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一般来说，“软着陆”的调整成功之后，经济就应该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或者再逐步回升。但是，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又继续下滑，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8%、7.8%、7.1%。这样，共连续下滑了7年。7年当中，前4年是“软着陆”的主动调整，后3年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 自1929～1933年世界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还没有遇到过像亚洲金融危机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投机商首先以泰国为突破口，一夜之间就把泰国十几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毁坏了。从亚洲“四小虎”，到“四小龙”，到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进入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群雁”全都被打下来了。对付这样严重金融危机的办法，就是暂时紧缩信贷、紧缩银根。我国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软着陆”经济调整，加上人民币不可完全兑换这道防火墙，我国所受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但毕竟周边国家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香港刚刚回归祖国，要保持住香港的繁荣，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放松信贷的方法来使已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经济重新起飞。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居民消费和支出中，原先属于福利化的部分，正在市场化。教育要高收费了，住房也要花钱去买，下岗失业的要为自己准备一些失业金，养老也都逐步市场化了，因此，大家要去储蓄，为子女教育，为下岗后的生活，为买房子，为养老而去储蓄。这就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1998年中央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00年，经济从7.1%的低谷开始回升至8%。但2001年又受美国经济调整（包括“9.11”的冲击）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同步陷入低增长或衰退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又降到7.3%。从1997年到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七上八下”的相对平稳的位势上。这是来之不易的。与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一枝独秀”的情景。在这里，“一枝独秀”仅用于说明经济波动态势的比较。 在1991～2001年的这个周期内，从高峰（1992年）到最低谷（1999年），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1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9年，共11年。 第五个周期（2002年至今）。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2003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2004年第一季度，又高达9.8%，这是在2003年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9.9%的基础上，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一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长的位势由前几年的7％～8%上升到9%，这是来之不易的良好态势，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看好。但另一方面，百分之九点几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贴近10%的上限警戒线。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我国目前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资源供给看，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低于8%，经济生活比较紧张，失业问题不好解决；高于10%，“瓶颈”制约严重，宏观调控难度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上限警戒线大体可以把握在10％。如果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有可能从局部过热走向总体过热，并导致大起大落。从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到总体过热的边缘上，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2004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6%，这与去年第二季度抗击“非典”时经济增长率基数较低（6.7％）有关。2004年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有所降温。全年看，经济增长率预计为9.4%，但不会冲出10%的上限警戒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4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5%；在9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调高为9%。经过宏观调控，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努力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