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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效需求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是没有弄清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系统性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二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药方”，存在着显见的副作用，这突出表现在，根据现代有效需求理论来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中的效果不理想或出现失效，甚至是对GDP的增长呈现出负作用。对此，我们从改善社会分配的视角，而不是单纯从供给与需求互动的视角来分析问题。

通过总结过往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和推陈出新，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学的四大定律，即交换律、分配律、配比律和寻租律，其中，交换律对应于不同商品（或服务）之间相互交换时的价格问题，分配律对应于新形成社会财富的市场分配依据问题，配比律对应于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收缩问题，寻租律对应于投资的扩张边界问题，四大定律共同构成了一幅经济学的新框架。在这个新框架下，提出了“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概念，对应于GDP的扩张和收缩，当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扩大时，GDP的规模就相应的扩张，当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收缩时，GDP的规模就相应的收缩。在此，我们通过分析社会分配的改善状况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有效需求理论。

“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这个概念的含义，不同于社会简单再生产或社会扩大（收缩）再生产的比较性判断概念，而是一种动态性的状态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扩张或收缩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比程度以及产出符合于消费与有效投资的配比程度，凡是没有实现有效配比的生产要素和产出，都属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之外的生产要素和产出。没有实现有效配比的生产要素，不能够实现实际的社会财富生产，没有实现与有效消费和有效投资配比的产出，是无效的产出，会形成社会财富的闲置和浪费，而为了利用闲置的财富和减少浪费，则需要减少相应的财富生产，并由此引发市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经济收缩，反之，有效消费和有效投资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在其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没有达到最大值之前，会拉动社会实际的财富生产规模扩大。所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大小及其变化，会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在其潜在GDP的范围内扩张、收缩或不变，当实际GDP超过其潜在GDP时，必然会形成无效产出。GDP的扩张和收缩，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效配比程度，这种有效配比既包括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有效配比，也包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其中，生产环节之间的有效配比可以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自动实现或接近于最优，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是无法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自动实现或接近于最优的，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不仅不利于GDP的扩张，而且市场本身的作用是趋向于GDP收缩的，这就需要行政干预来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而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程度，最终只能是通过改善社会分配来实现。

根据分配律，我们将GDP收入法核算的四个组成部分：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调整为：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自然资源租金、创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四个部分，通过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分析，我们发现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固定资产折旧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即生产过程的财富非输出部分，而自然资源租金和创新租金不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生产过程的纯粹财富输出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社会剩余”。 一般来说，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固定资产折旧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自循环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不会产生主动性影响，只有当生产过程的纯粹财富输出部分因为不能及时耗费掉或者耗费大于收入，而出现了社会财富蓄积过度或蓄积不足时，才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当然，这种影响的范围只能是在不高于其潜在GDP的范围之内，实际GDP的扩张、收缩或不变。

一个国家的潜在GDP，取决于其资源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三者乘积的大小，如果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生或者是可用技术的湮灭和制度的倒退，导致了三者的乘积发生了变化，那么潜在GDP的值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潜在GDP确定的情况下，其实际GDP的大小，取决于全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比程度以及产出符合于消费与有效投资的配比程度。

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于市场投资的过度和购买力的相对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过程中的某些偏离，导致了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中的财富享有权与其有效消费（包括投资）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表示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不等于总需求，而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差。在潜在GDP不变的情况下，错位差占总供给（或总需求）的比例越高，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度就越大；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时，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则为零。社会分配改善的过程，既是错位差缩小的过程，也是一般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过程和有效投资存量增加的过程。随着社会分配的改善和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错位差逐渐缩小，经济扩张的速度和惯性就会越大，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时，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也为零，此时，并不等于实际GDP会达到其潜在GDP的水平，经济扩张的速度和惯性也不会为零，而是会达到相应的最大值，伴随着经济的继续扩张，当社会分配的改善而产生的利润红利消逝时，无论实际GDP是不是达到了潜在GDP的水平，一轮经济周期都已经达到了其顶点，除非社会的分配还会继续改善，否则，经济就没有继续上行的空间，而此时，社会分配的恶化，将会加速导致经济的崩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分配改善的过程，既是错位差缩小的过程，也是资本利润与工人工资二者共同增长的过程，因为随着社会分配的改善，增加了工人工资而扩大了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会弥补与增大生产部分的存量（或增量）投资相对应的固定资产折旧所造成的亏损（或利润），从而使得市场总利润增加；反之，总体压低工人工资的过程，也是市场总利润不断减少和经济加速收缩的过程。这与我们所认为的增加工人工资就会降低利润的常识性认识截然不同，这种常识性认识来自于单个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此消彼长逻辑，但就整个市场来说，情形则截然相反。

有效地扩大一个国家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使实际GDP尽量接近或达到其潜在GDP，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侧重于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而货币政策侧重于经济运行的顺畅，进而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速效提高。

当货币政策的变动引起社会财富的占有格局在不同主体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时，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实际配比状况发生变化，或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扩张以接近其潜在GDP，或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收缩而更加低于其潜在GDP。

菲利普斯关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曲线关系描述，其后续演变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之间的曲线关系，以及根据奥肯定律再将其演变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同向对应变动关系，在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大致上符合于经济运行的现实。但是，由此得出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却是典型的倒果为因，当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而人为的制造通货膨胀，却不能有效的改善社会的分配状况，并使得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短板加长时，其对于失业率的降低和经济的增长，就将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货币政策的中性，对于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配合经济良性运行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终极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子目标的设定，都必须以配合经济良性运行这个终极目标为中心来运作。任何希望通过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图谋，都注定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物价稳定并不等于总体物价水平不变化，当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社会的分配状况发生了有利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扩大的变化时，就应该配合社会分配状况的改善，维护这种合理的适度的物价上涨，而不是刻意的抑制物价水平或助推物价水平上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实现，如果没有恰当的货币政策支持，那么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就将成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阻碍，严格来说，充分就业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而应该是货币政策的维护目标，因为失业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社会分配状况改善的结果，而货币政策对于改善社会分配状况的作用极其有限。

对于改善社会分配状况和弥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具根本性，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调节经济结构和减少社会存量财富的“额外过量结余”，通过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扩大或收缩财政公共支出、转移支付，以弥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其效果是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但两者对经济运行影响的机理不同，“不越位”应该是两者之间相互协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动，只要没有产生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率的效果，就不会对GDP的增长产生任何的正面作用，而无论是总体上减少税收收入、增加财政支出，还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反之，即便是总体上不减少税收收入、不增加财政支出，而是仅仅调整了财政收支结构，也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只要产生了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率的效果，实际GDP也将会出现相应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