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IPR保护状态对北方企业行为策略的影响，即北方企业进入南方市场的方式，贸易可通过生产许可进入。作者发现，南方国家强的产权保护会促进北方企业通过许可生产的方式进入，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南方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有利于它们进入国际市场。而加入另一种进入方式-FDI后，以上基本结论不变。

这篇文章是笔者见到的很节省版面的一篇，其中大量的计算没有带入附录。而从文章内容来看，其计算量是很大的。因而，只能讲一下他的设定、主要结论，以及经济学直觉。

写作动机
   自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对IPR政策进行主动地或被动地调整（增强），同时，引起了一些学术上与政策上的争论，即IPR的增加使模仿成本提高，不利于全球技术的扩散（(Helpman,1993; Lai &Qiu, 2004)。而实际上，IPR实际上旨在减少技术转移成本，增加跨国间的技术转移（Maskus, 2004）。而一些实证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产权保护增强，使跨国企业采用FDI或生产许可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的步伐加快（(Smith, 2001; Branstetter et al., 2005）。
如果南方企业由于产权保护的增加，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技术，它们会有更好的出口表现。这是作者主要考虑的机制。作者的模型讨论了一家北方企业与一家（非附属的）南方企业间的博弈，北方企业可以通过许可生产或FDI进行技术转移，作者发现了产权保护增加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增加，以及对南方企业出口能力扩大的条件，进一步可以讨论IPR政策的福利效果，如果南方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严格的产权保护水平会增加南方国家的福利，如果吸收能力较弱，产权保护会削弱其福利水平。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多地集中于一般均衡、南北产品生产周期的分析，如Helpman(1993) ，Glass &Saggi (1999)发现严格的产权保护会增加模仿成本，不利于研发的投入与全球技术扩散。Lai (1998)强调了FDI作为技术转移的一种方式；Yang and Maskus (2001)发现如果南方国家增强产权保护，会提高南方企业的模仿成本，但同时会使许可生产成本降低，如果后一种效应占优于前一种效应，会提高全球的技术转移。但这种GE框架不能充分讨论企业之间基于IPR政策的反应互动，因而对微观机制挖掘不够。而采用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充分考虑北方企业在FDI、出口、许可生产之间的选择。尽管在局部均衡分析中，为了使问题变得可以驾驭（tractability），作者也用了一些严格的假设。

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利技术，需要进行相关的投入，如技术进口、与跨国企业建立关联(Kumar and Siddharthan, 1993)，但较少有文献讨论技术引进与IPR以及技术接受企业出口能力扩大建立关联，一个例外是Branstetter et al. (2007)，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国增加产权保护水平，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接受的技术转移明显增加，并明显提高了出口密度。但揭示IPR、技术转移、出口扩大内在机制的文献较少。另外，文献的动机来自于一些实证数据，如韩国在1988 to 1995间加强了专利法（(La Croix and Kawaura, 1996)，专利指数 由2.65 提高到3.89（提高47%），向美国非母公司支付的许可生产费用由1987年3800万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717million，再到2005年的$1.686 billion，出口则从1985年$28.5 billion增加到1995$99.5 billion，2005年的产品出口额达到$284.4 billio。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台湾在1986 到1994 (Diallo, 2003)年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从1.26提高到3.17,向美国支付的非母公司许可生产费用从1986年的$17 million 上升到1996年的$267 million，在2006年达到了$1.165 billion ，与此相对应，出口由1985年的$33.4 billion上升到1995年的$128.4 billion，2006年达到$223.7 bill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