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先进有密切联系，但两者不是同一的，存在着背离现象。俄罗斯在处理两者关系时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俄罗斯以国家强大为发展目标，但未能实现社会的相应进步，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俄罗斯选择这一道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简单否定。

　　1．世界大国崛起的战略与路径 　　 　　蔡佳禾（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美国在对外扩张中转变土地政策和移民政策，通过制度创新在扩张中将土地资本化和私有化，转变为国家财富。美国在移民政策上从自由转向限制的制度变革与其国内奴隶制消亡和中产阶级的兴起相关，是以制度创新来适应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 　　 　　美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方式具有其宪政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结构优势。美国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在于其国内制度的成熟。美国也有过走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战争，如美西战争，但美国在传统上崇尚自由和民主，反帝国主义思潮有巨大影响，而且能够通过宪政制度制约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 　　 　　美国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在坚定支持这一趋势的同时，也注重审时度势地采取行动，以渐进方式逐渐崛起。美国将利用外部资源的方式和国内制度、社会结构变化相结合，保持平衡，利用制度的不断调整以保证对外部资源的持续利用。美国的崛起是结构性物质变化与价值观念变化相统一，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激烈交锋中产生出对世界体系新的观念，即威尔逊主义。 　　 　　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定位决定其行为方式。以法国为例，可以说明国家定位问题具有重要性。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期，是当时的欧洲也是世界的超级大国。1815年后，法国在世界体系中沦为二流国家，法国意识到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衰落，开始寻求弥补其国力不足的方法，即依靠法国文化的软力量来维持其大国地位，以二流国家的实力发挥一流国家的影响。中国是曾经强大过而后又衰落的国家，法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德国的经验教训说明，由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准确定位于德国的现实而使德意志帝国实现了统一，赢得了发展空间；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则高估了国家定位，最终走向失败。 　　 　　钱乘旦：一国是否对他国构成威胁与其本身的制度、结构密切相关。一国表现出挑战性和扩张性源于其制度，而制度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形成的，是一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积淀，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方式。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核心是民族国家问题，而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就是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发展的前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国家要改变国家形式以适应历史的变化，这是历史的结论。在民族国家形成时需要权力集中以克服封建状态，而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又要权力的分散。 　　 　　英、法、德三国在民族国家从权力集中到权力分散的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特点的模式：英国是和平、渐进的改革之路；法国走的是暴力和冲突的革命之路；德国则是旧社会的统治集团主导国家现代化，表现出特殊情况，从而走向了扩展侵略之路，具有强烈的武力霸权色彩。 　　 　　英法德三国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必然和偶然因素相结合，决定了这三国的历史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各个阶段间的转换、更替即历史的发展。其现代化道路各具特色，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必然影响，同时也有当时的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同时存在。 　　 　　任东来：二战之前，成为大国就必须战胜另一强国，但与铁血政策同等重要的还有制度和观念的力量。英国的崛起中，制度创新有重要作用。英国在继承荷兰的私有制观念基础上，建立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议会制。美国的崛起中观念的力量也对国家的富强产生巨大影响，其突出贡献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成文宪法，并发展为宪政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自由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手段。美国在一战后提出威尔逊主义，倡导自由贸易、民主代议制以及世界和平，把握了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美国的宪政主义为二战后的欧洲联合提供了制度和观念基础。中国的崛起应重视观念和制度的力量。 　　 　　2．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 　　 　　叶书宗（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崛起的含义，应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相统一的崛起。 　　 　　“崛”与“起”是不同的。俄罗斯的“崛”始于彼得一世时期，从内陆国家走向海洋，而真正的“起”是在二战之后。在俄罗斯真正崛起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其目标始终就是向海洋扩张。前苏联时期，海军的重新崛起是从海洋意识、海军人才的培养和海洋技术等多方位的崛起，并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现代化。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发展为冷战的对峙，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冷战格局下，在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将海军定位于近海防御。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开始过高评估国力，对海军定位过于超前，海军开始走向远洋，进入到印度洋这一传统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庞大的军费导致国民经济不堪重负。前苏联海军的兴衰证明大国的崛起需要对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对国家要有准确定位。 　　 　　余伟民：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先进有密切联系，但两者不是同一的，存在着背离现象。俄罗斯在处理两者关系时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俄罗斯以国家强大为发展目标，但未能实现社会的相应进步，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俄罗斯选择这一道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简单否定。 　　 　　现代化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化初期，国家具有推动力，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社会的转型，是社会塑造国家，由前现代化国家驱动的现代化必然要转型为由社会驱动的现代化。国家主义的现代化具有历史阶段性，超越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会导致国家的现代化出现强大的国家和落后的社会，成为进一步现代化的障碍。 　　 　　强国是具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和国家的大国地位。国际政治霸权的转移和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是不同步的。前者的转移是短暂的，而后者是长期的。大国的兴衰具有双重意义：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兴衰的同时，还有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这一意义。能否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取决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层次，关键在于社会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心国家作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世界具有实质性的长远影响。 　　 　　在国家主义现代化完成了阶段性历史使命后的过渡阶段中，转变发展取向是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 　　 　　当前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国家主义的困境，其国家的特性和结构对现代化道路有关键影响。中国的崛起应避免社会发展的滞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较好地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王少普（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研究员）：日本早期的军国主义发展战略选择了对外扩张，对周边进行掠夺以实现崛起。日本建立了以神道教为支柱、天皇为核心、军部为动力的三位一体的独裁政权，这与其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日本明治维新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军部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必然走上军国主义。明治维新通过强调神道教赋予天皇合法地位，确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原则，促进了国粹主义的发展。 　　 　　日本的经济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同时国内市场狭窄，农业落后，明治维新的地税改革不彻底，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资源的稀缺使其更具对外扩张性。日本“富国强兵”的目标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对外扩张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外交上，日本提出“脱亚入欧”，在依附欧美的同时，通过向亚洲地区扩张以使之与欧美并驾齐驱。 　　 　　在实力壮大后，日本又将美国视为在亚洲争霸的对手，认为与美国必有一战。日本将争霸作为崛起的目标，必然走向战争。 　　 　　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要有正确的崛起要求，要善于判断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相联系。大国崛起必然也应该对世界体系的改善做出贡献，日本只考虑自身利益故而不能崛起。 　　 　　要有健康的民族主义，中国存在着强烈的受害者的民族情绪，在崛起时期不能将这种民族主义视为是天然合理的，这对崛起有不利影响。要扩大内需，在培育国内市场的同时加强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推进东亚合作。崛起不以称霸为目标，要增强睦邻合作。 　　 　　要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关注社会进步。 　　3．世界大国崛起过程中与周边的关系 　　 　　郑寅达（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以史为鉴的层次上，研究德国崛起道路中三大阶段与周边关系。第一阶段，德国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俾斯麦德国的崛起是成功的，统一了国家。俾斯麦的成功在于融入了国际体系而没有孤立自己，目标明确，视法国为主要的对手，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通过结盟政策，以战争威胁与和平外交相结合实现了国家统一的目标。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将敌人夸大化，在处理与英国关系时缺乏高超的外交手段，未能抓住时机而引起两国关系紧张。 　　 　　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时期对德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然而魏玛共和国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体制是建立在德国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最终走向失败。但在这一阶段，斯特莱斯曼的外交政策巧妙地利用了东西方矛盾，妥善处理与英、法关系，成功地恢复了强国地位。希特勒时期，其上台执政到二战爆发前的政策有成功之处，英法绥靖政策就是其政策成功的反面例证。第三阶段，二战之后至今。前两个阶段，德国的崛起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德国在二战后重新崛起是成功的。二战结束以来，德国走上了欧洲联合的道路，同时重视改善和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两德统一后，德国继续坚持欧洲联合的发展模式，消除了周边国家的担心，发展前景看好。 　　 　　德国的经验教训是：其一，国家的崛起要主动地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融入周边从而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心，同时又制约潜在的竞争对手，如德国走欧洲联合道路，与法国融合，相互制约。 　　 　　其二，国家发展的定位与当时的实力要统一，过于超前将导致失败。其三，处理与世界霸主的关系要谨慎。德国在各个阶段的成功都是在世界霸主的藩篱下赢得了发展空间。 　　 　　李秀石（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研究员）：日本崛起时，缺乏资金，依靠战争来解决原始积累；在资源和市场上掠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技术上依靠西方。二战期间，西方禁运导致日本崛起的四大要素丧失，从而走向失败。战后初期，在市场和资源上主要依靠亚洲；技术和资金来自于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日本从资金和技术输入国转变为输出国，向中国及周边国家输出，而在资源和市场上仍依赖亚洲国家。中日形成相互依赖关系。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开始争夺资源，争夺东南亚市场。在资金上，中国与日本共同竞争欧美投资；在技术上，中国仍然依靠日本。未来10年，中日的竞争态势更趋明显，双方的能源竞争将更为激烈，而在市场和资金上的摩擦会更多。相对于日本而言，中国是后起大国，是挑战者，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是亚洲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领域，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中国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中国的四次改革的观念都来源于日本。 　　 　　中国当前在亚洲超前于日本的崛起，引起日本国民心态的失落和不安，在舆论上将中国作为其国内外问题的发泄对象。 　　 　　中日关系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关键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与日本之间的地区性矛盾和冲突将不断上升，围绕着经济、资源和领海的竞争引起的军事、政治摩擦将加剧。未来中日只能在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关系，这对中国崛起有直接的利益影响。中国应学习日本的周边外交。 　　 　　4．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经验 　　 　　潘光：以色列在中东的政治、外交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其崛起的关键是依靠文化和科技力量，文化兴邦：在“熔炉”中铸造民族精神，将文化发展与国民集体认同以及民族整合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语言政策、宗教教育和大屠杀教育，强调犹太文明的精神遗产，促进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合”，构建以犹太价值观为基础的以色列文化体系和民族精神。中国的民族政策应当学习以色列和美国以公民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不宜过多强调民族差别。注重多元互补和兼收并蓄，强调公民社会的建设，尊重各个群体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国尊重多样文明也有利于国内的发展，多样融合促进发展，促进文化复兴和繁荣。以色列人均拥有的文化教育资源居于世界最前列。 　　 　　科教兴国：建立全面的教育体系，以科技为发展基础，政府重视对科技的投入，形成政府。大学、企业协同科研的创新模式；科技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努力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成功的崛起使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提升。以色列在缺乏政治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抓文化、教育和科技兴邦，注重质量的提高。中国的崛起需要发展文化。 　　 　　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副所长、研究员）：印度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的重要邻邦之一，其大国化进程对中国的崛起有无可替代的类比性。中印两国在历史传统、发展道路、规模、现阶段状况以及崛起的目标上都具有可比性。 　　 　　印度的崛起是从理想主义的涉及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渐进过程。尼赫鲁的强国战略奠定了印度大国化道路的战略基调，其特征就是将西方民主与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的发展战略开始进行改革和调整。到90年代，在瓦杰帕伊领导下，印度走上了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道路。科技对印度大国化的动力值得中国借鉴。 　　 　　印度崛起必须解决人口和农民问题，这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印度的大国化进程中，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改善不大，造成工业化资本不足，其资金缺口依赖外资投入。 　　 　　印度还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文化传统问题，社会整合是印度崛起不可回避的问题。种姓制度。宗教矛盾、民族冲突是印度社会的顽症和崛起的最大障碍。 　　 　　印度具有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南亚和印度洋的地区强国，受到美国和俄罗斯的青睐而能左右逢源。但印度由于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谋求地区霸权的心理，视周边邻国为威胁，造成地区安全困境。印度应抛弃僵硬的地缘政治的零和思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印两国可以在开创大国崛起的新道路上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经验。 　　5．大国崛起与“三农”问题 　　 　　金重远（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崛起实际上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中关键问题也在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农民问题可以类化为土地问题。历史上存在独特的英国道路。 　　 　　滞后的法国道路、成功的美国道路以及失败的俄国道路四大典型道路模式。 　　 　　（1）英国道路：英国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丧失了土地，因此从阶层上而言，英国农民基本消失。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2）法国道路：法国农民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获得了小块化的土地而形成了小农经济。农民获得土地后不愿出售和离开土地，这使法国城市工业生产缺乏充足的劳动力，滞后了法国工业经济的发展。（3）美国道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土资源，因此美国道路虽然成功但是不具有代表性。美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然后国家将土地出售给农民。美国的成功在于允许土地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4）俄国道路：俄国自1861年革命以来也一直在致力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农民问题还是没有成功解决，主要原因是俄国农民问题一直是在村社、公社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因此农业生产存在效率问题。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我们没有美国的特殊的土地资源优势，在侵占农民土地的同时造成了农村一亿富余劳动力，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任东来：农民问题相当重要，制度保障是农民问题结局与否的关键。美国土地问题解决的成功之处在于法律制度保障了这种土地流动的“投机制”。前苏联土地改革失败的关键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地下问题。我国目前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公平问题。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民待遇，因此，中国目前解决农民问题应该首先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平等地位，即所谓的平等国民待遇。 　　 　　李秀石：农民问题的解决可以吸取日本道路的教训。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从而导致了日本走向军事封建专制。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化的根源也在农民问题。农村经济危机使得多数来自于农村的军队少壮派走上了对外扩张和战争的道路。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机制的走向。因此，农民问题的解决对中国国家政治体制本身以及经营周边问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6．大国崛起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黄仁伟：大国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课题的延伸，目标是寻找历史上的后起大国崛起与中国崛起的不同，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依据。 　　 　　中国崛起和以往大国崛起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不同。19世纪，后起大国崛起没有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外部条件，资源流动仍然依赖主权国家。因此，后起大国尤其是德、日的崛起受外部资源的限制。相反，美、苏崛起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资源。因此，历史上的后起大国崛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从而通过军事机器来获取世界市场资源，最后走向战争。中国崛起则依靠世界市场的配置来获取资源，是一种避免战争的和平方式。 　　 　　中国崛起的不同还在于是否与现存的国际体系、霸权国家发生对抗。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是完全失败。近代史上，德国和日本希望通过战争打破当时以英国力霸主的世界体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美国则是在德、日削弱英国霸权的基础上，继承原有的世界体系，井进行渐进的创新，从而成功取代了英国。中国要参与国际体系，在融入的过程中对体系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中国崛起取决于内部资源是否具有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日本经济增长没有持久力的教训值得我们引起警惕。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持久力消退的迹象，尤其是能源瓶颈成为关键问题。因此，内部经济增长方式制约了中国的崛起。美国经济持久增长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增长周期都有技术创新。中国目前需要学习美国的能源储备体系和日本的最低单位能耗技术。 　　 　　崛起的制度性软力量问题。崛起失败的国家都是专制国家。因为专制制度无法牵制领导人发动战争，在外部压力下，专制极易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挑起战争。因此制度可能成为崛起的障碍。 　　 　　后起大国，除美国之外都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下。（1）在二战之前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强国包围、列强林立的周边环境，使其必须采取军事结盟和征服周边国家的方式以改变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劣势，以对抗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德、日在周边发动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世界和平，也中断了自身的崛起。（2）苏联十月革命后，由于体制与意识形态的不同，本身处于全球包围之中，地缘环境相当恶劣。这也是苏联二战后在东欧建立防御地带的原因。美苏对抗最直接的阵地也是在这片缓冲地带。（3）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没有强国包围，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会与霸权国家发生直接对抗。（4）中国没有美国式的地缘优势，以此必须有意识的创造有利的周边地缘环境。经济经营周边，用经济力量来安邻，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通过中国市场的发展来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营造双赢的局面。中国化解周边国家的紧张是崛起的条件。 　　 　　张幼文：历史可以借鉴，但是不会重演。大国的历史崛起道路不是中国必然的道路，中国的崛起是重新崛起，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国在崛起之初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和怀疑，因此目前提出和平崛起的主要目的是对内鼓励民众崛起信心并解决国内发展问题，对外消除中国威胁论。外交战略上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战略是统一的。有所作为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所作为。目前学界对和平崛起的怀疑主要是我们能否崛起，能否和平地崛起。面对外部强加的战争冲突，我们如何应对。我认为中国和平的表态并不等同于回避战争。 （《国际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