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 “刘易斯转折点”。

　　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着；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就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分析，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会伴随着几种显著的变化：一是工业实际工资水平第一次显著上升，工业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二是农业部门商业化；三是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人们花费在食物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四是人口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

[编辑]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编辑]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2]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 “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

[编辑]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3]
　　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进人“刘易斯转折点”时基本上人均 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资开始有一个较明显的上涨。而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结束，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也证明了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1、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

　　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

　　2、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

　　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工资水平及变动趋势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显示，2003～2006年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增速逐年加快。调查显示，自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 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而且，月工资6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 2003～2006年，月工资在6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连年上升，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月工资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计提高6.0个百分点，达到17.2％。2006年，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达到25.9％。

[编辑]面对“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3]
　　1、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2、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3、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4、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编辑]参考文献
↑ 李德伟.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
↑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影响深远
↑ 3.0 3.1 张福建.面对“刘易斯转折点”我国政府的应对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影响深远
蔡昉，现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专注于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长期调研与专业学术研究，尤其是他提出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享受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结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我国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邓聿文

　　作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学界却一直被锁定为农业经济学家。形成这种印象，可能跟他的研究经历和研究路径有关。蔡昉生于1956年，虽是北京人，但却有着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少时，蔡昉曾在山西农村读过书，青年时期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度过了几年插队生活。这段农村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影响着蔡昉日后对学业的选择。1978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年又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长期研究。

　　2008年，蔡昉他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蔡昉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身兼学者和人大代表，蔡昉说，他会利用好这一身份，充分行使代表权利，把有利于民生改善的观点、事实变成议案或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以尽到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

　　专注于农村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

　　人力资源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和立志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了蔡昉的一种学术研究追求，并促使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我国的农村问题。

　　早在1998年，蔡昉曾写过一篇《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文章。2007年，他又出版了书名为《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专著。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该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可以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

　　早在读研究生时，蔡昉的这种自觉性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1983年假期，他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委托，前往安徽和江苏两省进行“卖粮难”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在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提高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力量。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到过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进行调研，广泛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问题。随着调研的深入，蔡昉开始认真思索起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但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的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中，他力图弄清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试图解释1980年代初为什么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

　　从那以后，蔡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专著。在农业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及与一般经济理论的合流方面、以及在土地制度、农村市场、农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等方面，蔡昉的研究都成果显赫。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日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以及《中国的粮食政策改革：对平等、稳定和效率的意义》、《比较优势和中国农业的国际化》、《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等论文，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但是，蔡昉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林毅夫和李同合作的一书《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曾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俄文和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并被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此外，蔡昉对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独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

有些话言不由衷吧。。。

其实蔡昉也很为难，作为学者他必须要尊重事实和数据；作为官员，他要维护某些人的面子。。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