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国下的新行政和经济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长江流域的平常农户，他认为儒家的天命和以德治国的说法有利于巩固其统治。武帝更起用布衣公孙弘为相，打破封君为相的惯例，又以儒者董仲舒、田汾为相，提出罢黜百家、起用儒士，建立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新官僚阶层——士。武帝又独尊儒学，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以建立国家的新行政体制。国家与儒学家出身的官员相配合，重新发现、编校、出版了不少儒家经典，并开设太学和全国郡学，以宣扬儒学。
对于皇帝的无上权威，董仲舒亦提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又以儒家的纲常名教维护社会稳定。他又以三种合乎“天理人心”的办法制约皇权，要求皇帝厉行三种任务：
1. 执行天意，按时祭祀，并成为全国的道德榜样；
2. 按时执行耕礼与蚕礼，以顺地祇；
3. 办学施教，以为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