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央视新闻1+1中，白岩松专门提到猪肉涨价的事——CPI提高了4.5,其中猪肉价格上涨的因素占到60%（笔者认为这是最保守的估值，因为这几天肉价又看涨），与此同时，鸡肉等一系列视频也在涨价（比如鸡蛋价格也创下历史的新高）。猪肉涨价 所引起的一系列效应都证明笔者此前的提醒：猪肉作为中国的基本副食品，在食品结构中可替代性比较小，因此供给侧出了问题那么经济学上讲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必然的（“刘易斯拐点”通常用来描述最基本的工原料、农业大类产品和基本日常消费品的供求变化的价格效应，而奢侈品价格变动的连带效应一般是不明显的，猪肉的最佳可替代品就是鸡肉，这是个基本常识。）。当年刘易斯的引证例子是小麦和土豆，当小麦欠产之后土豆马上就成了欧洲低收入人群的首选替代品。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节假日的刚性需求，“吉芬效应”随之也会产生。实际上除了粮食，在食品范畴内猪肉的市场地位不可小觑——因为中国人的食品结构中辅食品中猪肉是第一位的。 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对基本食品供给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解决中国的基本食品需求。据有关学者提供的数据。5000万吨猪肉是中国市场需求的底线，能进口的大约只有500万吨。除了美国，整个欧洲所能提供的总量也不过占中国需求总量的3-4%左右，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将会影响到人的需求最低层次，即生存需求，进而产生的矛盾普遍带有对抗性质。所以， 猪肉涨价的事不要小看。

       白岩松在新闻1+1中就猪肉涨价的原因只是简单而谈，没有着重分析，但主要原因也基本都涉及到了。有个问题倒是引起笔者的猜疑：猪肉是今年6月前后的市场价格开始上涨，那时很多人认为是季节性的波动，到了8月份猪肉涨价的幅度近乎直线上升。对比6月份的价格，到了11月底就翻了两番。这时才引起社会的关注。还有个问题就是中美贸易争端的激烈程度也基本是在这个时段。这就不能排除美国加大了对中国贸易制裁的“趁火打劫”或者说“借刀杀人”。笔者早就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可能会中国所有的产业进行制裁：这不美国终于拿出中国3000亿输美产品下手开刀吗？我们不能低估美国对中国经济态势的估计能力。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此前有误判，并批评媒体不负责任：“大打大赢，中打中赢，小打小赢”。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人不是“傻子盲打”——过去常说天在看人在算，事实是在还要想到“天在看，贼在算”——“杀猪党”瞅准了“疫情来了一是收集难，二是扑杀难，三是处理难，四是补偿难（财政压力很大）”，就像苍蝇蚊子无孔不入，四处淘换病死猪“再利用”。肉摊商原本进货都是白条猪，现在没有任何检疫标识的“分割肉”确实出现了。

       自从斯蒂克利茨受邀访华以来，“全要素”、“供给侧发力”等等名词在媒体上泛滥成灾，似乎真是又得了什么“西方真经”。其实供求平衡才是衡量经济学效用的基本法则。其实，斯蒂克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总结的“一党制”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思想认识其实在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提到计划体制在某些情况下的优势。但是两人都强调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是不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一刀切理论”，如何协调好供求关系才是宏观治理要考虑的问题。

      猪肉涨价无怪乎四个原因：

      1、疫情影响：畜禽养殖最大的风险在于疫情影响。疫情一来养殖户就遭遇“灭顶之灾”。庄稼毁了或许还有“秸秆”，这猪得了病不仅要杀要埋，粪水也要消杀处理干净。2014年山东就畜禽防疫面临的难点指出：疫情来了一是收集难，二是扑杀难，三是处理难（需要新建90个填埋处理厂），四是补偿难（财政压力很大）。可见防疫和环保与养殖发展之间本身就是一个多因素交叉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如果畜禽养殖的疫情防控问题不解决，畜禽养殖发展的瓶颈就会存在。要控制疫情就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全面和全过程防控”的原则。管理上要坚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持之以恒、不留死角”的原则。制度上要做到防疫体系完善、责任落实、奖惩有力、疫情信息发布及时、技术措施科学。疫情程度与养殖信心指数之间是负相关性。从国家治理的“费效比”来看，与其事后扑杀填埋远不如强化疫情控制的费效比高。单纯的捕杀填埋还会带来“杀猪党”的出现，近来媒体已经披露有病死猪通过屠宰场变身流入市场。

      2、环保一刀切：环保虽然是基本国策，但一禁了之，也绝不是上上策。环保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两架马车”，两者之间不应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有相互促进才能相得益彰。在所有产业中，畜禽养殖业所排之物——粪水都是可降解的生态垃圾，在现有的垃圾处理方法中也是最有把握的。从专业角度上讲，通过发酵、中和氧化和无菌化处理，95%以上的粪水都可以做到再生利用（沼气、有机肥、鱼虾饵料和菌种腐殖质）和就地回田，形成生态循化利用。在强调环保的同时，就要考虑到如何使生产模式向生态循化利用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基层农业和环保协调开展工作，如何落实生态农业的发展的路径。现在的问题是要打破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藩篱，携手共进。

      3、产业发展模式问题：散户养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传统模式，短期内不会消失，尤其是在扶贫攻坚中散户养殖还是困难户脱贫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现有的农村条件下，鼓励“散户集中养殖”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散户集中养殖”是基于以村为单位，就地的“小本生意、合作经营、集中养殖”；进而实现便与“政府全流程监管、统一的疫情防控、有利于规模发展、便于产业链衔接”。这样的模式就可以满足供给侧稳定发力的要求。

      4、系统中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要用系统思想协调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畜禽养殖环境保护是一种多因素交叉影响的复杂系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不能单讲哪一个方面，一定要综合考虑并做好大目标一致下的平衡。对系统的控制必须要有适时的信息信息传输与反馈，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必须从整体上实现“闭环控制”。信息不灵必然会使控制失效，这就是管理学上讲的“一切靠数据说话”。

       最后还是那句话“天在看人在算”。客观事实在那摆着，你做不好，自然你的目标或愿望也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