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改革的现实需要

                                                ——面对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

“中国的农民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工业化目标的一个服务体系——城乡二元制造成了这个中国特色的非常规命题，农民长期承受着非公民待遇，成为西方世界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个重要“把柄”。这种不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国家利益”的神圣谎言所遮盖，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这个“历史遗产”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同时，也在损害着经济的健康增长，并伴随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这个中国的“专有名词”的主人为城市以至国家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并没有分享到社会发展所增加的收益的应有份额，所谓按劳分配，只是党中央的口号。作为城乡二元制的一个重要支撑的户籍制，使得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承担了比城里人更大的生活成本，这些本不该有的“多余”的支出又大大挤占了其本不多的可用于增加个人财富的理性投资的份额，使得“穷更穷，富更富”，封建社会有“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说，这个说法被现代社会打破了，“穷一直穷，富一直富”，在财富公平方面，中国的现代社会较之以往不进反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出口拉动型的经济腾飞神话一去不复返，而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即消费能力的提高仍在徘徊，农村市场做不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疲软。农民工菜篮子不满，在户籍之下，被窝子也会不暖，长期的两地分居，势必产生传统的意识形态从未面对过的社会伦理问题，况且目前中国的法制不健全，那还是个“法外世界”，“德”和“法”都未涉及到的领域。
贾樟柯的“家乡三部曲”，用十分细腻的电影语言刻画了中国基层的发展冲动，替“沉默的大多数”表达了他们对声音。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好奇心促使我作了不算正规社会调查的“打听”工作，下面略略记述我身边的一些事情。
农民是不糊涂的，心中的经济账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当被问及收入时，他们大都是以“几百”、“几千”之类的约数相答，可能是长期公有制下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财富的批判造成了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通过和一些农民聊天，我深有感触。
寒假我没有立即回家，看书之余，出去逛了逛，在焦作迎宾馆后的一条小路上见一位捡垃圾的大伯，系学校旁李万村人，问怎么不做点小生意，毕竟有学生这么个大市场，他说没本钱，自己也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年收入七八千（我认为不止这个数），供两个孩子上学，现在学费免了，每人每学期交90块钱的书本费（课本是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其余的可能是资料费，可见学生课业负担依然严重），除去日常开销，几无剩余；由于李万村是城乡结合部，企业、学校、房地产、道路等征用了村里大概500亩土地，使得人均土地由原来的2亩左右降到现在不足5分（再往南一点的朱庄，人均土地仍为2亩），赔偿额大概每亩七八百，我们村（河南沈丘县周营李湾村）08年加固沙颍河大堤，每亩赔偿1160元，房子每平方将近300，09年重修漯阜线，每亩赔偿1600，虽然有地区差异，但赔偿标准一直在上涨。城市发展增加了财富，依靠的是土地的增值，但土生居民根本没有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城市发展可能增加了就业，使农民增加了些收入，但这些和土地增值的收益相比，可以忽略。由于没有途径，我无法得到一些具体数据，比如产值增长，常住民从事各行业的份额等，征地过程中腐败等寻租行为更是无从知道，所以无法衡量常住民从发展中获得的收益，但可以肯定的是，远小于政府收益。
往南的一次，两位老大爷在一片棉花地里放养，市面上羊肉19元，整羊7元，每只羊大概收入1000元，每人七八只，年收入七八千；每亩地除去化肥、农药、收割等成本大概可挣个四五百元（不计占用的耕作、日常护理、收割、卖粮等时间可以从事其他劳动的所得收入，也即不考虑机会成本，考虑了这些，种地更不划算）；得知我是放假后出来转着玩的理工大学，他极力推荐我去南边的厂矿看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这是长期被束缚的农民对工业文明产物的天然崇敬之情，他不知道这些厂矿占用了可耕地，排放了垃圾和污染，87年国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这位老大爷70有余，估计没有出去见见大世面，厂矿成了他眼中的“大世面”。
再往南去了一新建的砖厂，位于朱庄，厂主初中毕业，但很精明，属于李强《乡村八记》里所说的“明白人”；旁边有一饲料厂，是他以前创办的，现在由研究生刚毕业的儿子打理，由于工作不满意，直接回来做生意了；儿媳也研究生刚毕业，想在焦作师专找个工作，想必好进些，进理工大要准备20万左右，还得有熟人；弄这个砖厂投资三四十万，租了十来亩地，年租金900元/亩；他知道按国家政策他的厂子应该免税的，因为饲料厂属农业，水泥砖厂也不污染环境，但碍于程序麻烦，他承担了对他来说过得去的税收，每年六七千；雇了些工人，每人每天35元，工作七八个小时；他对土地政策所说的几句话顶我看几天讲土地政策的书，“流转不是卖，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用时可以征，给你点补偿，你不能卖。现在虽然能流转了，但流转的不多，要流转的话至少要签十年的合同吧，土地毕竟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哪天突然不能打工挣钱时没了土地怎么办？”；村民人均2亩地，每亩年收入大概1000元（和放羊的老大爷说的有点出入），由于能在焦作本地就近找到工作，每天收入大概四五十块钱，去外地打工的不多，虽然出去可能工资高点；得知我作社会调查，他很不屑地说都是学校搞的形式，没什么用，我申辩说是自己想搞，跟学校没关系，他说了一句让我很吃惊又无比佩服其睿智的话：“搞社会调查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干的，你这做的是政治生意。”其实我本身的目标是想了解农村的现状，因为看了《乡土中国》、《乡村八记》以及一些学者（林毅夫、周其仁较多）的一些关于农村方面的论文，并对“农发组”的一群有为大学生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崇敬，是这些燃烧了我的热情，并非他所说的那个深远的动机，但一个初中生的睿智仍令我感慨——我特意问了他是不是当过老师，他说初中毕业。
回家也有意无意“打听”了些有关土地的问题。建国初期，土地政策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大二公，58年公有化达到顶峰，自留地也没了，再加上全民大炼钢铁，粮食产量锐减，每人每年分40斤粮食，仅够吃上月余，麦苗、树皮等都成了食物（我爸就曾啃过树皮），由于浮夸不太严重，饿死的人并不多，大概十来个，安徽阜阳那边浮夸严重，一个村大概剩下的有十来个，我们村的好多人迁去了安徽补充人口；文革中虽然运动不断，生产停滞，但并未饿死人，因有不多的自留地，自留地是农民生命安全的阈门。化肥、拖拉机的使用都是家庭联产后的事——和林毅夫实证研究的70年代人民公社的规模化增加了拖拉机、化肥的投资有点出入，之后产量稳步增长，现在亩产千斤左右，“解放前地主也过不上现在的生活，那时好年成打个一二百斤就不错了”，我爷说。80年代有“想吃粮，找（赵）紫阳”的说法，村里最后一次分地在88年（我爷也记不清了，他说分完地后第二年我叔大学从郑州转去开封上了，那年学生闹事，我推测是88年），人均分了6分9厘地，我89年出生，虽“贵”为农民，但无地，为“不合格农民”。
借读书、观察、打听，我对中国的农村有了非常“大致”的了解。中国的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80年代的改革是被逼到绝路上才改的，农民是被迫当了主角，自下而上地掀起了改革（周其仁观点，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先改，而且改革积极性高，最后扩展到全国）。现在农民都吃饱饭了，他们不再多想了，有点时间就消遣了，年里年外打工回家的民工八九成时间都花在了扑克、麻将上，下一轮改革的主角戏他们是唱不了的，也没动机或意愿去唱，所以需要一场有别于80年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农民是“沉默的多数”，需要靠精英的学者去传达他们的声音，主角应该是有良心的学者。另外，城市文明的有害成分正在大举向小城镇、农村转移、扩张，拿沈丘县说，哪个村子没有几台老虎机？商店、澡堂、食堂凡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有，辛苦年把挣的不多的收入都被老虎机吃了，再也没有吐出来。这些是靠农村乡土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上边下政策。
05年清华学子李强调查了山西农村，得到温总理的回复，轰动了全国。当时有人感慨和疑问：为什么调查报告没有出自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之手？我感到羞愧并且有更大的动力或曰自尊心去写篇文章了。他调查得很仔细，现状描述得很客观，缘于他有一位在县委组织部任职的姨夫，可以帮助他获得资料和通行证，我没有这样的资源，也不想刻意而为，再加上今年与05年只相隔五年，据我对家乡的观察，除政策方面多了两免一补外，其他诸如生活水平、节奏、习惯等并无多大变化，所以就懒省劲的只在自己身边的圈里转。李强的报告虽全、细——这与他看了不少费孝通先生的书有很大关系，但好像并没涉及核心的制度问题，也即现在众多学者喊得很响的产权问题，包括财产方面的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农民的房产、宅基地现在仍不能做抵押贷款，这就涉及到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不公：市民与村民的不平等。城里人的权利农民没有！
周其仁说中国农村初期改革的成功使当局麻痹了思想，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也即产权方面的改革，改革是从释放农民被强制剥夺的权利（诸如种地权、卖粮权）开始的，应进一步释放权利，像土地的租、转、卖等，扩大流动，使农民享有土地增值的收益权利，这才是增收之道。改革道路、方向的问题我是没资格评头论足的，但我深刻地感觉到政府应该尽快出些改革措施，尽快把以前欠农民的帐还了。国家工业化时期，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这个隐性税收榨取了农民6000亿元，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浪潮，政府通过圈地运动获得收益15万亿元，支付农民的不足5%（由于土地国有，土地不允许私卖，土地被低价卖给政府，然后政府高价卖出，从中获得差价收益），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收益真正转移给农民工的又有多少？国家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靠借农民的钱获得的。宋国青说，现在情况是富人借穷人的钱，乍听有悖常理，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也暗合一种解释次贷危机的说法，中国人储蓄，美国人借着花，但突然发现花太多、还不起时，次贷危机就爆发了，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储蓄的中国穷人。
题目是我假期前就萌生的一个想法，寒假期间看了一期焦点访谈，讲的是中央的一号红头文件，得知中小城市的户籍逐步向农民放开了，心里很高兴，不管进步多少，但往前走了，得到很大安慰。我是本打算再酝酿下的，等看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何清涟的《十字路口的中国》，还有一些经济学原理的书后扩大了自己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后再动笔的，但时间来不及了，要准备考研了，所以有了这篇不成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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