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刘易斯(1955)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文, 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也是其获得1979年诺奖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二元经济模型太过有名,本书一定程度上反而被学术界忽视了。本书试图为分析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他将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分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积累三大类。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是由观念和制度决定的,也就是说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与技术、知识和资本同样的重要性。
P. Aghion 和S. Durlauf(2014)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2,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以韦伯的耐心和奈特的风险代表文化因素,将父母偏好传递对孩子在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职业选择的影响作为分析的核心,在一个内生创新的模型中讨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桂索,萨平赞和津加莱斯(L. Guiso, P. Sapienza,& L. Zingales,2006)给出分析文化与经济结果关系的三部曲:首先,分析文化对预期和偏好的直接影响;其次,探讨那些信念和偏好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最后,找到文化与经济结果的因果关系,困难之处在于,文化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