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罗斯中小企业与能源等传统行业的大企业相比，发展十分艰难。其面临的融资难、税收负担重以及过度的行政壁垒等问题尤为突出。从集体行动视角切入并挖掘制约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发现，中小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如何促进自身发展和破除困境的问题上，必须依赖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解决。    关键词：俄罗斯，中小企业，公共选择，集体行动
    一、问题的提出
    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对增强俄罗斯经济竞争力和灵活性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俄各界的预期。因此，分析并找出影响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制定相关的扶持对策便成了包括中小企业主阶层在内的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从已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或集中于经济因素，比如融资、信贷方面（奥尔洛夫，2001；亚辛、切布连科等，2004；施洛尼，2007）；或集中于政府的扶持措施上，比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规章的数量过多且自相矛盾等原因，使得俄罗斯中小企业部门的发展反而受到束缚（列昂尼德·泼里什丘克，2001）；有的学者则指出，在俄罗斯目前的条件下，在联邦层面上针对中小企业创建的、与资源分配相关的直接扶持体系，不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必然存在营私舞弊行为（奥列霍夫斯基、施洛尼，2005）等。另外，鉴于俄经济政治转型的背景，也有学者从俄制度环境的角度指出制约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是税收、行政壁垒等制度因素（拉达耶夫，1996，1998；列昂尼德·泼里什丘克，2001；斯米尔诺夫，2007），类似的论述包含了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多种因素（详见图1中虚线框所列因素）。上述的分析均能从一定程度上阐释影响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原因。但仅仅从经济因素入手探讨，则显失说服力；或者看到了影响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因素但未能深入理解制度背后的深层动因。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即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对影响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公共选择因素予以深入考察分析。因为，在转型背景下，无论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正式制度，还是经济主体自发组织构建的非正式制度，中小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在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倡导、促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制度出现以及实施等问题上，始终受到集体行动困境的困扰。多数情况下，要破除这种困扰也必须依赖集体行动的力量。①
    二、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的转型背景：休克疗法、国家能力弱化与正式制度替代
    “休克疗法”②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共识”的教条“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广泛自由化”（热若尔·罗兰，2003）。“政府角色最小化”的主张使得俄政府主动削弱甚至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导致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严重弱化，宏观经济调控效能几乎消失殆尽。就在“从上而下”的国家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主们尤其是那些贸易业或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主却对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并不强烈。原因何在呢？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的运营初期阶段基本上集中于现货市场，并不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保护，即合同和商业活动的简化限制了小企业对于产权保护和第三方合约实施的要求。经济自由化之后的开始阶段，即使缺乏强化市场型制度，大量的市场空间和套利机会也使得小企业可以生存和发展（波里什丘克·列昂纳德，2003）。但事实上，内生于中小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③，作为对正式制度的某种程度的替代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小企业在适应正式制度不足的环境过程中产生并逐步巩固的一系列商业关系网络和纵向一体化的非正式制度结构是一种对成熟市场环境下的正式商业制度的一种替代。④我们在这里可以将这种自发形成的替代性组织看作是中小企业主们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目的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三、中小企业集体行动的过渡性框架：中小企业联合会、关系网络
    （一）早期的中小企业联合会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国家法律体系内缺乏“经营者联合会”⑤的概念。它以社会性组织的形式（它的成员是自然人）或者是法人联合体（各种名称的联盟、协会）的形式出现，这类组织具备自然人或法人团体的某些属性，名义上是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企业主或企业加入了这类联合会就意味着和其组织机构建立了形式上的契约关系，但在早期却由于业务关系上的原因打交道较少，以至这类“联合会”成员规模越大，其成员之间关系越是冷漠；在共同的、有关切身利益的制度环境改善上也缺乏有效沟通，即集体的规模越大越不容易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奥尔森，1965）。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很多类似的组织都声称自己代表小企业的利益，但大约2/3的经营者倾向于不参加这类联合会⑥，他们认为“国家不会巴结联合会”，在制定决议和法律时，不会考虑联合会的想法；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现在或将来加入这类联合会有何必要性；以至他们经常会断然拒绝参加这类联合会。更严重的是，小企业主们对联合会（协会）的不信任引发了一系列的交易成本；除了因企业家不能获得相应预期的扶持而带来的损失之外⑦；不信任加剧了小企业“搭便车”的倾向。
    不过，有利于中小企业联合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和发展，这首先体现在地区和职业联合会（协会）上。因为，在处于发展阶段的市场上，职业联合会能通过制订相关法律方案和道德规范的方式，积极参与职业行为规则的确立。通常，它们按照“俱乐部”原则进行运作，保障同业人员之间的畅通联系，获得必要的专门信息。同时，作为联合会成员的小企业也能利用新确立的市场行动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不诚实的代理人的欺诈，从而减低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还能通过联合会举办的展览会等平台发布自己的产品信息，以节省自己的“广告”开支，等等。当然，联合会的作用还体现在有效应对地区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上，即针对行政机构干预企业家权利的行动，如随意改变交易规则和征税规则，干预市场价格形成等行为，通过对话或实施协调一致的行动，比如集会、游行示威、企业家“罢工”等形式避免上述活动的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小企业部门的自组织制度——企业家联合会暂时还不发达，它们的发展未能得到成员的强力支持，该部门集体行动的良性机制还未形成，联合会在联邦层面的院外游说力量还不够强大。那些地方性或全国性中小企业联合会的实际实力还非常弱小，并不能进行有效的集体活动，更不能进行有效的院外游说，以致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未真正得到联邦中央或联邦主体的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不过，在市政和地区层面上、在新发育的服务市场上，对企业家集体予以保护的微弱趋势已经逐步显现。与此同时，整个企业家界在商业或业务联系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若干企业自组织机制。
    （二）小企业商业关系网络的形成及其作用
    小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历史的”、从国有企业部门改革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关系”；另一类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新“关系”。前者在俄罗斯小企业初创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源于国有部门的小企业得到了诸如厂房、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内部信息等重要资源；后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再到后来，小企业因开展业务而建立的“关系”逐渐扩展到“网络”的层次，即在小企业及其合同当事人之间，基于稳定的业务和私人关系开始出现新的业务网络，它加速了小企业之间、小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各种一体化进程。
  在这种维系长期稳定的相互帮助、服务和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业务网络逐步形成，进而作为非正式的协作性的企业网络逐步地向整个企业家界扩展（拉达耶夫，1998）。当然，在企业层面上维持这种“关系”也得付出一些成本。同时，还要准备着为伙伴提供相关服务、遵守业已形成的行为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企业家面临失去独立性的威胁，即有可能由一个拥有决策权的经营者沦为一个管理者。但是加入这种业务“关系网络”获得的好处通常要大于这些成本：逐渐构建的经济联系降低了小企业获取物质资源的难度，而且有助于它们获取和巩固销售市场；它们之间经常相互让价、共担风险、利用各种融资形式相互帮助，比如价格折扣、在代销情况下的延期支付等，直至以货易货。类似的，即使在没有正式买卖合同的情况下，依靠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能用现金结算等等。这有助于稳定它们各自的经济状况、能够明显地缓解财务上的制约。类似的一系列积极激励因素的注入，部分地克服了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从而使得该部门具备了扩张的可能性，中等规模的资本开始得以形成。
    上述提及的业务关系和合作制度的演化，孕育了企业家的行为规则和商业道德标准，并有助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基础的相互信任的增长。这样，对小企业部门而言，公司及其领导人的声誉——一种把企业家也囊括在了业务联系系统内的巨大的非物质资本，就成了他们的重要社会资本。同时，在业务关系中十分普遍的非正式的私人信贷制度也促进和巩固了这种信任。当然，还应看到小企业部门发展的消极影响，即“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市场的地区性和分割性。因为处于当前发展阶段的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追逐的只是当地市场，而非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市场地位，这也是在联邦层面中小企业集体行动的声音微弱的重要原因。
    四、有效集体行动的启动：从2000年全俄小企业代表大会开始
    自2000年以来，中小企业主作为一个有诸多共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借助全俄性的代表性组织发挥与政府间对话的职能，而不再仅仅是分散的没有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体。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根据其俄文缩写ОПОРА也称“俄罗斯支点”）的成立是这种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联合会逐渐改善了上述集体行动的困境，它逐步整合全俄的中小企业协会资源，逐渐发展成为一家能真正代表中小企业家阶层和政府对话的全国性机构⑧。因为，这个自发成立的全国性机构的主要目标和工作就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任意妄为保护企业家的权利，为中小企业在俄罗斯的发展构筑良好的条件，清除过度的、多余的国家对商业活动干预、调节并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壁垒；积极地配合政府和税务部门在实施税务改革问题上的工作；关注审判体系的改善，使之更加明确地保护企业家的权益。在此范围内，协会还致力于完善反垄断立法、建立平等的竞争条件等活动。
    作为连接国家政权与企业的“脐带”，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在与外国商业联盟建立合作关系；安排和组织与外国商业活动联盟的相互配合；促进俄罗斯中小企业与境外合作伙伴的经济交往等方面也是其重要的活动领域⑨。同时，成立于1932年的俄联邦工商会在俄独立后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主要召集单位的俄罗斯联邦工商会，自2000-2007年在莫斯科共举行了8次全俄小企业代表大会⑩。在会议上，主要讨论发展小企业的面临的迫切问题，比如，完善包括税收方面法律在内的立法；拓宽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减少行政壁垒；发展小型和大型企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在小企业创建地方自治的经济基础方面寻找新的机遇；加速旨在为发展创新和小型创新企业创造条件的进程，等等。由于会议形成的决议等分析材料要呈递给联邦政府、各地方政府、相关扶持机构和司法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以有不少建议被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经营者联合会等采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2000年以来举办的全俄小企业主代表大会才开始担当起代表中小企业经营者推行有效的集体行动的角色。
    另外，创建于2001年的全俄企业家组织“实业俄罗斯”也是这种集体行动的有力推动者。它主要是代表中等规模企业的利益，或者说代表包括小企业在内的加工制造类企业。其会员主要是非原料行业的企业经营者，比如加工、机器制造、建筑、轻工业、农业、金融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等行业；其会员是来自俄联邦的70多个地区的企业家、35个行业联盟，以及一切有志于提高企业绩效，促进地方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企业家。借助与政府和社会间的不断的对话，“实业俄罗斯”的很多想法和建议已经实施。{11}{12}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发端于早期改革的“协会”组织已经逐渐成长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民间中间性组织，而这正是一个公民社会开始迈向成熟的标志，这类组织不仅培育了市场经济急需的公民间的信任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公共选择力量开始逐步发挥出潜在的力量，把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国家利益融合起来。
    五、集体行动的新视角：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协作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经营环境的改善，大企业开始有意识地从节约自身交易成本、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角度出发，逐渐地与有能力履行订单的中小企业合作。实际上，这种合作可以带给大企业多重收益，包括充分利用中小企业的精、专、特的优势；获取廉价的优质零部件；工艺分包的合作收益等。对中小企业而言，它们通过加入这种分工协作体系、接受大企业的监督、检验，可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同时，中小企业也可以利用大企业的信用优势来弥补自身信用缺位，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寻求更多的金融支持等（罗正英，2004）。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大型企业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合作是对中小企业群体自身集体行动的一种替代。
    不过这种集体行动模式发展比较缓慢。比如，2003年4月28-29日围绕“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协作”为主题召开的第四次全俄小企业主代表大会的与会人员就普遍认为，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协作还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完全地利用彼此的潜力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生产型小企业发展程度不够；很多大型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计划，并没有把小企业当作战略合作伙伴。{13}会议认为应该加强发展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间的一体化机制，为成功的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协作创造前提条件，国家有必要为大企业参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创建一些激励机制和条件。会后各级领导人和相关企业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各级政府出台了一些旨在促进企业间合作的政策。{14}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种协作尽管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已经出现良好的开端。2005年3月，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与全俄舆情研究中心共同进行了一项旨在研究俄罗斯地方小企业的经营环境的调查，其中，有一个子项就专门调查受访对象（小企业的受访者均为其所有者和最高管理者）对大型和小型企业合作及相关领域的看法。全俄大约有1/3的小企业表示，它们能够完成大企业的订货；在回答能够完成大企业订货的企业中，有43.4%的中小企业表示他们和大企业之间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这里的所谓长期合作计划是指合同期限在3个月以上）；大多数经营者（61.3%）认为，与大企业合作没有给自己的生产过程带来任何变化。在那些承认这种合作为自己的企业带来变化的受访者中，仅有22.6%的人认为这种变化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就总体而言，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对大企业为改善地方经营环境做出的贡献作出了积极评价。{15}总的来看，目前这种大中小企业协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距离提高俄罗斯经济的竞争水平的要求尚远。这就要求大企业须进一步转换经营模式，正如总统梅德韦杰夫2008年4月份在一次会议中指出的：应该打破大型企业的技术封闭，转向外包体系，使小企业能够积极参与最终产品的生产。{16}
    六、有效的集体行动任重道远：从主管部门的人员构成角度解读
    当前，负责中小企业部门事务的是隶属于联邦政府的由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任主席、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鲍里索夫·谢尔盖与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纳比乌林娜任副主席的中小企业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创建于2008年3月17日，其宗旨：协调在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各权力机关、加强同企业界代表的沟通和协作。{17}虽然其成员共计31人，但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比例过多，真正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委员偏少。
    同时，由俄联邦政府总理普京任主席的竞争力和企业经营委员会也负责一部分与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事务{18}，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保障联邦权力机关、企业界、科学界在创建提高俄罗斯经济竞争力和发展经营活动的有效机制问题上的协作和沟通。对中小企业而言，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不过根据普京总理2008年6月16日批准的俄联邦政府企业和竞争力委员会成员名单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界的代表在该委员会的名额太少，委员会成员除了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亚历山大·绍辛、俄联邦工商会会长叶甫盖尼·普里马科夫和俄罗斯实业界主席鲍里斯·季托夫之外，其他大多为大型企业的代表{19}.另外，中小企业发展委员会、竞争力和企业经营委员会都属于政府下辖的协调和咨询机构，而不属于权力执行机关。{20}
    七、结束语
    中小企业有效的集体行动是维护自身利益、表达本群体声音的必然途径，也只有这样才能抗衡大型金融工业集团和垄断势力的挤压。但有效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中小企业主作为政治碎片（米尔斯，1956）成为分散的、被动的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或者按照奥尔森所说的，这种大型集团或潜在集团一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来强化其共同利益，因为这个潜在的集团太庞大、个人的“有限理性”下的计算不允许他们联合起来，亦或不存在“选择性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竞选者更多的时候是把小企业主对中小企业政策的关心当作竞选的工具，政策本身仅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而已。不过，俄罗斯目前的情况有所改观，在各个地区行业协会或职业联盟的基础上成立的全俄性的联合会性的组织已经形成。就目前的四大组织而言，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是典型的“寡头俱乐部”、俄罗斯工商会官方色彩浓厚、“实业俄罗斯”和“俄罗斯支点”（即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形成的时间较晚，后两者主要代表中小企业的利益。分析成立较晚的原因，还得从集体行动的逻辑里寻找，对那些小企业主而言，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并不太需要官方的支持，因为他们进行的零售业主要是采取对官员权力的逃避战略；而那些经营大企业的企业家要么按照“小集团”的逻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么已经通过合作、与官员的商业伙伴关系以及个人关系等享受到了官员的制度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这种商会或联合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中等规模的企业家，他们缺少与官员的“制度化”的联系以获得好处和保护，因为卑微的社会背景，他们与政府官员很难构建起私人关系，他们的企业也没有达到足以引起政府和公共部门与之建立伙伴的程度。对这些经营者来说，商会或协会能提供一些保护以及与官员接触以获取利益的机会。但中等规模的企业的由小到大的成长则需要时间。{21}
    在俄罗斯，由众多中小企业主构成的潜在的利益集团向真正的具有行为能力的利益集团过渡须走很长一段路，这与俄罗斯所处的再工业化和赶超阶段密切相关。因为，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只有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才能积聚俄罗斯本国的产业资本、才能有机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由再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而这个过程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的同时，也受到国内真正的为数不多的利益集团即所谓的“金融工业集团”的制约。这类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以及国家如何将之纳入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激励相容框架的过程是漫长的。
  注释：
    ① 恰如波兰前财政部长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所言，后社会主义国家健康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需要有与大企业一样的有利于中小企业部门的制度安排。考虑到小企业通常都处在“大企业”的阴影之下，所以，中小企业部门需要一些特别的解决办法、政策措施、手段和组织上的支持。但这并不违反对所有企业平等对待的原则，相反这是一种缓和新兴开放市场经济中现有的竞争风险的措施。因此，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中小企业部门特有的体制性因素，都证明了为提高中小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的经营能力而进行某些制度安排是正确的。那么，上述“理性”结果如何实现呢？首要的，中小企业必须拥有组织自己的贸易、商业和工业行会的权利。具体参见：【波兰】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向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转变——系统因素与政策选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3）：61-71.
    ② 所谓“休克疗法”是指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最早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Sachs设计出来，用于遏制1985年玻利维亚的超级通货膨胀。后来成为某些前计划经济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方式，俄罗斯1992年开始的经济转轨采取的正是“休克疗法”方式。
    ③ 诺斯认为，非正规制约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从最原始的社会到现代最发达的社会中，它都存在且发挥着作用。非正式制度被新制度经济学家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它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在于通过它本身的“遗传”机制去影响和形成人类经济生活和交易活动的特定的约束条件。
    ④ 当然，这种商业联系依靠非正式的合同以及经营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来维持的方式，也促进了影子经济的发展。因此，才有人指责中小企业是纯粹的“影子经济”的天堂，得出纵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异于把整个经济和社会推向深渊的结论。其实，这属于非常片面的看法。当然，否认中小企业为影子经济做出的“贡献”将是荒谬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中小企业涉及影子经济的资金基本上还是在国内流通，这区别于那种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根据各种评价，在转轨期间，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不少于1500亿美元，这些资金都由那些大型企业投向了不受政府管控的领域。换言之，中小企业涉及的影子资金与那些“寡头”们隐匿起来的资金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参见：Ясин Е。，Чепуренко А。，Буев В。，Шестоперов О。Мал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шлое，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М。： Новое изд-во，2004年，第3-4页。
    ⑤ 在俄语中，“联合会”的概念可以看作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
    ⑥ 本部分用到的数据系根据1992-1998年俄企业战略分析和发展研究所（ИСАРП）所做的一些调查，详见Долгопятова Т。Г。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ектора мал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999年第3期，第49-63页。
    ⑦ 如果追寻这种不信任的来源，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企业经营文化等方面或许能提供部分答案，可参见有关论述：【美】琳达·兰黛尔。《不情愿的资本家》（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0页。
    ⑧ 其成立于2002年的9月18日，其依赖的主要法律基础为《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民法典》和《俄罗斯社会联合组织法》，目前拥有分布于七大联邦区的110多家行业协会和法人单位会员；在80多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详见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官方网站：http://www.opora.ru/about.
    ⑨ 吕岩松。《俄中合作前景广阔——访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鲍里索夫》，《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8日第7版。
    ⑩ 在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成立之前整个1990年代，政府相关部门也召集过两次全国性代表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мал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除了前文提到的1996年2月份1次，1999年10月27-28日在莫斯科举行过1次，此次会议与会人数超过了1500人，其中有来自86个地区的代表1076名。大会讨论了企业和权力机关之间关系、协作技术和社会性的经营者联合会的问题；小企业的融资信贷和投资保障问题；小企业的信息保障问题；对小企业进行规范的法律保障问题；为小企业培养管理人员的问题；扶持小企业的国际项目；小企业安全；创新型经营活动；小企业中的社会劳动关系等……
    {11} 参见“实业俄罗斯”主席鲍里斯·季托夫的个人网站：http://www.boristitov.ru/deloros.html.
    {12} 参见“实业俄罗斯”的官方网站：http://www.deloros.ru/.
    {13} 分析制约这种协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主要包括，（1）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上，对发展工业领域里的中小企业均缺乏相应的政策；（2）法律存在不足，如对小企业缺乏明显的奖励和优惠，包括，资产租赁问题、对小企业投资优惠措施的取消、在小企业设备的加速折旧方面缺乏清晰的法律条文；（3）工业企业重组进程的积极性不足；（4）分包市场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够，包括信息共享空间的落后，企业领导人缺乏必要的经验等。详见：Шмелькова Н。Г。О IV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мал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алого и крупного бизнеса”。 http： //www .lawlibrary.ru/ article1146448.html， 2009年9月18日。
    {14} 比如，2003年10月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提交给部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协调发展；中小型企业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而且在决策的灵活性、接近市场需求等方面具备大企业无法比拟的长处，因此，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协作、契约关系必须得以迅速发展，以保证它们在合作中能取得协同效果。不仅在高科技部门，在其他经济领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作关系也应取得同样的积极效果。详见：冯舜华。《俄罗斯经济“追赶型”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途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58-59页。
    {15} 详细：全俄舆情研究中心2005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俄联邦地方小企业发展的条件与影响因素》，第98-99页。
    {16} 梅德韦杰夫 希望国内大小企业之间积极合作。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080408/42101570.html.
    {17} 包括司法部副部长阿汉诺夫、俄联邦反垄断局局长伊戈尔·阿尔乔姆耶夫、俄政府经济金融司司长别洛索夫、农业部部长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俄总统助理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隶属于俄总统的专家管理局主任扎查林斯基等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绍新、俄罗斯工商会主席普里马科夫、“实业俄罗斯”主席鲍利斯·季托夫、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俄罗斯支点ОПОРА РОССИИ）副主席兼任“奥金茨市区糖果厂”董事局主席的安德烈？高尔古诺夫等等社会组织的代表，http://www. government.ru/content/coordinatingauthority/schuvalov/pk_small/sostav/.
    {18} http://www.government.ru/content ... elstvo/polozhenie/.
    {19} 像天然气工业公司董事长阿列克塞·米勒尔、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符拉基米尔·雅库宁和北方钢铁公司总经理阿列克塞·莫尔达绍夫、阿尔法银行总裁彼得·阿文、卢科伊尔石油公司总裁鲁宾·瓦尔丹扬和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叶甫盖尼·费多罗夫等人。当然，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代表，如经济发展部部长埃丽维拉·娜比乌琳娜和俄联邦反垄断局局长伊戈尔·阿尔乔姆耶夫当也被选该委员会委员。
    {20 }http://council.gov.ru/kom_home/kom_econ/.
    {21} 需要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像“实业俄罗斯”、“俄罗斯支点”这类协会，还远不是斯密在《国富论》里描述的那种阻碍技术进步的同行公会，也不是奥尔森所描述的那种“分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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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昱东 徐坡岭 来源：《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