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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0

二、人既法自然,自然固无为,故人应为而不有。魏源《老子本义》注云: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身,故能长生。天、地、人本出一源,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固同。天地自然而无私,故人亦应无为而无私。所以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章>。在这里,生、为、长是为,不有、不恃、不宰是不为。就是说,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物据为己有。因为不私有,才能见素抱朴,返乎自然之本性,这是最高尚的品德。私有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老子的时代,私有制早已根深蒂固,被人们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老子却巧妙地把天道和人道结合了起来。天道无为而无私,人道也应无为而无私。人世间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种种罪恶,是由于人之有为所造成的。所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才是人世之正道。老子虽然提到了天,但他不是天命论者,因为老子的天是指的自然界而不是神。由于老子的天道是指的自然法则,人道效法乎天道,这就使他的主张达到了一个无神论的新的理论高度。如果人人都能为社会(为人)而进行生产劳动,为社会也就是为自己,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自己毋需积蓄。为人而不为己,并不会使自己贫乏;相反,却是更加富有。为无为在这里又有了另一层意思,人们不应强作违反自然的事,不应强作无益于人和注定要失败的事。这同前面所说的按自然法则行事之说,是一致的。因为天道自然而无为。

三、天道均平,人道也应均平。天道既无私,则天道之为均平,自是必然。第32章写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甘露,无远无近,无厚无薄,以被万物,天下如一。可知均平是自然法则。王弼注云;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这是说,人世应像天降甘露一样,效法自然法则,无为无事,人民自然均平了。然而现实生活中是极不均平的,财富为统治者所垄断,他们金玉满堂(9章),服文缲,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53章)。老百姓却在饥饿线上挣扎(民之饥),以至起而造反,不惜轻死。第77章写道: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吕惠卿释日: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举下也,无为则无私,无私则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余者不得不抑而损,不足者不得不举而益。也就是说,抑高举下,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这正是无为,而非有为。现实社会中的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然是不可取的;按照天之道,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老子就向统治者公开宣称.反对以劳动人民的贫乏来造成统治者的富有,主张把统治者的财富分给贫无所有的劳动人民。

总上可知,老子既然认为万物自然而生,自然而为,自然而长,自然而成。自然的秩序是和谐的,自然的状态是美好的,自然的德性是美善的,所以人法自然,才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顺乎自然之道则能长久,反乎自然之道则不能长久。所以,人世之道应该为无为,事无事。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于为无为,事无事中,社会得以安宁,人民也自然富足了。老子的经济思想是受他的哲学上的天道自然观指导的。人法自然而无为,无为也就无欲。摩尔根对文明时代有过这样的评断: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一种无法抑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老子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表也正是这样。他看到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所刨造的巨大财富,反而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他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为了摆脱苦难,追求自由和幸福,于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始乐园式的方案来。

老子之学对后世经济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除上面谈到的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外,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为后世不少学者阐发其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提出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认为人们有自利和自由获取财富的本性,国家经济政策应该顺应社会自然发展的原则,不能不说他不但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享有卓越的地位,并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

第一,
儒家孔子

春秋以来,由于周室积弱,王权衰微,诸侯坐大,五霸迭起,兵祸连结,纲常凌替。强侵弱,众暴寡,弑君父,贼兄弟。整个社会变得风云激荡,悖戾不宁。不少思想家在寻求社会稳定的途径的反思中,认为原来维系人群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制度的破坏,相互制约的社会机制失灵,人们的社会行为失控,是导致社会动乱的基因。因此必须重新确立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以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因而提出了以强化礼制的作用来稳定政局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即礼治思想。

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在他的尊礼和重仁的学说上。礼,是当时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概括。孔子一再赞美周礼和谴责僭越礼制,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伦常等级制度,他同时提出义的概念,凡是合乎各种宗法封建伦常制度的行为,就是合乎道德准则的,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仁是尊礼,取义的道德规范体系如孝悌、忠恕、信义等的核心。泛言之,要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推己及人。

孔子仁的思想,以后由孟子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为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在伦理道德上发展为仁义学说,内容更为丰富和系统化,从而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之学中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显学。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在我国封建社会,仁义学说不但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在整个文化教育思想中它也居于统治地位。仁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既有适应于各特殊时代要求的个性,如维护宗法封建社会秩序的忠孝节义等仁的道德规范;又有适应于各个时代要求的共性,如为使社会能和谐发展的爱人以及利民、足民等仁的经济思想,其中包含有民主因素。现在人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关系,恐怕不能不包含孔子仁的共性思想及其具有民主性的经济政策观点。如果肯定孔子的学说思想对于现代化经济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深入研究孔子的仁的哲学思想以及由此出发的他的经济思想。需要辨明,如何理解孔子的利民思想,即孔子的利民思想是否是自由放任思想。朱家桢同志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基本思想的不同两个角度,指出孔子所主张的是开禁利民政策,这与欧洲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高唱的自由放任主义,从利己主义出发,主张自由竞争是不同的。这一论述是非常中肯的,把孔子的利民思想和自由放任思想加以区分是重要的。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些看法。孔子的开禁利民思想是以他的仁的思想为基础的,仁固然注重个人修养,但最高目标在于齐家和治国。孔子认为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家之上的地区政治组织,个人则从属于家和国。家和国都是整体性的,整体自身有其存在的目的和使命,个人是在整体中存在的,是不能与整体分离的。因此,孔子以及儒家的经济政策思想,如使民以时、薄赋敛等,从来都是从整体的目的出发,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不是从个体利益的要求出发,以个人利益的总和作为全社会利益的标志。

孔子的天道观,主要是对西周天命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西周的天帝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以人道融入于天道,从而神被人化。它一方面相信天帝是世界一切事物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韵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致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这种既敬畏天命,又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命观,是周初统治者对宗教哲学思想的新发展。孔子的天道观就是以这种天命论为基础的。孔子把天道自然观与传统的中道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天道中庸的哲学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传统的中道思想,进一步阐发了中道所具有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思想内涵,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他把中正和直之道,作为常道,即正常的,经常的法则,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发展之中。

孔子的伦理政治的理想目标是王道仁政,实现王道仁政的根本途径是礼治,而其思想核心则是仁学。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仁作为一种理论观念,正在形成发展中,孔子在吸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并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他把西周以来传统的德治思想和春秋时代产生的以爱人为内涵的仁的概念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亲亲有差的爱人理论。这种理论是以宗法制原则为依据的,它把对父母兄弟近亲之爱,视为爱人的出发点和基础(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把父子之爱,推展为君臣之爱,使兄弟之爱,推展为朋友之爱,由统治阶级推展至被统治阶级。孔子的这个思想,由他的后继者进一步概述为修身、齐家、洽国、平天下的理论。孔子的经济思想是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孔子对财富和欲利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他并不讳言对追求财富的强烈欲望。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直率地道出了他只要是求富有道,就乐于躬求的心情。孔子进一步把这种求富之心,概括为一般的人性。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里所说的人之所欲与人之所恶,是包括了君子与小人在内的一切人的欲恶。他说:小人喻于利《(里仁》),认为小人是财富的生产者,因而是期望财利之事的。对于君子,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君子亦富贵是求的。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和小人都是有求富欲望的。这就肯定了求富逐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合乎人性的行为。虽然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都有求富的欲望,但是他并不认为君子和小人在实际的求利活动中应以平等为基础。恰恰相反,他认为应以不平等为基础。在孔予看来,君子与小人、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相应地他们谋取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式也应是各不相同的。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尽管人人都有获取财利的欲望,但是不同阶级的人(君子、小人等)和不同等级的人(国君、大夫、士等),他们各自牟利的方式和所能获得的利却是不同的。他们都只能在各自阶级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以一定的方式去求利。孔子认为,只有这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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