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很多场合中都被替代使用，但实际上二者的涵义是不同的。经济增长一般意义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还包含了伴随增长产生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及社会、政治等结构的变化。所以说，经济增长只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规模；而经济发展所包含的结构性转变，才是在质上反映了经济所处的阶段。经济发展过程被视作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相统一的过程。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结构转换，结构转换的目标是产业的高度化。然而在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转换的问题一直以来被经济学家们所讨论。总体上来看，大概形成了两种思想：一种是以库兹涅茨、钱纳里和刘易斯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产业结构理论，他们认为是经济增长引起经济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演变，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总量—结构”论。该理论侧重于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主要是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两个方面来考察产业结构的演进深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总是自发地流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产业部门。
还有一种是以赫尔希曼和罗斯托为代表的理论，尤其是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认为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主导部门在引导经济的增长，我将其归纳为“结构—总量”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具体化。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一个平衡增长的路线发展，他们的理论源泉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说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价格机制起支配作用，市场出清是一种常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没有差别化，各部门的边际收益是相等的，所以既不可能形成垄断也不会有哪个部门会成为所谓的“主导部门”。赫尔希曼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稀缺，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社会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中，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罗斯托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更替为特征。罗斯托特别强调技术因素，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中，技术始终被作为外生变量，而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无疑说明了技术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罗斯托在分析经济起飞问题时提出，作为主导产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获取新的生产函数；其二，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其三，持续的增长，并且围绕这种增长建立起新型的管理组织，要求新型的工人、新的融资和销售方式的出现。其中，罗斯托对于扩散效应作了更为细化的分析，将其分解成三种可以区分的效应：一是回顾效应，即是主导部门对于为自己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影响；二是旁侧效应，是指主导部门的成长为其周围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三是前向效应，是指主导部门对新产业、新技术和新的主导部门的出现所起的作用。这三种效应实际上是反映了主导部门在其所处的产业链和它在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上两种理论虽然在分析方法和结论上截然不同，但在本质上却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情形。“总量—结构”论主要讨论的是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后产业结构产生的变化；而“结构—总量”论讨论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在为起飞准备阶段的战略选择问题。这两种理论均主要是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至于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则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这可以被看作是封闭系统中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封闭条件下，一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下可支配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而不同的产业结构对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变化不可能超越相应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必然受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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