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香港经济（之一二）

张 五 常

2002年10月10日《南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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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这不景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当时没有人相信，而其后间中略有起色就说大教授看错了。经济下降从来不是直线下降的。今天，记得我的悲观推断的朋友一致认为是看对了。他们屡次要求我提出补救的办法。我想，办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议，不说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议不妨提出来。「绝望之为愚妄，正与希望相同。」那就让我试试吧。

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昔日父亲在西湾河的山头操碎石工作，母亲养猪。后来他俩事业有成，是今天还存在的位于扫杆埔的圣光堂的执事。七十年过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艰苦的日子与苦尽甘来，我这一辈记得清楚，但在可见的将来看不到有转机的，今天还是第一次。

在提出一些经济建议之前，让我先说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观看法的原因。

悲观是由两项局限转变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搞开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提供了外间的讯息，协助了金融、科技与人材服务。于今回顾，虽然初期到国内投资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头烂额，但整体来说，香港人的服务直接或间接地赚了国内很多钱。这赚钱是应该的。没有香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那样骄人的成就。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业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之外还是近于世界之冠。这是服务中国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结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况在两方面有重大的转变。其一，中国的通胀转剧，导致人民币有大幅度的贬值。朱镕基于一九九三年六月执掌中央银行，大手约束借贷，通胀得到控制，于九五年变作通缩，持续了好几年。这一贬一缩使中国的物价、楼价、工资等在亚洲一带格外相宜，而东南亚的国家以储备支持其货币汇率，终于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结炒出来的风暴，其实是人民币值稳守而使其他地区的币值远为偏高。如果币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么来的。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来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

港币与美元联系，其币值也稳守。问题是香港的物价、楼价、工资等奇高，不仅与货币贬值后的东南亚脱节，而更重要的是与贬值后有通缩的中国脱节，脱得很厉害。举一个例，朱镕基控制借贷后，国内的楼价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会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楼价上升了一倍。香港与国内的楼价本来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变作八倍之差！

另一方面，自港英决定交还香港后，他们施行我曾经数次提及的「最后的晚餐」。工务员加薪幅度奇高，学校的教师、公立医院的工作人员等薪酬，亦步亦趋。水涨船高，一阔三大，社会福利随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获的综援金高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

转谈第二项重要的局限转变吧。那就是国内的同胞，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学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预料到的快得多。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国内好些较有看头的食肆，喜欢以香港厨师主理为号召，而这些食肆的经理也往往是香港请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广东食肆进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样，与香港的相若。当我知道该食肆的工作人员全部是本地人，就问那里的经理工作人员多少，总薪酬每月多少。回应是员工共六十个，总薪酬每月三万五千人民币。当时一个香港厨师或经理到国内服务食肆，月薪二万五加房屋、生活补贴一万，合共也是三万五。薪酬一个顶六十个，那是搞什么把戏的？

当时我想，只要国内的食肆能学得六、七成，他们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国内的香港厨师与经理纷纷回港，如丧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学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我就提到香港厨师的命运，然后问：什么时候香港的金融人材、资讯人材等会被国内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务人材是好的，当时国内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么高，总有一天会遇到厨师的困境。

然而，九三年我还在想，厨艺是眼见功夫，不识字的也可以学，但金融、资讯等人材要懂英语、电脑，对世界要有认识，在国内培养恐怕要用很长时间。我看错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机构出钱请三几十个国内的学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这些学生通常要求会见我，每年与不同组合的国内学生畅谈大约两个小时。为人师表数十年，我是个鉴定学生水平的专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会见的那一组使我完全改变了观感：他们的知识水平摆明是在港大的学生之上！会谈于是变作考口试，我主考，他们答。题目不浅，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 是什么？」竟然有三个学生答得出来。最后我问：「你们是选出来的国内最优秀的数十个学生，是吗？」回应道：「不是的，像我们水平的数以千计。」问：「硕士毕业后预期的工资是多少？」答：「留在大学工作月薪大约一千八百，到外间工作大约二千五到三千。」这是港大学士毕业生四分之一的薪酬。

香港知识分子的服务是好的，但国内的青年学得拼命，学得快，工资低很多，国内将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务了。工业北移，服务价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减价，而又因为有联系汇率，这减价不能以汇率调整。

因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断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中国是香港的最佳合作伙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价格向下调整有顽固性，为时甚久，苦不堪言。

不考虑取消联系汇率

念经济的同学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比较优势定律说，任何地区或任何国家，其生产或服务在某方面必定有成本比较低的优势。以货币相同或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下，这定律是对的。但如果不同地区有不同货币，而其货币汇率不易调整，或物价、工资等调整不够迅速的话，这定律可能错。是的，在某些汇率约束的情况下，在一段时期，一个地区可能什么比较优势都没有。

我不是说今天的香港什么比较优势都没有，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上我们没有遇到今天那样少。六、七十年代的产品制造优势去如黄鹤；长达二百多年的进出口优势在与国内的竞争下节节败退；八十年代风生水起的服务行业也败退；余下来的金融行业，虽然得到国内不开放金融之助，但「负资产」的冲击是不容易承受的。

联系汇率的存在是促成上述困境的其中一个原因——可不是说没有联系汇率我们就没有困境。但今天我们不能考虑取缔联系汇率。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拆了联汇港元的币值会向哪个方向走，而且会是相当大幅度的。因此，今天拆联汇有两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其一是这拆除事前不可能没有一小撮人知道，而有禁不了的国际汇市，先知少许时间的可以大发其达。就算清官守口如瓶，也免不了瓜田李下，而若一旦走漏消息，则会有灾难性的发展。不久前刘慧卿多口说半句也搞得风声鹤唳，任老弟志刚是要目不斜视的。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无从估计拆除联汇后港元会跌到哪里去。应该的跌幅不一定很大，但炒家四起，无知市民的跟风等，可以造成很大的波动。就算这波动是短暂的，也可以导致破产无数。今天的香港近于破产的人不少，港元暴跌或大幅波动，从资产保值的角度看，能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有些朋友建议不拆联系，而是一次过地把港元向下调整后再联。这会帮助减少波动——其他的帮不了——但会换来政府言而无信。联系汇率这个货币制度是不能联来联去的。

当香港前财政司彭励治于一九八三年十月考虑采用联系汇率时，我是有参与的。拍板是彭老一人，幕后军师主要是Alan Walters与Charles Goodhart。此外再前的财政司郭伯伟与夏鼎基间接地提供了意见。这些都是很有见识的人物，虽然时势所迫只考虑了数星期，但没有轻举妄动。联系汇率（currency board）是有悠久历史的英国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身经百战，八三年参与考虑的人中，只有彭励治和我不知道是什么。

彭老是大好商人，很乐意考虑学者的意见。Walters当时在美国华盛顿，还是戴卓尔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一九七二年我曾与他同事一年，很欣赏他的才华；于今回顾，他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政府经济顾问。 Goodhart 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英国中央银行的首席顾问。郭伯伟与夏鼎基是执行过联系汇率的老手。

旧事重提，是要回顾一下昔日我们的考虑，好叫读者能比较容易明白今天的情况。当年的考虑，所有参与者的观点都对，只是轻重的取舍不同。Goodhart赞成联汇，是见当时的政治风浪很大，香港这只小舟，若不给货币下个锚，不知会飘到哪里去。我当时反对，说经济下挫，所有的价格一起跌可以互相分担承受，但如果币值不跌，压力就全部转移到地产、股市、工资等价格那方面去。夏鼎基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汇率要保持弹性。Walters给我的回应最具说服力。他说除非有政治奇，香港的地产与股市不能救。若只选其一而救之，首选救汇率。他说联系汇率不是新发明，历史的经验是可靠的，香港没有其他选择。他显然是知道英国作了交还香港的决定，但却想不到他说的政治奇后来还是出现了。

郭伯伟是清楚知道联汇可以稳守的，赞成，但他担心联系之后在好些情况下不能拆除。我应该没有记错，郭老当年担心的就是香港今天遇到的情况：联之无利拆之更难。郭老的智慧是识者无不拜服的。八三年十一月施行联系汇率后大约九个月，与郭老相聚，他请我转告彭励治，说要拆联汇当时是好时机，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彭老考虑后同意当时是拆除的好时机，但决定不拆。其实再后来拆除联汇的时机还是有的，但今天不成。

很难说要等到何年何日我们才再有拆联汇的好时机，而等到了政府多半不会考虑，因为拆联汇的最佳时刻是拆与不拆毫无分别的时刻。如果等不到这理想时刻，最可取的「脱身」之法是以市价汇率转用人民币。不是与人民币联系，而是放弃港元以人民币替之。既然是同一国家，这转用顺理成章。然而，这样做是要人民币解除所有外汇管制才可行。为安全计，香港要等中国解除了汇管大约半年后才转用人民币。这是因为解除汇管后人民币的国际币值多半会上升。升定之后（港元转弱）才转用有好处。

转用人民币不能解决香港价格过高的困境，但调整会较快，而没有汇管的人民币较有弹性，使香港能较为「软陆」。

在今天香港经济困境中，上述的分析提供了两个挽救的大方向。其一是以控制供应的办法来提升价格，例如港府最近推出的救楼市办法，是劣。这是推得一时且一时，苟延残喘，虽然地产商是得益者。要救楼市，正确的做法是增加需求。是的，要救香港的什么「市」，我们只能从增加市场需求那方面想，不应该考虑减少供应。

其二是香港的好些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s）出现了大问题。联系汇率是一个原因，政府的乐善好施也是一个原因。不大幅地由市场更正与国际脱节的相对价格，香港没有希望。

公务员要大幅减薪

我是研究市场运作为生的，深知市场之能与不能。香港政府建议搞高科技、数码港、中药港等项目，可能对，但不是市场的选择，没有基于市场的讯息，命中率极低。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挽救香港经济的建议，当然不是建议市场应该向哪个行业发展。我建议的是多年来香港的经济政策偏离了自由市场的发展，越离越远，我们要回复到昔日使香港欣欣向荣的自由经济那方面去。我建议的大有可为的行业，是如果政府没有干预，市场是一定会发展的。前文提及，要使香港的资产增值，我们不应该从控制或减少供应那方面入手，而是要设法增加需求。这后者是说增加市场的需求了。

香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部分是间接的，不明显，使不知就里的外国评论者还在高举香港的经济自由。拆除了这些不明显但加起来非常庞大的政府干预，市场的需求会上升。这不能解决香港的全部困难，但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要指出的政府干预，是公务员及其他由政府支薪的工资太高，与市场的大幅度地脱了节。先举一个例，香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期待的月薪只有六千元，与二十年前差不多。相比之下，今天大学讲师的薪酬是当年的三倍。这是因为讲师的薪酬是跟公务员的上升的。说实话，当年大学讲师的薪酬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要提升学术水平，讲师的薪酬应该提升。然而，单从大学讲师的薪酬我们就可见到政府的乐善好施，使相对价格（工资）与市场的大幅度脱节：撇开医学不论，香港不同学系的讲师是同级同酬，而每年的提升也是一致的。美国大学工资最高的学系教师（如金融），与最低但是同级的相比，薪酬差三倍。

众所周知，历来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是以两个准则为依归的，但今天的公务员善忘，大家一起忘记了。第一个准则是与市场同能同酬——这是说同样本领，公务员的薪酬要与市场的看齐。不要相信什么统计数字，读者自己细心观察吧。我自己的观察所得，是今天香港市场的工资，大约只有公务员的一半。

第二个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准则，是每年的调整要跟物价指数。这几年香港的物价（包括楼价）的确下降了很多，而又还在下降。通胀时公务员的薪金向上调整，通缩为什么不向下调整呢？一说是《基本法》指明公务员的薪金不能低于一九九七的。但任何懂经济的人都知道，从经济整体的角度看，薪金是指实质薪金（real wage），不是指金钱薪金（money wage）。《基本法》可没有说是money wage吧。难道香港的物价再下降一半，公务员的薪金还要维持九七的水平？我们要怎样解释在市场物价大幅下降、一片萧条的今天，公务员的实质收入升幅破了世界历史纪录？

公务员的薪酬与市场的大幅分离，有如下的三个困难。

第一，政府的储备有三千亿，已下降至不足够作为遣散所有公务员的退休金。今天的公务员都看这三千亿，反对减薪，要政府派饼仔，派完再算。问题是，这三千亿是纳税人的钱，你和我都有份，如果要派饼仔，那就大家一齐派。急时之需，政府要纳税人宽容地借用一下储备，大家当无异议。但今天的情况不是「借用」，而是要将你和我的饼仔派给公务员。这是慷他人之慨，我无所谓，你也无所谓吗？

算你也无所谓吧。给公务员派饼仔再派三年，香港的储备不及千亿，国际舆论就会把香港降级了。于是，联系汇率会受到压力，炒家闻风而至。任老弟志刚的金管局有自己的储备，政府有权取花敬佛。这样一来，炒家开心死了。

第二，在局限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的总收入就是那么多。公务员大幅减薪，或政府大幅减少开支，余出来的收入就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到市场那边去。这是增加市场需求的其中一个法门。以今天的香港的财政而言，政府胆子再大也不敢像康熙皇帝那样说：永不加税。事实上，这些年来，一般的所得税政府虽然没有加，但间接的、不明显的税项繁多，什么卖地、补地价及政府以垄断权出售或控制而获的收益，皆税也。无论怎样说，水出鱼，鱼饮水，政府的支出越少，市场的需求就越大。

第三，说公务员的工资与市场的大幅度地分离，也就是说相对工资（一项相对价格）与自由市场应有的大幅分离。这对经济起码有两个害处。其一是公务员薪酬远高于市，会鼓励青年浪费时间与劳力去争取不容易获得的「政府工」。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租值消散了。其二是公务员的薪酬高居不下，会导致同样的人材，在市场会有很大的工资差数。这大差数的存在增加讯息费用，使找工作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资市值为何。我认为这是失业上升的主要原因。

两年前在深圳，该市的政府请我会见十多位年青干部，职位比较高的。皆一表人材，谈吐得体，对答如流。我于是问他们的背景，原来都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什么博士或什么MBA的。当然，因为师资不足，他们的衔头比不上国外的。然而，抚心自问，香港的高官年青时有百分之几可以考进今天的北大或清华？我自己就考不进去。当然，这种考试不代表办事能力，但考到的某方面有超凡之能。

上述的深圳年青干部每月只得三几千元。那大概是同等级的香港公务员的十分之一吧。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这差距不应该存在，而总有一天这差距是不会存在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