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件人 收件人: "聂 辉华" "陈 小茁" "郭 伟" "刘 维" "王 跃钢" "吴 思" 主题: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日期: Sat, 1 Jan 2005 04:14:13 +0800
诸位,新年好!
下文算是我送给各位的新年贺礼吧,与全球各地商店里的许多节日礼物一样,它们来自中国,是地道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Mad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假包换。
林2005/1/1凌晨
林: 新年的第一天收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心情沉重。从理论上讲,民工荒的出现,一方面是民工工资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也是今年农业收入增加,一加一减,对比明显。这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开始到了全面建立基础设施的关键时刻了。 如果民工荒的信息不能广泛地传播,如果地区收入差距依然足够大,那么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们依然会剥削其他的民工。政府应该在吸引外资和维护民权方面取得权衡,而理性的资本家应该打破低工资的卡特尔隐性合谋协议。 祝好!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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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http://www.sina.com.cn2004年12月31日23:45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席卷了珠江三角洲。他们为什么离开?
20年间,飞速发展的珠三角,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然而,正是这片“乐土”,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这次背叛,踢爆了“世界工厂”深处的秘密,也使“廉价劳动力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再度成为理论界争论的话题。
那个农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世界制造中心”,给他们这些劳动力开出的价码,十年没变。也正是这个价码,吸引了全球无数的资本和热钱。
农民工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厂门口等待上工的人多着呢!强资本弱劳动力的格局下,出现了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
无奈的农民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厂房空了,机器闲了,老板的利润也成了泡影。带领企业招工,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外的又一项紧要政务。
开始,珠三角似乎不太愿意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因为,在有些人看来,牛气十足的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可这一次,农民工用他们的脚,逼迫资本和当地政府作出正面回答。
今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陆续摆上一些地方政府的桌面。本报记者对珠三角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下的“世界工厂”,不但机器吃人,而且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坐上了资本的板凳。
年终岁末,人们在盘点一系列中央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时,目光也再次聚焦在农民工群体上。
王观玉招工
“请您明确告诉我们,广东省到底缺多少外来工,100万还是200万?”电视台女记者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镜头前的王观玉显得颇为尴尬。
王观玉是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8月12日,该中心举行了一场有关珠三角外来工短缺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今春以来,广东省官方首次就外来工短缺问题发表看法。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但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竟然爆发了“民工荒”。
女记者的心情容易理解。一个多月以来,各路媒体齐聚珠三角报道外来工短缺,有的说至少缺工100万,有的说缺口达200万之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否认当地出现了“民工荒”,认为目前短缺的只是技工,普通工并不缺乏。
7月底,广东省职业介绍中心派出4个调研小组,分赴短缺情况反映集中的东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汕尾、清远、河源。结果显示,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66家企业缺普通工,总计8.7万人。
该中心同时公布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用“从供求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不应求”为前一阶段的种种争论定了性。
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劳工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下,92%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王观玉告诉在座的广东媒体记者,济南、长沙等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也在500元至600元之间。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更是高出珠三角50元至150元。言下之意,计入抛家舍业的成本,两相比较,没有外来工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广东来。
新闻发布会第二天,王观玉带领30多家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从广州出发前往黑龙江招工。
小英们:MADE IN CHINA
1989年,未过正月十五,15岁的陈玉英和50多名重庆市忠县同乡姐妹在大石头码头挤上航船,开始了异乡打工之旅。
那一年,上千万“不安分”的农民,像小英们一样,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发达地区的城市里谋生。各条铁路线骤然吃紧:广州火车站广场聚集农民工最多时达3万多人;郑州北上始发列车严重超载,以致车簧过度受压无法正点发车。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深圳是特区。”小英回忆。她们更不可能知道这里将成为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起点。
与小英一样,香港人劳钊泉也是庞大淘金者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年轻的小英们仅仅背着铺盖卷,而劳钊泉们带着大把热钱和订单。1989年2月,劳钊泉在葵涌租下一栋厂房,取名致丽玩具厂。400多名女工全部招自四川(现为重庆)忠县和河南省,其中年龄最小的女孩仅14岁左右。
上班后的每一天,小英都感觉像在打仗。早晨7时起床,揉揉眼就得赶紧翻身下床,跑步去洗漱和上厕所。洗漱完毕,家里经济压力不太大的女工还可以跑到厂门口去吃一顿5毛钱的早餐,有些人则直接跑到厂房一楼去打卡上班。打卡时间必须抢在7时30分之前,否则会被罚款,这一天就算白干了。
小英的工作是用绣花针或电热胶给“小狗小兔”做鼻子眼睛,每做一个1毛钱,最多时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
没人知道当年劳钊泉从女工们做的每一个玩具上能赚到多少钱。10多年后,拄着单拐的小英才知道,她们当年生产的是一种名为CHICOO的意大利名牌玩具,在香港的大商场里每个标价几十港币至数百港币不等。
10多年里,耐克、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等等但凡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衣服、鞋帽和玩具,经过上千万小英们的手贴牌、打包装箱。成集装箱标明“MADE IN CHINA”的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
加班!加班!!加班!!!
2004年9月9日,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傍晚6时,鞋厂院子里准时响起了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
今年6月初,该厂600来名工人发现,与以往不同,他们上下班时总能听到一些或劲爆或舒缓的音乐了。除此之外,每周的加餐由两顿增加到了4顿,经理们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工人举办一次祝福活动。
这是鞋厂企划总监廖大军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创意,旨在缓解工人们连续加班造成的紧张情绪。
下午4时左右,鞋厂三条流水线上空无一人。在宿舍楼里,廖大军指着那些正蒙头大睡的工人说,因为昨天加了通宵的班,交完货后工人们就提前下班休息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连续加班让不堪忍受的工人纷纷离开,工人流失又将导致工厂不得不要求余下的工人更多地加班。
眼下面临缺工窘境,工厂不得不对工人作出让步。
而在到东莞已近10年的廖大军的印象里,过去工厂从来不用为留住工人发愁。
“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那时候工厂不像现在这么多,订单充足,经常加班至夜里24时,有时甚至要连续通宵加班。很多女工干着活儿就打起了瞌睡,被绣花针扎伤或被电热胶烫伤手指是经常的事情。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伴生物。
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员海伟说。从一个人到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和同样数不清的从10多个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工厂,构成了这个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最为奇特的景象。
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以赚。”海伟说。
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十年不变的低工资
“你这件T恤的人工费绝对不超过两块5毛钱。”一见面,24岁的付文华就摆出一副老车缝工的架势,指着记者穿的上衣说。这件名牌T恤在北京商场里打完折后卖80元人民币。
付文华刚刚辞去一家制衣厂的工作。从2000年离开湖北老家到东莞市虎门镇滨沙村一家制衣厂打工至今,他已经换了20多家工厂。跳来跳去,一心想多挣点钱的付文华沮丧地发现,居然还是第一家工厂的工资稍高一点。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在东莞打了4年工的付文华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但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正是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为例,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除法定税收外,工厂还必须向当地政府上缴贸易补偿费。以深圳宝安区公明镇为例,该镇每年1.8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三来一补”企业上缴的贸易补偿费就贡献了2500万元。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这笔收入占到当地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
当地村民们每年都可以从村里领到一笔分红,分红来自工厂的厂房租金。在珠三角,一些经营好的村,每个村民分红可高达10万余元。
“事实上,无论老板赚取的纯利润还是上缴的各项税费,包括当地村民拿到的年终分红,都来自工人超过自身劳动所得的剩余劳动。”刘开明博士说。
珠三角很多地方都与深圳一样,外来工已数倍于当地户籍人口。“没有外来工,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今天的珠三角。”刘开明对这句话的解读是,除了政策和外来投资因素,来自中国的上千万廉价剩余劳动力,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珠三角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然而这个事实,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今年7月,丁力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做了一份“2002年广东省地区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人均GDP一直是评估地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以往均以户籍人口作为基数。这次丁力把户籍人口这个基数扩大至常住人口(含流动人口)这个总数。
令人吃惊的是,按照新的测算办法,人均GDP一直排名广东省第一的东莞市突然掉到了第九位。“这个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外来工为珠三角所作的贡献。”丁力说。
谁反对调高最低工资
为调高最低工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黄林琰发了火。
8月份,黄林琰到东莞市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该市劳动局同意调高,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
“但到了市政府,一位分管副市长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在珠三角,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
在东莞一家台资厂调研时,黄林琰发了第二通火。
这家工厂给工人开出的底薪为东莞最低工资水平每月450元。但该厂规定,其中280元为工人的基本工资。
“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因为涉及加班工资的计算,大有讲究。”黄林琰算了一笔账,按280元的基本工资,工人平常加班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就是每小时1.61元。平常、周末和节假日的每小时加班工资分别是这个基数的1.5倍、2倍和3倍。“实际上,加班工资的基数应该按45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来计算,为每小时2.69元”。
中山大学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城市这一比例却只能达到20%至30%。
全国总工会的警告
拥有7000多名常住人口的葵涌镇,像一片叶子斜挂在深圳东部。1993年11月19日,一条发自葵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当天下午,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
小英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左小腿。
拔山镇是忠县在致丽厂打工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后来证实,有27名拔山青年在大火中被烧死,5人被烧伤。当时镇上只有一家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小邮局。噩耗传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小邮局突然挤满了发电报、打电话的拔山人。那段日子,拔山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失去儿女的老人的哀号……
检察机关查实,租下厂房后,劳钊泉雇人用铜线做保险线,严重违背了消防安全规定。
致丽厂火险隐患明显,何以能在此前4年时间里屡屡逃过消防安全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方厂长黄国光和葵涌镇镇长曾伟东。
当年,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指出了13条火险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但身在香港的劳钊泉随即电话指示黄国光,送3000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摆平此事。“三来一补”企业几乎都是如此,老板一般委托港台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而中方委派的厂长由于在地方人缘活络,主要负责劳动、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
特大火灾惊动了全国总工会。一个由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带队的检查组急赴深圳,参与事故查处。全总的调查报告将“镇政府督促整改不力”、“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外商”列为大火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调查组还吃惊地发现,尽管致丽厂组建了工会,也挂了牌,但从未开展过任何活动,更不要说替工人维权。这个“空壳工会”的主席正是黄国光。
1994年12月15日,龙岗区人民法院静悄悄地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黄国光、劳钊泉、港方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等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镇长曾伟东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后来还升了职。
“事实上,镇里和老板合资办企业,村里收企业的厂房租金,镇里收取厂里上缴的工缴费,当地政府如何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时任全总外商投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田玉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地方检查时,他和同事们发现,就连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各地总工会都被分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
机器吃人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曾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起因与致丽大火如出一辙,72名工人丧生。兴业大火后,全总带队的安全检查团,就曾首度向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警告:
“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健康;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管理区和村,片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警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年后,有两位记者通过艰苦调查,揭开了珠三角令人震惊的工伤和职业病状况。
1999年1月15日,一篇题为《深圳屡屡发生工人被打死累死的恶性事件》的内参发至全国总工会及相关部委领导的手中。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有5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工伤律师”周立太给两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为了印证律师的数据,两位记者对深圳市7个医院的法医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
“实际人数比上述统计数目要高。因为有些伤残者与老板私了,根本未作工伤鉴定。”法医的判断是,私了的比例大概在20%左右。这些人在拿到两三万元的赔偿金后被无情地赶出了珠三角。
随后,又一篇题为《深圳外来工生存状况恶劣,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的内参发回北京。调查发现,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
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哪还能“没事找事”去管人家呢?
小镇里的断指医院
从佛山市出发,经过以小家电制造闻名的北蟯镇,十几分钟车程就到了伦教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占地30多亩的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鹤立鸡群。一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如今,两幢高楼拔地而起。
这样一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在断指再植方面,其治疗水平近乎国内一流。
该院常务副院长姓肖,是个35岁的年轻人。10年里,他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医院的病人大都来自周边的各个工业区。
“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干事程恒涛说。受人力所限,程恒涛和他的同事只能对54家有手外科的医院定点探访。而这个数字,只是珠三角设有手外科的医院数目的一半左右。
他们今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造成大量工伤的原因,几乎与两位记者5年前的调查结论没有差别。
现居重庆的周立太算得上珠三角第一代劳工律师。从1996年5月1日开始至今,他总共代理劳工维权案件4698起,其中近1000件涉及工伤赔偿。他作了一个统计,从工伤性质确定,到提起仲裁,最后进入诉讼,平均需耗时近3年时间。
“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周立太认为,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外来工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很多老板则故意通过走司法程序来消耗外来工,逼迫他们私了。
专事劳资官司的律师宦军精心选择了东莞市长安镇作为大本营。这里北可辐射广州,南可以到深圳,周边都是珠三角最繁荣的地区。当年周立太等第一代劳工律师主要驻扎在深圳,而今,更多的律师选择东莞。深圳一位从事劳动仲裁的官员跟东莞的同行开玩笑,当年这帮律师搞得深圳鸡犬不宁,如今该你们东莞头疼了。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刘开明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
曾获“中国十大杰出律师”称号的高智晟惊讶地发现,一些工人进厂已经两年,资方从未告知其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虽再三解释,一位工人仍未弄懂工会是个什么组织。
高智晟认为,恶劣的劳资关系现状,劳资矛盾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司法保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等,才是引发一系列事件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虑地说。
劳工NGO
国内第一个劳工NGO(非政府组织)诞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称之为“廖晓峰年”。
廖晓峰,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有一次,一个老乡手指头被锯断,他查阅法律书籍帮助讨回了6000元赔偿金。又一次,他一纸诉状把一个拒绝赔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帮一位工友讨回了10800元工伤赔偿。
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廖晓峰走上了帮助外来工维权之路。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打算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进行普法宣传。当他兴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从事劳工维权,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更难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纷至沓来。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廖晓峰必须先垫付差旅费,有时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生存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廖晓峰曾致信团中央领导求助:“目前,我所面临的困难,在工作上、经济上让我无所适从,惟一不倒的是我的信念。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久之后,《羊城晚报》披露了一则对廖晓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者投诉他收费过高。舆论一时哗然,英雄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廖晓峰悄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尽管昙花一现不到半年时间,但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NGO已达10多个,他们主要致力于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
“工人委员会”试验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宝安区一家玩具厂的大餐厅里,500多名工人围坐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周围。按照事先与工厂老板的约定,他为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沟通。
此前不久,刘开明刚刚给这家工厂的老板及管理层上过课。内容主要有“华南地区的劳资关系”等四部分,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刘开明的这项工作似乎很荒谬———怎么可能告诉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会允许一个民间劳工组织来告诉他的工人,怎样和他讨价还价?但刘开明将“荒谬”变成了现实。从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机构已经为珠三角20多家工厂做过培训,有上万名工人参加。
“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工厂,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大都为跨国公司生产产品,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工厂有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这正是刘开明可借助的两种力量。
7年前,到深圳淘金的文学博士刘开明亲眼目睹了“深圳速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但耀眼的霓虹灯后面,外来工却不得不忍受超低工资、超常加班和频发的工伤、职业病。
“也许,与为单个外来工维权相比,帮助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更有意义。因为,对等地与老板沟通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达到双赢。”刘开明说。
作为尝试,刘开明正帮助宝安区这家玩具厂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10月25日,玩具厂500多名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了26位工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此前,全体候选人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包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刘开明强调,这个委员会不是“独立工会”,而是公司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
“许多工会尚且形同虚设,工人委员会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质疑。
刘开明的回答是:首先,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全部从普通工人中选举产生;其次,就在这个委员会筹建期间,工厂发生过两次罢工,最终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就在刘开明和他的团队进驻工厂两周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按要求去车间,而是汇聚到了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与刘开明一同赶到现场。这位刚听刘开明讲完课的老板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工人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为什么?
刘开明动员工人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老板当场答复工人代表,伙食问题马上解决,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希望工人能谅解。
“只要劳资双方沟通顺畅,许多冲突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刘开明告诉记者,这场罢工事件的解决,前后不到两个小时。记者程刚何磊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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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鄢烈山:薪水太低他们堵路讨说法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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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薪水太低他们堵路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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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薪水太低他们堵路讨说法
薪水太低他们堵路讨说法
10月6日,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3000多名员工,因不满薪水太低,竟集体上街堵路,以致整
个福田区的交通瘫痪数小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谁乐意出现这样的事件与场面呢?过往的司机与乘客不乐意,市、区政府不乐意,被迫“
出场”亮相的电子厂负责人肯定也不乐意;那么,上街堵路的3000多名员工呢,他们为何
要这么“闹”?
报道说,一位被堵在北环大道一长途客车上的乘客陈某极为不满地说:“员工们向厂方讨
说法,应该在厂里与厂方谈,不能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把所有怨气都带到道
路上来,让一些无辜者也遭受痛苦。”这位陈先生/女士的说法太轻飘,完全是隔靴搔痒
。他们上路可不是为了发泄一下怨气,是以打断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迫使政府和公众关注
他们的要求,是“劫持”包括您在内的“无辜者”的利益做筹码,迫使厂方或政府“出牌
”。员工们上街堵路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行为,但他们并非不懂得“应该”怎么做,您怎
知他们未曾“在厂里与厂方谈过”?厂方要是讲理就不会对员工们这么狠:“每个月只给
员工底薪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钱,且不包吃住”。
劳资矛盾发生了,互不相让,应当怎么办?在我国的现行体制内,在法律没有赋予罢工权
的条件下,职工维权按理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工会出面,代表员工集体与厂方交涉。不知
该厂有无工会?如果该厂没有,该厂所属的深圳金宝通企业有限公司有没有工会?工厂、
公司若无工会,所在的福田区的总工会能否过问?也许电子厂的员工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
找工会。那么,工会组织有责任反省一下,员工们为什么不通过工会依法维权,工会如何
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为化解社会冲突尽职?
第二条路是找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依法督责乃至仲裁。这两条道路都不通,可上法院起诉
厂方。电子厂的员工们在没有尝试第三条路的情况下就上街堵路,即并非被逼得无路可走
就上了“梁山”,不能不令人对他们的同情大打折扣。但是,现场的员工告诉记者,第二
条路他们是“走”过的,“向厂方和有关部门多次反映,但一直未得到解决”。我不知道
“多次”是多少次,也不知“一直”有多久多长,但据常理推测,“多次”反映,“一直
”未解决的说法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否则,不可能激起3000多人的怨愤,一致采取集体堵
路的过激行动。
报道说,深圳市政府一位处理现场的负责人表态,市、区两级政府将继续关注此事,首先
,对讨说法事件展开调查,如果员工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将对工厂相关负责人进行严厉处
罚;其次,对于此次事件中的恶意滋事者,公安机关也将予以查处。查处这两方都是必要
的。然而,我看最应当调查处理的是劳资双方之上的第三者:政府“有关部门”,说明白
点,就是劳动监察部门。他们的辖区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
每天要工作12小时”,严重违反《劳动法》;薪水这么低,收入水平比不上包吃包住包看
病的服刑人员;在这天下午的谈判中,员工们提出月工资不得低于610元,这个要求不正是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今年5月8日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吗?为什么劳动监察部门
对厂方严重违反《劳动法》的问题视而不见,连本部门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督促执行
?须知,这是一个有数千人的工厂而不是哪个旮旯子小作坊存在的问题,莫说电子厂的员
工们“多次”反映,就是不上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也有责任劳驾移步“下去”问一问的
。我们没有证据说劳动监察部门被厂方“搞定”了;但即使没有枉法、渎职,也有“不作
为”、玩忽职守之嫌,理当受到严厉查处。出事后问责,岂可漏过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政
府劳动监察部门?
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不可等到出了乱子再不惜一切代价去“压倒”,而是要将保持
社会“稳定”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消除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曲突
徙薪,将一切隐患(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因此,维护稳定与依法行政、与“情为民所
系”应当是有机统一的。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无辜”的过往司机、乘客和市民说一句:我们作为该厂劳资冲突
的局外人,真的就完全无辜吗?我们作为他们存在和行为的社会环境,平常对身边不公不
义不法的现象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如果采取的是隐忍、纵容的态度,助长了某些人不义
不法的狂悖,从而构成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那么,我们在某个时候为不义不法的行为所
牵累,那就多少有“报应”的意味了。
作者:鄢烈山责编:王晓飞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南京大学小百合站http://bbs.nju.edu.cn[FROM:61.190.105.231]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开工足够,如果工人目前的边际生产力高于工资,如果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那么提高工资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不呢?
1)等待,压低民工的谈判力。
2)合谋,老子就是要榨干你身上最后一个细胞。
3)依然能获得较高利润,还有其他后来民工补充,像蓄水池一样。
实际情况不是像新古典说的那般简单。刚才同一个广东的同学网上聊天,得出我的判断如下:恶性竞争+低水平技术——>利润率低下——>剥削民工——>民工荒。
我们“珠海学派”(呵呵)解释:
1 民工回家务农真的是农业税减免的结果吗?2 农民要地是因为农业税减免吗?
如果大量民工回家是一个真实的可观察到的现象的话,其真正原因决不是农业税免征,很可能是另一个更令人担心的现象:城市里民工可以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大量的民工无法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了回农村,一种更低成本的生活,也是失业者的迁移, 在二元经济模型中,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叫做剩余劳动力反馈。
另外,最近国家的出口征税也印证了一点,不能再OEM了,该树立自己的品牌了
总结:
A、对于企业,由于OEM,不进行品牌建设,利润率极低,也就是斑竹所说的:恶性竞争+低水平技术——>利润率低下——>剥削民工——>民工荒
B、鄙人在广东的生活情况可以知道,广东的生活成本很高,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为了一种更低成本的生活,也就是失业者的迁移
具体讨论参见:www.51start.net
关于民工荒,以下是本人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恳请各位予以点评!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解释
摘要:在本文中,作者利用市场供求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简要分析了产生“民工荒”的基本原因。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产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民工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短期内,部分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和劳动市场工资粘性使得民工劳动市场未能达到均衡。在长期内,民工荒现象不会存在。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市场均衡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auses of scarcity of peasant workers in some Chinese southeast cities, employing theories of market equilibrium and conclusio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Our study has proved that the causation of the scarcity of peasant workers is that, in short run, the price in product market and the wage in labor market do not responses quickly to the changes of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long run, there can’t be any scarcity of peasant workers.
Key words: the scarcity of peasant workers, labor market, market equilibrium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潮令我们印象深刻。但是,近期在广东、福建、浙江等一些地方却爆发了罕见的“民工荒”,并且,这一用工短缺现象正在国内多个地区迅速蔓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9月7日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提供的情况表明,在珠三角地区,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用工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福建泉州、莆田和浙江温州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用工短缺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在本文,笔者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市场供求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所谓民工荒,是指民工劳动力市场所呈现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的短缺现象。根据《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笔者认为,目前两种短缺现象并存:一般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所谓一般性短缺,是指在不考虑劳动力供求在年龄、性别及技能的类别和水平等结构性差别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所呈现的普遍短缺的现象。所谓结构性短缺,是指在不考虑一般性短缺或过剩的情况下,在某些特殊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呈现的短缺现象。在目前,结构性短缺主要是《调查报告》所指的:“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 ”。本文主要考察一般性短缺。
目前,有很多学者认为,产生民工荒的最直接原因是近来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它们的理由是,粮食价格上涨以后,农民种地更有利可图,导致了民工从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农村。但是,笔者的观点是,民工荒现象的产生与粮食价格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农村土地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农民进城打工增加时,农村土地不会出现撂荒现象,最多只会出现一点垦殖不足的现象。同样,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呆在农村,只会导致轻微的垦殖精细化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农产品生产来说,由于农村人口太多,劳动的投入已处于过多状态,在发达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量为800-2000亩,而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仅为7亩左右,因此,在我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收益已经很低。正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劳动力有剩余,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从而边际收益)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数,以至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后,产量不会减少。假定粮食的生产函数为Q=F(G,K,L),其中,Q表示农产品的产量,G、K、L分别表示投入到农产品生产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那么,随着粮食价格的提高,劳动的平均收益增加,但是,劳动的平均收益增加未必意味着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这是因为,在土地和资本供给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劳动的投入,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劳动的边际产量在接近于零的基础上继续递减,甚至变为负数,因此,粮食价格变化不会给农业中劳动的边际收益(注:假定农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那么,劳动的边际收益=劳动的边际产量×农产品价格)带来值得注意的影响。因为决定农民选择打工还是种地决策的是劳动的边际收益而非平均收益,所以,粮食价格变化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在打工还是种地之间进行选择的决策。在我国,实际情况是,无论农产品价格是高还是低,为完成农村有限土地上的耕作任务所需要保有的劳动力数量都不会有多少改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机械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农村需要保有的劳动力还会进一步减少。因此,原先的进城的民工现在选择呆在农村,基本上属于一种“赋闲”状态。基于此,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短缺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说有些关系的话,那就可能是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其赋闲在家提供了条件)。那么,产生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从民工劳动力市场和民工劳动的产出品市场入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民工短缺的原因。
S′ S W L 0 D L1 L2 D′ W2 W1
我们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有诸多因素导致了城市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民工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整体上移和城市对民工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整体向右移动。
导致城市民工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整体上移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进城打工的成本不断提高。民工的打工成本包括在城市中的食宿和医疗费用、往返旅费、待岗费用等。住房租金和医疗费用占民工打工成本的一定比例,多年以来,住房租金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过快增长,导致了民工在城市打工费用的不断攀升。住房价格是住房租金的贴现值,住房价格的高低反映了住房租金的高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住房价格持续提高,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费用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1-8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749元/平方米,同比提高13.5%。其中,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2525元/平方米,提高11.2%,东部地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更是达到3421元/平方米,同比提高15%。根据卫生部《2003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逐年增加,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持续增加。2003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急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108.2元,增长8.6%;出院病人人均住院医疗费用3910.7元,比上年增加313.0元,增长8.7%。再以春运期间的交通运输费用来说,由于春节是中国的传统重要节日,民工对春运运输服务的需求缺乏弹性,无论春运价格高低,多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而铁道部自2001年1月开始实行春运票价上浮方案,随后,各地公路运输也相继实行春运价格上浮,如广东省物价局、省交通厅规定,在2004年春运期间,广州市城区发往各地的直达班车票价可在基准价基础上上浮最多达65%。春运期间铁路、公路运输价格的大幅上扬导致民工打工成本的持续增加。由于民工进城打工费用的日益增加,民工要求的最低工资相应地也就不断提高,导致了供给曲线的向上移动。
2、进城打工的风险增加。比如,各地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相当严重,据全国工会2003年估计,全国民工被拖欠工资,可能高达1000亿以上。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调查报告》显示,很多企业加班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有的企业为防止员工跳槽,采取扣押1-2个月工资的做法;一些企业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员工频频遭遇职业病的危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工进城打工风险的增加,为了补偿这些风险损失,民工要求的最低货币工资相应需要提高,从而导致了供给曲线的向上移动。
3、民工偏好的不断改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18到22岁的民工,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其货币收入对非货币待遇的边际替代率相对降低,他们的自我保护、自我价值承认意识不断加强,对工作环境和工作中的非货币待遇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企业在工作环境和非货币待遇方面并没有改观。很多企业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时有发生,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不少企业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另外,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孩子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所有这些,在民工偏好改变了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民工要求的最低货币工资提高,导致了供给曲线的向上移动。
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
1、加入WTO以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低,比如,现在美国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美元,剔除社会保险部分后相当人民币56元;而在我国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510元,按每周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时计算,每小时才2.45元,不到美国的4.4%,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品。加入WTO以后,随着国际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表现为原有劳动密集型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不断出现。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城市民工劳动市场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右移动。
2、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加速,而中国上半年GDP更是增长9.7%,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了十分旺盛的需求。这一点正如《调查报告》所显示的:“广东等地在春交会以后,外贸订单激增,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张迅猛,许多企业都在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另外,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各地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也都在持续地增加。所有这些,都使得民工劳动市场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右移动。
在民工劳动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工资水平和用工量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图,均衡工资水平由W1变为W2,均衡用工量将由L1变为L2。我们的基本判断是,L2的用工水平仍处于民工供给曲线的水平位置。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发展经济学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将大规模地向现代产业转移,到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从本质上看没有偏离发展经济学经典模型。虽然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已由1978年71%下降到2002年的44%,但要使我国的农业劳动力份额减少到30%以下,农业劳动力还需要转移1个亿,考虑到劳动力继续增长这一事实,人口学家预测分析的结果是,即使我国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吸纳远未完成。
但是,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吸纳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为什么却出现了民工荒呢?
市场出清假说认为,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和产品市场上的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依据供求情况作迅速调整,这样,图中的工资水平由W1变为W2和用工量由L1变为L2将会瞬间完成,从而,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不会存在超额供给或短缺。但是,这一理论假说只是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而作出的。从长期来看,由于超额供给和短缺会相互抵消,这一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分析相对短期的问题时,这一假说与现实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现实情况是,工资水平由W1变为W2和用工量由L1变为L2需要一个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往往相当漫长。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了说明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现象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建立了价格和工资粘性理论。我们认为,在民工短缺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价格和工资粘性,正是这种价格和工资调整的粘性,导致了目前的民工荒。
对于面临竞争性产品市场的那些企业来说,它们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都非常大,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向上调整其产品的价格,正是这种产品市场的价格粘性,使得企业向上调整工资(或作为替代,提高民工的非货币待遇)的困难,继而导致了劳动市场上的用工短缺的现象。如图所示,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整体上移后,导致民工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由W1提高到W2,而部分企业向上调整民工工资(或提高民工的非货币待遇)的粘性导致了它们无法得到合意的劳动量。这说明,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民工实际收入水平(real income)向上调整的粘性,包括企业无法及时上调货币工资和非货币待遇。正如《调查报告》所显示:“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月工资700元以下招工困难”;“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这些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有的加工企业加工费已到底限,提高工资,将出现亏损,……面对缺工,企业一方面心急如火,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待遇,但作出提高工资的决策却十分困难,……”;“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当前“民工荒”和“民工赋闲”两种现象并存,一方面,部分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这些企业由于提供的工资和其他待遇太低,未能达到民工要求的最低工资和待遇,存在着一定量的用工短缺情况;另一方面,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部分农民因为打工的实际收入(real income)已经不能补偿其打工的总体成本,被迫选择呆在农村处于赋闲状态。笔者为此访谈了部分原在珠三角打工现“赋闲”在家的农民工,当问及为什么不再继续打工时,他们的回答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待遇太低,包括货币收入太低和/或工作环境太差。确实,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货币工资反而下降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的民工荒这种短缺现象只能是短期的,虽然这种短期现象还会由于那些缺工企业一时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和待遇而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在长期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民工的工资和待遇一定会得到提高,那些在长期内无力提高民工工资和待遇的企业也将逐渐被淘汰出局,最终,民工劳动市场一定能够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时,不会存在用工短缺。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没有考虑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差异,因此,模型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以供给曲线S为例,在其水平阶段,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穷大,这意味着,劳动的需求方只要支付W1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得到这条水平线下任何数量的劳动,这也同时意味着,只要工资水平低于W1,劳动的供给量就会变为零。在现实中,我们知道的是,虽然有些企业支付了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得到一定量的民工劳动。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民工劳动并非同质,不同的民工在其禀赋、偏好和技术方面各不相同,这导致了不同民工所要求的最低工资各不相同,这样,部分支付低工资的企业仍然会得到一定量的民工劳动,不过,他们得到的劳动,一般是由最低工资要求低于平均水平的民工所提供的,相应的,这些民工劳动的强度或技术含量水平一般也低于平均水平。这样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差别的理论模型,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我们还想进一步指出,在运用我们的模型时,应该将纵轴表示的工资W视为民工的工资指数,这样,在民工劳动市场结构既定的情况下(这样,支付低于 W1的工资就意味着,在各种不同的子市场上,工资水平支付都低于这个子市场劳动力所要求的最低工资),这一无穷弹性说法在理论上才能成立。
嗯,挺好的,有几个小问题:
1、出处?
2、说民工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不如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因为偏好的变化导致理论难以具有稳定预测性。
3、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高弹性的?如果不是,那么价格粘性导致工资粘性就不成立。
4、农民工预期的变化很重要。
5、如果产品是高弹性的,那么民工短缺应该与经济高速增长无关——除非你假设不是所有的民工都有相同的预期,这就回到第4个问题。
"产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民工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短期内,部分企业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和劳动市场工资粘性使得民工劳动市场未能达到均衡"
疑问:
1.既然是部分企业,而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2.“自2001年1月开始实行春运票价上浮方案”等,我觉得生活成本早已在涨了,风险的增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为什么今年出现“民工荒”,而不是去年或是明年?
3.从去年开始,江浙等地出现“用电荒”,是不是与能源消耗有相关性?
4.其实你的文章的立足点就是:价格刚性导致工资刚性,而价格刚性源自产品需求弹性高,这个假设会不会太弱了,论点是否单薄了点?如果要深入的话,我觉得是否还应该有数据采信?
最后,我同意斑竹的“预期说”,现在“特区不特”了,我的同学的朋友以前有不少在珠海,现在很多去广西,云南了,根据他说,他的朋友嫌这里钱少,待遇也差很多,感觉这样下去没前途,也就是信息完全了,看的到将来了,还不如四处走走。
中国青年报: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http://www.sina.com.cn2004年12月31日23:45中国青年报
不好意思,最近我忙得脚不沾地,一直到现在才能抽出一点时间。
回斑竹:
谢谢您给予的评价。
1。文章发表于江南大学学报04年最后一期(本人是文章的作者之一)。目前我还没有收到发表后的杂志。
2。你说“民工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不如说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因为偏好的变化导致理论难以具有稳定预测性”。我认为从工具主义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民工偏好发生变化仍然可以用马歇尔式“边际/替代”两种工具进行分析的。
3.不是所有产品都是高弹性的。我在文章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但是,总体来说,站在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民工的就业领域的很大部分为面临高弹性产品市场的企业。
4。你说"农民工预期的变化很重要",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初稿时考虑了这个因素,但是在解释这一问题时面临着太大的困难,所以去掉了。
5。“如果产品是高弹性的,那么民工短缺应该与经济高速增长无关——除非你假设不是所有的民工都有相同的预期”,我不认同您的观点。我在文章中采取的分析方法属于新古典方法,考虑民工劳动力市场时,同时考虑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影响的是劳动力的需求,而民工的预期影响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既要分开考虑,又要统一考虑。
回B-CHARM
谢谢您给予的点评。
1。“既然是部分企业,而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市场整体是总是由“部分”形成的,正如大海由每一滴水所组成的那样。
2。.“自2001年1月开始实行春运票价上浮方案”等,我觉得生活成本早已在涨了,风险的增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为什么今年出现“民工荒”,而不是去年或是明年?我的回答是:“事物总有一个量变质变过程”。
3。“从去年开始,江浙等地出现“用电荒”,是不是与能源消耗有相关性”您的问题非常好,我的看法是:“和民工荒一样,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造成的,但是,用电荒更多地是由于供给的缺乏弹性造成的。”
4。"其实你的文章的立足点就是:价格刚性导致工资刚性,而价格刚性源自产品需求弹性高,这个假设会不会太弱了,论点是否单薄了点?如果要深入的话,我觉得是否还应该有数据采信?"您的批评很好,由于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发表这篇文章只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 11:04:06编辑过]
楼主:
1、民工偏好发生变化仍然可以用马歇尔式“边际/替代”两种工具进行分析的。——具体怎么说?一般认为,稳定偏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我还没有看到改变偏好来进行新古典分析的。请详谈举例。
2、总体来说,站在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民工的就业领域的很大部分为面临高弹性产品市场的企业。——此话何解?如果是劳力密集型产业,比如工业消费品和建筑采掘业,似乎价格的需求弹性并高,那么你说的产品价格刚性到工资刚性的假设就未必成立了。
经济学分析最根本的工具始终是基本假定和核心概念。贝克尔把它们归结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我的看法是,贝克尔在分析时间的经济价值时,为了使其分析成为可能,必须在偏好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分析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但是,将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从探讨“制约因素内的选择”扩展到“制约因素的选择"和其他人类行为及社会经济现象,拓宽了经济学的应用空间,改进和扩充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无疑,在静态分析中,离开了稳定偏好的假定,分析根本不可能进行,但是,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偏好改变实际上表现为无差异曲线的变动和边际替代率的变化,利用数学中的偏导思维,就有可能分析在制约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该变动给福利造成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导出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制约因素的选择问题,即成本最小化问题。我赞同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他们合著的《法和经济学》中将经济学分析方法总结为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思想。经济学分析最根本的工具是最大化假定、均衡分析方法和效率标准,前两个概念是实证经济学的核心.后者则是规范经济学的准绳,至于成本~收益分析、替代分析、边际分析、供求分析、弹性分析等.不过是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它们都从属于这三件根本的工具。我的经济学知识纯属自学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看问题往往有失偏颇,抓不住核心,不要见笑。
关于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问题,单个(individual)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显然与整个市场的产品价格弹性不同,这涉及到产品的定义这一个深层次问题,并且需要数据来支持,由于我的文章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对你的问题不能给予深入的回答。“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偏好改变实际上表现为无差异曲线的变动和边际替代率的变化,利用数学中的偏导思维,就有可能分析在制约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该变动给福利造成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导出效用最大化所需要的制约因素的选择问题,即成本最小化问题。”——比较静态分析中,变动的是约束条件,不是目标函数本身。无差异曲线和边际替代率的变化度量的是消费集合的变化,不是效用本身的变化。
你如果一定要改变偏好,那么就需要引入行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的方法,但绝对不是新古典的方法。
新古典理论研究的是稀缺资源配置问题,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明显不符合该理论研究的对象,正是刘易斯假设的农村劳动力边际价值为零,可以无限供给城市。也就是说在新古典框架内分析农民工问题可能存在重重困难。不知大家是否考虑跳出新古典理论这一框框。
事实上,马克思揭露的许许多多早期工人阶级面临的苦难,与当今我国农民工的遭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否有可能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相结合,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农民工问题。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希望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正如所述,农民工是流动性最大的一类劳动者,也就是说尽管饥饿法则逼迫农民工兄弟们不得不做最脏最累的活,承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在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不一定能够指望大多数农民工都有足够的理性,但是他们作为总体还是有可能分清这些脏活累活的差别,能够区分自己在农村的贫苦生活和在城市的非人待遇之间的差别。农民工选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时,尽管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过剩供给”,但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生存,因而都得到了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补偿。如果某一些地方的工资收入达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补偿,就会有很多农民工弃之而去,到其他城市,甚至回到农村重新过贫苦的生活。
农民工的这种选择均衡状态,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处理农民工问题将面临的一个两难状态,一是城市的过快发展,短期内农民工收入得到提高,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农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市场波动;二是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又可能在短期内引起民工荒现象。
以上是思路要点,请提批评意见。
可能有这样几个层次的问题:
(1)价格与供求关系 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
(2)民工无组织(信息也很少)却有纪律,同时行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民工对公平与不公平的看法,行为经济学分析。
感到如果分层次进行分析可能会有助于问题的解释。我不认可剥削一说,合约与剥削无法并立。但人们是有公平观的。这会影响合约的变更。
是否应该正确区分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剥削这两个词的含义?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因为一种商品的产生,自然需要人付出各种劳动。假定所有生产资料都不稀缺,生产这种商品的价值只能以所有协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计算。当然,由于不同熟练程度、复杂程度和强度劳动的劳动是不可加,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价值也就没有现实可能性,因而用马克思的价值或价值转型的生产价格为基础,也就难以进行现实的分析了(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抛弃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原因吧)。但是,这不等于商品的价值基础就没有意义了。不应该完全抛开劳动价值论分析商品生产。
劳动者以劳动创造的价值,首先要扣除补偿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价值(但不是工资),剩下的部分即剩余价值由全社会进行分配。其中有非直接生产者得到的收入,如果一部分劳动者掌握特殊劳动技能,显然也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收入,稀缺资本(在马克思假定的物质极大丰富之前资本是稀缺的)、技术专利人和土地资源的所有者都要得到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按边际进行的。剩余价值以如此方式进行分配,不应该认为是一种剥削关系。否则,现实中掌握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稀缺资源的所有者都没有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更为关键的是不能在未来鼓励更多的劳动者学习和掌握稀缺技能、创造更多的技术。
根据这样的逻辑,农民工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更多的其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创造了价值和剩余。只是农民工由于不掌握稀缺技能,劳动力供给充足,因而只能获得必要劳动收入,并不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而其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不仅得到必要劳动收入,而且参与分配一部分剩余价值。
我也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得到有关农民工选择均衡的结论,可能如版主所言与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本观点一致。
关于现实问题的分析是否一定只能遵循某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由于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解释学,因而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本身基本上都是以现实中出现的现象为基础的,然后寻找各自认为可能的原因。这样得出的因果关系说明显然不能认为是错的,但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也是我始终认为主流经济学最容易误导人的方面。
可能从经济学研究的游戏规则来说,你只能遵从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分析范式去解释经济现象。但是,如果你想使自己的所学能够真正用于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掌握多种经济学分析工具了。经济现实的竞争永远比理论上的竞争要复杂、更残酷。这只是我从现实的角度看经济学的态度。
统计数据显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40大类产业中,大约90%以上的产业相同。即长三角与珠三角缺工的企业大部分都集中于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这些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而长三角的缺工却没有珠三角那么严重。长三角比珠三角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制度规范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
民工荒太突然了!我觉得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民工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讨论。
1珠三角减少了多少民工,
2长三角吸引了多少民工
3有多少留在家里不出去了
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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