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解释和解决经济危机具有有限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和理解美国当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仍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一国无法始终保持稳定的出口份额，仅仅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不足以保证国外对本国产品需求的稳定性。而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特别是与美国经济的重要联系，使我国深受这次外来经济危机的影响。鉴于自身的教训，在全力抵御危机造成的影响的同时，必须有应对类似影响的长远考虑，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外来经济危机冲击的思路和出路。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全球化
　　一、 前言
　　当前美国引发的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冲击力最强、影响程度最深、涉及范围最广的全面危机，也是史上罕见的大危机，影响了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
　　对于这场危机，各界人士给出了不同的原因和解释： 有人将此番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归于人性的贪婪，或者说是膨胀的利己私欲。在他们看来，正是一些投机者将住宅买卖和与之相关的证券买卖看作获利更多的活动，掀起了相关投机的狂热，却把风险推给了别人。这种以利己的贪欲为唯一要旨的房地产投机活动普遍化并造成了经济泡沫，在利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即发生“次贷危机”。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最为直观的和就事论事的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更深层次。试问，人们的贪欲存在了几千年，自私有制社会以来就如此，为何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呢？事实上，只有人们的私欲发展为资本的贪欲，借助于货币金融和信用的充分发展（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投机者才能在谋取自己盈利的同时，将风险转嫁出去，在适当条件下酿成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和普遍化的危机。
　　也有人将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归于金融行业的道德风险和“以邻为壑”的行为，从而提出“金融监管不力”的解释。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有较大的直观局限性，仍然仅限于从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与偶然性解释危机，没有将金融领域的问题与整个经济联系起来，也没有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结合起来。
　　至于那些以“中国储蓄过多”或“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来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论调，则更是美国一些别有用心或另有隐衷的人（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推卸ZF和个人的管理责任、转移视线的说法，也是一种无赖的说法。中国储蓄率高与不高和美国早已形成的预支性消费行为习惯有何关系呢？
　　上述这些解释的背后，似乎影射着西方主流的基本经济理论的无能。当然，人们也许会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此次危机的解释力和对策究竟如何呢？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二战后至今的60多年里，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轮换。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理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力，以及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二、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至今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占据主流理论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质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但在系统化、精细化和数学化方面带有自身的新特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危机，这主要是由于其基本理念和特点造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均衡、稳定、自动调节和强调供给。
　　1.对自由放任理论教条的迷信
　　古典经济学在其兴起和鼎盛期的时代特征是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相比处在刚刚开始较快发展时期，社会的物质产品尚不丰富，短缺和匮乏是普遍现象。因此，经济生活中供给不足是相对主要的方面，而需求相对处于第二位。由此，古典经济学信奉“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所谓“萨伊定律”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再者，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反对当时存在的、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秩序和习惯，提倡和努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在此条件下，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认为自由竞争的个人逐利行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会导致利益共同增进的、和谐的经济秩序和局面，也就是说，经济会在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下达到和保持均衡、稳定的理想状态。这种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但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时，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理论信条已经大大缩小了其积极意义，更无法解释频繁爆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大的经济危机。
　　2.自由放任政策的偏执和局限性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自由放任政策具有明显的理论偏执和局限性，他们迷信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有效性，主张自由放任，减少ZF干预；始终坚持供给方面是解决众多问题的主要方面，并片面强调增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这些理论和认识从根本上排除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更遑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了。实际上，正是不管市场需求、只顾增加供给的逐利行为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由于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信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使之处于均衡状态的信条，仍然信奉“萨伊定律”，将不断地增加供给作为经济活动的努力方向，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仍然赞成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他们的理论基本上仍然以微观分析为主，甚至以微观分析的方法和模式取代宏观总量分析。但微观经济分析至少不能真正解释宏观经济中为什么会产生经济危机的问题。尽管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也主张使用宏观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但那些理论除了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尚有一定的解释力外，对经济萧条的解释却是软弱无力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如今这次经济危机都证明，单纯的货币政策是无法有效克服经济危机的。尽管弗里德曼认为，如果20世纪30年代美联储降低利率就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但那只是他的理论假设。试问，在经济萧条来临时，将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企业家会不会因其利率降低而扩大投资？众多商业银行会不会跟随美联储降低利率？失去工作和收入的消费者会不会因美联储降息而增加消费？
　　当然，如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货币周期理论和实际周期理论，但都假定经济本身是均衡的，只是外来的货币因素或实际因素的冲击造成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未能脱离古典经济学以来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即基本上会保持长期均衡）的信条，所以，它不能解释此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毫不奇怪的。
　　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也不无关系。自由放任和放松监管在一片混乱、充斥欺诈的次贷市场纵容了金融泡沫的产生，并使之不断扩大，掩盖了实际经济中的矛盾，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准备条件。
　　三、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解释和解决危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它是基于传统古典经济学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无力解释和解救经济大危机而提出的。应该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解救作用的，但也存在不少局限性，无法对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出本质性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不确定，非均衡，强调ZF干预和增加需求。应该说，这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局限性依然存在。
　　1.可以暂时缓和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危机
　　经济危机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表现是供求严重失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证明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放任政策的失效，必须在理论上另辟蹊径，寻求对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和实际解决办法。由此入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判定为总需求不足，从而提出通过ZF干预增加总需求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政策主张。二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和政策的有效性。这次危机发生后，各国ZF的拯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也基本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理念和主张。不过，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国发生的“经济滞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缺陷和局限性。而这次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表明了这些缺陷和局限性，也进一步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念对经济危机成因所产生的影响。
　　事实表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肤浅和政策主张上的短视与不当，其政策措施对于经济危机充其量只是治标的短期“安慰剂”，而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是其理论缺陷和局限性使然。
　　2.过于强调需求忽略供给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危机表现为总供求失衡的角度看，既可以理解为供给相对过剩，也可以理解为需求相对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了后者。因为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家只是承担有效需求不足责任的一个方面；而如果从供给角度看，资本家就要承担供给过剩的主要责任了。此外，从暂时克服危机的政策效果角度看，ZF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措施，其阻力相对不大也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而缩减供给则是经济危机本身的自然要求，使资本家和社会都较为痛苦。因为通过增加供给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基本途径，而扩大需求是实现其利润的基本条件。后者的条件具备，前者的实现就比较容易。所以，他们更愿意在扩大需求方面想办法。
　　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只要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经济就不会发生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单纯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长时期难免会发生ZF财政力量难以为继和产生通货膨胀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滞涨不能说与其长期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角度说明经济周期变动，尽管在说明经济顺利加速上升或加速下降方面，从纯粹理论的角度，乘数和加速数具有有限的意义，但现实中经济的变化并不真正具备该理论所说的条件，特别是关于经济变化的转折点，并不存在乘数和加速数的联合作用。这种经济周期理论依然暗含着对经济中相对确定情况的分析，而非凯恩斯所强调的经济的不确定性。因而，这类理论无法真正说明为何有经济危机的发生。
　　这次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解决房地产需求不足问题，通过金融创新，人为透支社会未来的收入，造成虚假繁荣和需求的金融泡沫所导致的。虚假需求终究无法长期脱离社会实际需求的基础，泡沫的破灭在所难免。这难道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扩大总需求的理念没有关系吗？
　　3.理论的局限性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可取之处是强调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质。凯恩斯本人更以三大心理规律说明不确定性。但就其整个理论体系看，凯恩斯的局限性最终在于未能看到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质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矛盾必然的直接表现。不从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角度看问题，就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此外，只强调总量分析而不谈结构分析，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很大缺陷。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从来没有谈到结构的问题。实际上，经济中的很多问题都与结构问题密切相关，一些经济危机也往往以结构问题首先反映出来，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首先是房地产业的问题，而不是所有产业的问题，这就是结构问题的反映。只是当房地产业的问题经过金融领域的问题的传播，从而演变为整个经济的问题。
　　经济危机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结构分析和调整。不从结构问题入手，很难真正解决以后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缺乏结构分析，因而其政策主张也受此局限性的约束。
　　4.政策的局限性
　　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ZF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彻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而没有经济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也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凯恩斯之后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以确定性的思维对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显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他们眼里只要经常性地持续增加需求，就会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大为缩小。其实，这恰恰是饮鸩止渴。人为制造的需求增长，耗光了财政力量，也预支和耗光了未来的收入，且没有进行结构调整，最终会导致更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并非根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药。
　　四、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释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危机更多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已经多次见到了。墨西哥、亚洲、拉美的几次较大危机都是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看，一定程度上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都有某种联系，但并非根本原因。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和理解美国当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仍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从金融领域来说，马克思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之初，货币介入经济所造成的交易与支付时空错位的危机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已经包含着买卖脱节的危机的可能性。他说：“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1〕
　　从商品交换角度来说，“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所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所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2〕
　　马克思说：“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3〕
　　但是，到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使商品流通达到了最为发达和最为广泛的程度，在货币这个最早打破交易内在同一性的媒介已经发展为极其壮观的遍布全球的庞大货币金融体系的情况下，使得马克思所说的使商品经济的危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发展的那一系列关系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因而具有了太多的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如，跨期交易、异地买卖、网上交易事后付货、国际间订货生产事后付款、分散交易集中付款等等。金融链条的日益延长，使得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愈益普遍，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无法直接面对危机的预兆，无法意识到危机的迫近和来临，而危机的现实条件却在逐步积累着。美国一类国家，将许多制造业转往国外，自己则依赖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提供的融资便利，将自己转变为主要是消费而非生产的国度。这就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金融造成的买卖分离的危机可能性发展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危机可能性日益向现实性逼近，最终，危机的爆发在现实条件具备时，便只欠缺点燃其导火索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传递过程，正表明了上述规律，而其导火索就是美联储提高利率。
　　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也指出，“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生产的反作用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4〕
恩格斯的论述表明，金融领域既有与实际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的性质，又有其相对独立的性质，而这两种性质又是互相作用和影响的。结合美国此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这次以“次贷危机”形式出现的危机，首先是与实际经济密切相关的，是受生产领域所决定和支配的。“次贷危机”正是以实际经济中的住宅生产相对过剩与多数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不足（收入或购买力较低）的基本矛盾为条件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次贷危机”一爆发便很快演变为以金融债务链条为现实条件的货币金融界的普遍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最后，金融危机反作用于实际经济，演变为一场普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实际经济和生产运动对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整个危机的传递也表现出“实际经济（住宅产业）——金融领域（‘次贷危机’）——更普遍的金融危机（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危机）——实际经济（普遍性的经济危机）”这样的过程。
　　一些人将美国此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仅仅看作独立的金融危机，这种看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早在100多年以前就说过：“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症候而已。”[5]即便是纯粹的金融危机，恩格斯也主张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确定一些东西。他说，“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6]而当时在马克思看来：“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将信用和投机活动只是作为危机的催化剂来看的。尽管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它们不能避免与实质性经济危机的联系，在这方面，它们对实质性经济危机能够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当今金融信用化的发展，往往会加剧和掩盖实际上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恩格斯在涉及生产过剩和金融业活动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8]他考察了19世纪中期英国以广泛开具空头期票为特点的、当时的“金融创新”活动，在信贷扩大的刺激下，“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活动过度扩大。可是，虽然营业活动过度扩大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9]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此类似，在“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活动中，房地产投资活动大大扩张，早已在实际上超出了市场的购买力，形成了相对过剩。而过度热络的金融活动又创造了对房地产的虚假需求，掩盖了引发危机的矛盾，当虚假需求达到极限时，危机便无法避免了。
　　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对危机的作用
　　1.国际贸易对缓和危机的作用
　　从增加需求角度看，克服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出路是开放经济，增加国外需求，即通过对外贸易，向国外出口以消化过剩产品。英国在19世纪前国内没有发生普遍的经济危机，其中直接原因是不断扩大海外殖民贸易。
　　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增加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仍然不失为缓解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国际贸易是双刃剑，也可能是将国外经济危机引入本国的有效渠道。这次我国就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受到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当今时代，一国经济的发展很难依靠封闭经济实现，因此，一国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将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更加紧密。但依靠增加对外出口缓解国内需求不足的思路也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国际贸易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相当激烈和严重，出于各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国际上激烈的贸易竞争始终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也不时抬头，一国无法始终保持稳定的出口份额。仅仅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不足以保证国外对本国产品需求的稳定性。
　　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所导出的、增加需求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也许可以解决一两次经济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再次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催生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这次美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那样。
　　2.经济全球化格局面临的难题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播和范围扩大提供了特定的条件。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将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自己国家则集中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此一浪潮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大量制造业从国外转移到我国，于是，世界经济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大多数种类的制成品，自己则集中发展金融业、服务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
　　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各国经济在国际间和世界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也就是说，生产的社会化分工与联系，已经从最早的地区市场范围，经国内市场的服务，发展到世界性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在这种联系之下，经济中最初的买卖分离的危机可能性，扩展为不确定性更大、更容易爆发的、国际规模和世界规模的危机可能性，这就为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如何在这种世界经济格局中顺利发展经济，防止一国的问题引发为世界的危机是一道巨大的难题。对此，西方经济学已有的理论和政策工具尚不足以解决这个难题。
　　3.经济全球化的前景
　　从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来看，上述格局将会遇到严峻的挑战：沿着现有道路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将会大大加强，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高度分工合作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但这首先是适应发达国家利益需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需要服从发达国家的利益。这种前景不仅蕴含着上述较大的危机可能性，而且会遭遇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抵制（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就是例子）。
　　如果各国强调自身利益的独立性，就要酝酿一种新的格局，就需要付出打破现有格局带来利益损失的代价，而这点又是一些国家所不愿接受的。再说，各国具体的资源状况也不允许他们降低某些已有的国际经济联系，况且，新的格局在诸多方面具有不确定性。
　　比较可能的前景是：在现有格局下进行适当的结构调整，力求逐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力求以各国本国利益为主，兼顾国际联系。也就是说，与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不断斗争，逐步调整世界经济格局。
　　六、 我国克服危机的思路和出路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对外经济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外资本转移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国，“中国制造”已经在国际上占有相当大比重的贸易份额。在如此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中，特别是与美国经济的重要联系，使我国深受这次外来经济危机的影响。鉴于自身的教训，在全力抵御危机造成的影响的同时，必须有应对类似影响的长远考虑。我认为，我国应该注意解决几方面的问题：
　　1.立足于本国供求基本平衡基础上的国际贸易
　　要想避免或减轻外来经济危机冲击的影响，就要减少国民经济对于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我国是一个大国，有条件以本国国内经济为主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尽管我们不主张封闭经济，但一定要控制对国外经济的依赖性。理想的状况是立足于本国供求基本平衡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
　　鉴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与国际竞争的激烈，必须尽量减少和规避与竞争对手的经济同构性。在无法回避经济同构性的情况下，力求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争取以差别性优势取胜。同时，也要提高产品的价值含量，减少价格竞争，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和反倾销障碍。
　　2.经济结构调整与平衡控制的经常性
　　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建立适应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和产业链要求的经济结构，力求国内经济的基本供求平衡。ZF应进行有效的信息引导和经常性的适度调控，避免市场导向引发无序竞争和经济过热浪潮。同时，努力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
　　3.严格监督和规范金融活动
　　要密切监视和监督货币金融活动，使之有序和规范化，防止无序的金融活动和外来金融冲击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4.逐步实现市场导向与宏观引导的有效结合
　　一是关注宏观经济动向，加强宏观调控，缓解外来经济冲击造成的影响。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对于复杂的宏观经济活动必须给予密切的观察和监视，及时准确把握国内外宏观经济动向。在此基础上，保持必要和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是避免与缓和外来经济危机不可或缺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我国比较及时和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下得以缓解的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那种认为市场完全可以自动将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观念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即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没有完全和彻底否认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他在其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著作——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中，批评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时联储提高利率的错误政策，认为联储当时应该实行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的正确政策。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难道不是主张对货币政策方面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说明吗？试想，在经济大萧条时，在自由放任情况下，商业银行难道真的会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吗？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各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的情况更为复杂，由此而产生外来经济冲击的风险更大。我们务必更加密切地关注国际经济动向，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以便化解与缓和外来经济冲击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损失。
　　二是加强结构调整，把握好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比例。我国经济此次直接受到外来危机冲击的部分主要是外向型经济部分。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出口加工和贸易，在国外经济萧条、需求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受到影响，而我国一些外向型企业在此次外来危机冲击下出现裁员、减产、停产、关闭和破产的情况就是证明。
　　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抓住机遇，通过合资、合作、参股、独资等形式较快地发展起外向型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更为显著。这对于解决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和就业问题，对于发展地区经济，扩大经济视野，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都起到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我国经济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外向型经济的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中已经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已经带有较强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GDP居全球第三（2009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近30年经济增长速度世界最快，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利用外资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一（2009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钢铁、煤炭、建筑、铁路、公路、纺织、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玩具等生产规模在量上稳居世界第一或第二，已是世界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生产大国、出口大国。由于在国际贸易和生产中的庞大规模，势必形成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采购大户、能源（石油、天然气）采购大户和商品销售大户。这种情况导致我国成为在世界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的有影响力的买方和商品的有影响力的卖方，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现象。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付出昂贵的采购和加工成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生产和加工大量商品，出现“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现象。另外，这种外向型经济结构，既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激烈竞争，也导致发达国家对我国产品实行各种贸易保护政策，造成巨大损失。长期下去，现有的生产和国际贸易格局，即经济全球化的低端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耗费型产业和环境污染型产业） 输入国，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粗加工产品为主的输出国恐怕难以为继。所以，必须及早对目前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进行认真反思。如果不认真进行结构调整，上述不容乐观的情况还将继续，并且会进一步恶化。
　　另外，尽管我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但人均GDP仍排名世界100多位，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在很多方面，我国已是经济大国，但远不是经济强国。
　　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由于多方面原因，消费增长速度并不快，而主要靠大量投资驱动和外贸扩张驱动。尽管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下去，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我国ZF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次抵御外来经济危机冲击时，提出以扩大内需为主、同时增加ZF投资以保证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措施，但这不应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暂时措施，而应该是一种兼有短期和长期意义的根本性战略举措。
　　从长期来看，只有提高内需，才能避免或降低单纯的外来衰退冲击造成的影响。过分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难免出现结构上、甚至总量上的产能过剩，浪费资源，而且，可以进行的公共投资项目也会逐渐减少。
　　综合我国的上述特点，结构调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应该在市场引导下，辅以ZF指导和管理进行。①在更多发展内向型经济的同时，努力提高外向型经济中高新技术、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适当降低劳动密集型粗加工产品的比重，避免国际贸易中的现有问题。②在内向型经济部分，着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发展和扩大高效率、低能耗、无污染、有利于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产品、产业，淘汰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企业。③结合城镇化进程和市场发展，努力发展和完善第三产业，增加就业。
　　三是从多方面入手培育内需。应对外来经济冲击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增加内需弥补外需减少的损失，或者足够保证稳定国家经济的内需量不会受到外来冲击的较大影响。目前，从培育内需方面看，需要从实际增加民众收入和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两方面入手。
　　从实际增加民众收入角度看，直接增加工资和薪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民众无后顾之忧是十分必要的。但增加工资和薪金有赖于企业和ZF增收，这又要求企业通过努力创新、增加产值和销售来保证。同时，也要求ZF在一些方面适当减税，税率降低会使企业和个人增加收入水平，刺激其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当企业和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在总量上增加ZF的税收收入。因此，这是一个如何使上述一系列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问题。其关键则在于ZF减税让利、降低不必要的各种额外收费。
　　ZF抓紧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保证义务教育的切实执行等举措，都会降低民众的后顾之忧，使其愿意拿出相应的储蓄进行消费，这等于在事实上提高了民众的收入。另外，ZF应努力建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降低民众的无谓开支。
　　在企业方面，只有努力经营、努力创新，生产更多优质、安全、便利、适合民众实际需要的产品，改善服务，才能让老百姓愿意增加消费。同时，只有老百姓愿意增加消费需求，企业才能盈利。这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循环，这里的关键在于企业。
　　除此之外，ZF应该多方鼓励个人合法创收，为增加内需创造条件。
　　总之，扩大内需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长期努力，不要期望短期内一蹴而就。所以，它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调整和结构上的调整。
　　四是把握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鉴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把握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鼓励的，但必须对之加强监管，不能任其不受控制地扩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密监视金融创新及其扩展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以避免过度投机产生泡沫。同样，对于资本市场的大量流动资金（和“热钱”）的动向也必须密切注意和监控，防止其短期内大进大出，造成剧烈的金融震荡，甚至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M〕.人民出版社，1975.11.
　　[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132，133，503-504.
　　[5][6][8][9].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502-503，503，115.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555.）

作者：王志伟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