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但没什么逻辑,想到什么说什么.
本文中我暂且认为如下观点是不证自明的：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场所一词必须从广义上理解，它并不限于一个地理上的特定空间，没有固定的教学楼的中世纪大学比今天的大学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拥有大学的名称也是次要的，柏拉图的学园虽然不叫大学，但却具有真正的大学精神，越是热衷于改校名的时代，这种精神可能越淡薄。），大学教师是追求真理的人。
首先，如果孤立的个人就可以胜任追求真理的任务，那么大学的存在并不是必要的，设立大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凑在一起更有利于追求真理。因此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水平的交流对于大学来说是本质性的，失去了这一点就不是大学。人们凑在一起闲谈，互相激发起灵感。不同的观点互相碰撞、反复辩驳，各自使自己成长起来。相同、相似的观点互相支持，互相启发，既融合在一起，又保持各自独立的思考，这才是所谓“学派”的本质，所以学派一方面不是无条件地信仰、机械遵循教条的“宗派”，另一方面不是各出一份力、团结就是力量、聚在一起更好地追求私利的“党派”或“利益集团”，后者恰恰是所谓“科研团队”的本质。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没有学派，只有科研团队，因为前者以真理为根本追求，后者以利益为根本追求。今天的大学中与科研团队现象并立的另一种背离大学精神的现象是，教师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思想的交流，这是多么惊人的学术浪费！学术期刊常以“xx论坛”“xx探讨”“学术交流”为名，但中国的学术界却是集体的自言自语。这两种现象的产生都与真理在大学的隐退有关：如果人们可以互相利用，就组成科研团队，如果不能，就互不理睬。
现在追求学科建设，学术产品的数量，追求创新，都是因为迷失了追求真理这个根本目标，如果以真理为根本目标的话，你会发现学科建设、学术创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等都是副产品，而不是必然的。真的追求真理，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学科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真的追求真理，你会发现创新可能是不必要的，真理已经被先哲发现了，只不过现在喧嚣的学术把这些真知掩盖了，你所要做的根本不是创新，而是传承，当代人的想法是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继承只是手段，所谓“继往开来”，但这不过是些未经考察的偏见而已。情况可能是相反的，创新只是继承的手段。

其次，如果不需要面对面的传授，大学的存在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对大学有一个片面的认识，即大学是个教育机构，而教育是传授知识。我们把学生想象成一个个空箱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箱子装满。知识仿佛是一些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学生只要掌握他就行了。真理仿佛就是印在教科书上的东西，我们遗忘了真理实际上是一项正在从事并远远没有完结的事业。理论被我们的大学教师教成了枯燥乏味的东西（学生不爱听理论，爱听案例等等），因为人们忘记了在希腊语中，理论一词的原意是热情的、动人的沉思。我们的教育根本就忘了如何激发学生探索真理的热情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我们让学生不停的写论文，格式要规范，引文要规范，各种东西都要规范，却忘记了为什么要写论文，就好像买椟还珠。这也难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写论文，写论文不过是身处高校的人的一种义务而已。其实对于写论文而言最重要是你有写的冲动，不吐不快。理论才具有最高的魅力，最崇高的美，当然真理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真理的美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大学扩招之后，至少在理论上教师的义务是把学生们都培养成人才，我们遗忘了大学教育真正的目的是发现天才，所以应该从人才教育向天才教育转变。我们的教学应该以最有天资、最有才华、最勤奋的学生为标准，其他的学生能跟上多少就跟上多少。发现一个天才远胜于培养一万个庸才。我们以工业的标准来评价教育，教育的质量成为通过一定的计划大纲来控制的东西，我们要尽量降低废品率，投入和产出事先都是能计算的，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最低下的事物。天才教育更象是广种薄收的农业甚至狩猎，我们撒下一万颗种子，也许有10颗发芽了，也许1颗发芽，也许一颗没有。一批一批的学生进来，一批一批又走了，我们象淘金一样碰运气。不能忍受风险的现代人很难接受这种教育理念。现有的学生评教制度给了所有学生平等的评价教师的权利，我们的教育在迎合学生，而不是塑造学生，所以授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这样的标准开始具有积极价值。大学不单纯是个服务性的机构，它的职能要高于服务，除了教给学生生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生活的真谛。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培养更高尚、更博学、更智慧的人。其实真理的标准并不仅仅是“正确与错误”，既有平庸的真理，也有伟大的谬误。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体验到真理的深度。世界上首先存在的既不是科研，也不是教学，首先存在的只是追求真理这一件东西，追求真理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即所谓科研，后来者为了真理追随前来聆听前辈高人的谈论，即所谓教学，大学由此形成。我们总是说如何把教学和研究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本来就不是两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事情，研究的过程就是教学，教学的过程就是研究，它无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你跟人闲聊，对方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就是教学，碰巧对方反对你跟你辩论，就是研究。只要让真理重返大学情况就会好一些，今天的学者为了生计拼命研究，教学工作干扰了他的计划，占用了他的时间，所以他对教学很反感。但是人们可能忘了，真理的本源场所不是实验室，不是研究室，而是在对话中浮现的，有了新想法的人会有一种说的冲动，他主动的想与人交流，这就是教学的起源。发表论文只是另一种说的形式，改变考核方式必须要减少论文压力，因为有些人的特点就是述而不作，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来研究和教学，比如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剑桥和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都是口头交流的产物，另如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索绪尔，其唯一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死后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但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这些大学都有一些机制保证人们不为了学术压力而干扰了真正的研究。今天的研究生之所以会沦为学术民工也与真理的隐遁有关，导师们并不追求真理，不过是追求利益，研究生当然就变成他们手中现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