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
　　作者: 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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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每天都有不少网友以严厉的口气，命令我去“好好读读”汪晖先生的“皇皇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靳大成先生也在4月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著文说：“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网上的言论可以不去理会，著名学者靳大成先生的呵斥、教导，却不能不认真对待。“汪晖成熟后的著作”，当然以“卷帙浩繁”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代表了。于是，请人从网上购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费去一百五六十元。虽然有点心痛，但该花的钱总得花。
　　汪晖先生的这部巨著，初版于2004年，我买的是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本。在“重印本前言”的最后，汪晖先生说：“此次重印，我对书中的一些语句、标点、个别概念、引文和注释体例做了订正。”这套书分两卷，每卷又有两“部”，共四大本，一百五六十万字。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即从目录上找自己分外感兴趣的部分先读。读完后如果还没有倒胃口，再从头读来。将这四大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搬回家，一本一本地翻看目录，翻到下卷第二部第十二章第四节停住了。这一节的标题是《作为反理学的“新理学”》，研究的是吴稚晖。——正是我分外感兴趣的人物。便立即正襟危坐，一字一句地拜读起来。阅读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困惑、疑问。这里姑举二三例，就教于汪晖先生和关心此事的学界人士。
　　
　　换个主语，就能指鹿为马吗？
　　将其他人著作中论述某个或某类人的话，不加任何说明，直接移到自己书中，变成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论述，似乎是汪晖先生很喜欢做的事。当然，主语要换掉。在关于吴稚晖的这一节中，我似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
　　汪著第1260页，有这样一段：
　　从康有为对“诸天”的持久观察，到谭嗣同用“以太”对宇宙及其现象命名，直至吴稚晖的自觉的宇宙论构想，自然的观念始终是被反思的课题，并不断地获得新的特征。以此为基础的越来越激进的思想活动随之也被赋予了新的面貌。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发展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不是说自然的观念是在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伦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一种宇宙论成型之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激进的、反传统的思想体系；我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非时间关系，而在思想史的过程中，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常常正好相反。从特定意义上看，社会思想家对宇宙论的反思和运用，就如同一个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对其工作原理的反思和运用。对于宇宙论的内部结构的观察是理解以此为基础的思想活动的前提。吴稚晖的宇宙论与传统天道观存在着某些联系，但其直接来源是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成果和以此为基础的宇宙论方面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这段话前面没有任何借鉴他人的说明，后面也没有任何注释，连“参见”也没有。再看英国学者柯林伍德（一译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中的两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在欧洲思想史上，宇宙论思想有三个建设性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自然的观念成为思想的焦点，成为热烈和持久的被反思的课题，从而获得了新的特征。以其为基础的具体自然科学随之也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说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非意味着自然的一般观念，或作为整体的自然观念，是在脱离对自然事实的具体研究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这种抽象的观念成形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具体自然科学的上层建筑。它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关系。这里，就像通常发生的，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刚好相反。在自然科学中，如同在经济学或伦理学或法学中一样，人们是从具体开始的，他们总是从抓住出现的个别问题入手。只有当具体聚集到了相当数量时，他们才开始反思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并发现这些工作都是按照迄今一直未被意识到的原理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读者鉴定后，认为汪晖先生的那段话与柯林伍德没有丝毫关系，那就算我看错了，当然要向所有愿意接受道歉者道歉。如果汪晖先生那段话确实是对柯林伍德的生吞活剥，那该怎样为这种行为定性？
　　定性之后，还有这样的问题：康有为、谭嗣同、吴稚晖这些人，怎么就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哥白尼、培根、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在思想观念上一模一样了呢？柯林伍德的这两段话，我们是读得懂的。汪晖先生对柯林伍德的话做了些增删，于是，柯林伍德的“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都被弄乱了。仔细读读汪晖先生这段话，就能明白有好几处“断裂”，于是也就不可解。
　　　　
　　半借半拿，是可以的吗？
　　
　　将他人的一段话，截为两部分，一部分加上注释，作为引文出现，另一部分则稍做字句变动后收归己有，作为自己的思考出现在书中。这似乎也是汪晖先生喜用的方式。在关于吴稚晖的这一节中，此种情形就不只一处。先举一例。
　　汪著第1273-1274页，以引文格式引用了柯林伍德的这段话：
　　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159]
　　如读者所见，在这段话后面做了一个注释：“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页5。”引文结束后，便回到正常的论述格式，汪晖写道：
　　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是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的理智。这个差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差异的关键。
　　这里，这番以黑体字排出的话完全是以汪晖自己观点的面目出现的。如果不查证，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也是柯林伍德的话。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第5页：
　　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作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这个差别是希腊和文艺复兴自然科学所有主要差异的关键。
　　看过这段完整的话，我们就明白了：汪晖将这段话截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引文出现，另一部分则变成了自己的思考。当然，有两个细小的变动。——如果两处完全一样，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作者在引用时的疏忽，把柯林伍德的话不小心变成了自己的话。但有了两处变动，尤其是收归自己部分的开头一句话的变动，就不能不说，这收归自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了。这样一种行为，该怎样称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