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设计了一套三大类指数和四层综合指数所构成的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体系，利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中国1999-2009年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对中国十余年来的贸易运行情况进行总体的把握和描述。经贸易运行指数运算表明，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流量、结构等各方面的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从2008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方面的贸易指数增长开始放缓，到2009年各贸易指数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关键词：贸易运行指数，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金融危机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主要的贸易指标均已排在世界前列。在反映贸易发展水平的量化分析中，目前主要采用的仍然是利用指数化的方法对相关的贸易指标进行计算和分析，其中主要有反应贸易竞争力的指数TSI、RCA和RCD指数等、反应贸易市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贸易密集度指数（TII）和市场比较优势指数（MCA）等。除此之外，中国贸易业绩指数（陈泽星，2007）则综合反应出我国各行业以及各地区的贸易进出口的总体业绩情况。而上述指数均是单纯从贸易本身出发来反应贸易运行中的某个方面，到目前为止缺乏相关的指数能综合反应出贸易环境、贸易流量、国民经济之间相互关联以及整体的运行情况。
    本文所提出的中国贸易运行指数将以指数化形式来直观地反映中国外贸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集中分析中国外贸（货物贸易）在1999-2009年度内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对外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及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是使用数量化指标体系对该年度中国贸易运行总体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评判，并尝试进行一定的国际比较。
    本文根据上述目的首先设计出相关的指数体系，建立各主要指数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统计学中的相关方法对各层次的指数进行测算，并分析各个主要指数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指数的设计体系
    “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是一个由A、B、C、D共4个层次组成的数量指标体系（A级指数——B级指数——C级指数——D级指数），具体结构可参见下表1所示的“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目录结构。其中，作为A级指数的“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目前由国际经济环境指数、贸易发展指数和贸易效应指数3个B级指数构成；同样，3个B级指数也通过各自所属的C级指数构成。C级和D级指数的关系也类似。由于考虑到各级指数计算的科学性问题及部分数据的缺乏，本文目前只计算B、C、D三级指数。

    其次，在指数的具体计算和获得上，文中将作为分析基期的1999年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设定为0，然后根据不同年份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情况的变化，利用统计学手段计算获得历年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的各级指标并进行年度间比较分析，这里主要数据来源为美国GTA数据库（http://www.gus.com/gta/）和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
    贸易环境指数（B1）反映中国所面临的贸易环境，主要是为了表示中国所面临的全球贸易环境变动情况。在全球贸易环境指数构建的过程中，目前所采用的可测变量是由全球贸易总量增长率（C1）和全球GDP增长率（C2）两者构成。
    贸易发展指数（B2）主要划分为进出口增长指数、进出口结构指数与国际竞争力指数3个C级指标，同时C级指标再往下划分为相关的D级指标。
    D1-D4四个D级指标主要是利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的定基发展速度来综合反映出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发展速度和相对发展水平；D5-D8四个D级指标主要是利用中国进出口商品大类、进出口市场分布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平均分布的相关系数来进行测算。
    贸易效应指数（B3）主要反映贸易流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状况，利用中国国内相关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计算获得，反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贸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因此称为贸易效应指标。该指标包括两个C级指数，分别为贸易对国内经济影响指数和国民经济运行指数，分别反映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实际影响和开放经济下国内经济的运行情况。
    以上相关数据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列出。
    二、构建方法和各级指数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贸易运行指数的构建体系中，系统评估的指标体系被分成若干个变量组，由每个变量组表达一个主题概念。在这种情形下，所建立的评估指数应能够反映指标体系的层次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该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LS Path Modelling）方法建立综合评估指数。由于本文篇幅限制，这里不对上述方法进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参考文献[1]-[3]。
    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同时为了验证国际经济环境、贸易发展以及贸易效应指数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体系中各级指数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图1中的各指数关系的设定，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各指数之间的影响系数如表2所示。

    在指数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最终确定的权重是根据指数之间的影响系数所最终确定的。
    在B1指数确定的过程中，C1的权重定为0.1，C2的权重最终确定为0.9，说明贸易环境主要由全球GDP增长率因素所决定。经过系统运算，贸易环境指数与全球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可以说贸易环境的走势与全球GDP增长率的走势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在B2指数权数分配的过程中，由于贸易进出口增长指数和贸易进出口结构指数在增长形态上相对接近，因此模型给C3和C4指数赋予了较为接近的权重，分别为0.44和0.446，而C5指数出现了先降后增的趋势，与总体的指数走势差异较大，因此模型赋予C5的权重则相对较小，为0.1。从模型所赋予的权重结果可以看到，贸易量的增长和贸易结构的改进在贸易发展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竞争力的作用次之。经过系统运算，B2指数与C3、C4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和0.96，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与C5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47，为一般相关。
    为了能够反映出中国总体的贸易效应情况，指数体系在构建C6的过程考虑了国民经济运行（C6）以及贸易对国民经济影响（C7）情况，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关系，在指数构建的体系中设定了C7指数对C6指数的作用关系，可计算获得C7对C6的直接作用大小。经过系统运算，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指数（C7）对国民经济运行指数（C6）的直接影响系数高达0.896，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对外贸进出口的严重依赖。
    在构建B3指数的过程中，指数体系不仅仅考虑了国民经济运行（C6）以及贸易对国民经济影响（C7）的综合影响，同时也考虑到了贸易增长因素（B2）对贸易效应（B3）的影响。指数体系中最终确定的权重分别为0.374、0.508和0.118。从权重的确定结果可以看到，决定B3指数的主要因素为贸易对国民经济影响（C7），这是集中体现贸易效应的因素。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为国民经济运行指数，这样，B3指数就基本上包括了上述两方面的因素。
    表3中给出各级指数的最终得分。

    三、贸易运行B级指数及影响关系
在贸易运行指数设计的体系中，主要反映出贸易环境、贸易发展和贸易效应3个主要方面，并能体现出从贸易环境到贸易发展再到贸易效应的贸易运行规律。根据前文的分析结果，下面具体就贸易环境对贸易发展、贸易发展对贸易效应3个B级指数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
    （1）B1指数：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呈现恶化态势
    中国贸易运行指数下的贸易环境指数被用于监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状况，该指数通过对世界经济增长率及全球贸易发展程度的监控表明，自2001年后，中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一直相对较好，尤其是在2003-2007年间，全球良好的经济环境有力支撑了中国外贸的迅猛发展。但是，这一状况自2008年开始出现逆转。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发展同步下滑，导致中国外贸2008年的国际经济环境指数出现恶化。进入2009年后，尽管世界各国的反危机措施对提升世界经济起到了相当作用，但我们的监控却表明，贸易环境指数在2009年呈现出更大程度的下滑，2009年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外贸发展环境最为恶化的时期。

    （2）B2指数：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全面受挫，贸易发展指数显著下滑
    为客观反映中国外贸在全球国际贸易当中的发展状况与特征，中国对外贸易运行指数下的贸易发展指数被用于监控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发展水平。图3反映了以1999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的历年贸易发展指数数值。由图3可见，自199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上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外贸发展明显加速，这反映了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对中国外贸的积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现快速下滑，但2008年中国贸易发展指数总体依然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参见图4）。进入2009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完全显现，尽管此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对稳定外贸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关监控数据表明，中国贸易发展指数在2009年出现显著下滑。

    （3）B1指数与B2指数：环境影响增量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贸易增长状况，下面给出了1999-2009年中国贸易发展指数的变化量，这样可以进一步考察中国贸易增长的变化幅度，即贸易增量。其变化量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增长从1999-2008年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04-2005年间，中国贸易增长出现了一个大的增长，但是往后的几年中总体贸易增长幅度保持了稳定，但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落，到了2008年，其回落的程度开始明显。在2009年中，由于受金融危机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的影响，中国贸易情况则出现了负增长。
    为了进一步考察说明全球贸易环境和中国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图5分别给出了全球贸易环境（B1）和中国贸易发展指数变化量即贸易增长在2000-2009年的运行趋势。

    为了便于解读两者之间的联系，文中对指数之间的运行状况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以前的震荡及回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4-2007年的稳定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08-2009年的危机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全球主要经济及贸易环境经历了一次IT泡沫经济破灭的过程，主要表现为2001年的指数明显下滑，但是在随后的几年过程中，全球经济及贸易环境迅速调整并恢复，到2004年已经基本上恢复了2000年的水平。与之对应的中国贸易增长量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其贸易增长幅度在2001年也发生了下滑并在随后几年得以上升恢复。
    第二阶段中，全球经济及贸易环境总体上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受其影响，中国的贸易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
    在第三阶段中，全球经济及贸易环境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其对应的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此时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则开始放缓，在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的过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的贸易增长量与全球经济及贸易环境联系极为密切，从2001年的IT泡沫的冲击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部环境的危机会对中国贸易增长造成极其强烈的冲击。
    （4）B3指数：2008-2009年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度骤降，贸易效应指数继续下跌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对金融业市场开放始终保持谨慎态度，中国的资本账户亦从未完全开放，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虚拟经济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一大主要渠道便是国际贸易。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确定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中，中国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又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就意味着如果国际市场突然收缩，中国经济必将受到极大冲击。
    为了监控中国外贸运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度，中国贸易运行指数下的贸易效应指数被用来反映中国外贸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通过对近年贸易效应指数的计算，图6表明，截至2007年之前，中国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一直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呈上升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外贸的下滑及外贸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导致贸易效应指数呈现下跌势头。进入2009年后，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缓解中国经济与外贸的下滑，但2009年贸易效应指数依然在2008年下跌的基础上继续下滑，表明中国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2009年继续下降，同时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状况也不及2008年的水平。
    （5）B2指数与B3指数：增量体现效应
    为了说明贸易增长与贸易效应之间的关系，图6给出了中国贸易发展指数（B2）的变化量和贸易效应指数（B3）在2000-2009年的走势情况。

    从图6可以看到，我国的贸易效应指数在2007年以前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2004-2007年期间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2008-2009年，该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过程。结合贸易发展指数变化量（贸易增长幅度）的变化曲线，类似于前文中对贸易环境指数（B1）与贸易发展指数变化量之间联系的分析，其两者主要的发展轨迹同样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4年以前总体上稳步上升时期，这段时期贸易增长比较平稳，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步上升（表现为B3指数的逐步上升过程）；
    第二阶段是2004-2007年的高效应时期，该时期贸易增长较快，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表现出了比较高的势头；
    第三阶段是2008-2009年的危机时期，该时期贸易增长开始变缓，到了200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样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从贸易效应指数2008-2009年剧烈的震荡可以看出，在2008年我国的整体经济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与之所对应的贸易增长幅度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是总体上下降的程度不大，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而中国该年度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外贸进出口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出现了明显下滑，这与中国在2008年推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到了2009年，随着危机的深入以及国外经济贸易环境的恶化，中国的贸易增长情况出现负增长，贸易效应在2008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
    B2指数变化量（贸易增量）集中反映了中国贸易的增长情况，而B3指数则反映出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图6中可以看到，在2001年，由于受到了国外泡沫经济破灭以及加入WTO等各方面的影响，中国贸易的增幅放缓，其B3指数出现了小幅的下降；在2005-2007年期间，中国贸易增幅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到B3指数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可见当时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起到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2008年，贸易增长幅度开始下滑，到了2009年整体贸易出现了负增长，此时对应的B3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最终可以看到，为了体现出贸易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贸易需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一旦增长幅度下降或者放缓，其拉动作用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四、结语
    本文利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构建出了中国贸易运行指数体系，通过对中国贸易运行指数的结构、趋势和相互之间的比较分析，在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以图表形式描绘出中国十余年来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论证了全球贸易环境与中国贸易增长、中国贸易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
    此外，本文所提出的贸易运行指数体系中依然存在待研究的问题。例如，在构建贸易环境指数中，如何对各主要贸易成员国的法律环境进行量化，同时在量化法律环境的过程中，如何将量化的结果有机地纳入整体的指数体系当中。因此，在对中国贸易运行指数体系进一步的分析中，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以改进指数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惠文，吴载斌等.偏最小二乘回归的线性与非线性方法.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2]王惠文，付凌辉.PLS路径模型在建立综合评价指数中的应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10）.
    [3]李国锋，刘黎明等.山东省三次产业就业需求结构分析与预测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3）.
    [4]陈泽星.中国贸易业绩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作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叶明 张磊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