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定义，这是民国史最有意义的10年。关于民国经济史，杨小凯有一个划分：    第一个阶段是1911年到1915年，大家都很熟悉的宪政阶段，那个时候共和、选举成为人们的公共话题，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第二个阶段是军阀混战时期，1916年到1927年。北洋军阀各自为阵，这个时候也没有企业建设与经济建设。
    第三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8年，军阀混战以后，民国的建设终于有了气象，人们开始做生意，开始办企业。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
    所以整个民国经济史，真正的经济发展，只有十年时间，就是1928年到1938年。要想了解这个著名的黄金十年，了解那个时期的企业建设，有几本书值得学习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老研究员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与清末立宪运动史》，该书主要讲立宪，同时也讲企业。由于将这两方面整合在一起，该书立即在立宪与经济发展，与中国商人阶级成长关系的维度上显示出了重大的学术价值。由于侯先生详尽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推动力的事实，因此有人就拿美国经济史来比较，认为中国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担当起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种种使命。
    事实上，沿着侯宜杰的陈述，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一个事实表述，但它成为日后中国企业家建设的一个小传统。当时，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组织学习英国式商会的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工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的优势。他们甚至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可兼容”。这些话今天读起来还弥足珍贵。什么叫“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就是政治制度。什么是“与股份公司的性质不兼容”？就是强调一定要政企分开。这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股份公司必须要在完全法治的国家才能发展。所以大企业家张謇在批评清朝当局的时候，就曾说“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
    现在看来，黄金十年时代的企业家，简直具有梭罗时代的美国商人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勇气。大家都知道，梭罗曾因拒绝缴纳人头税而入狱。他之所以拒绝缴税，是因为在他看来，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及黑奴制度，这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要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用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商人的气度。再看看今天的商人，赢利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
    再看一本书，费维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书中，费维恺讲到，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上自给自足，但是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的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等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成为国内贸易的主要地区，而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完成生产的分工、制造和销售，则成为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所以费维恺经过考察，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集市上交易，而这种交易行为直接拉动了中国腹地的农业生产。所以他很坚决地指出，所谓商人剥削农民的观点，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事实依据。尤其是1949年以后，剥削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资本家剥削农民，剥削工人，完全是一种阶级之说，与经济的实际演进背道而驰。
    我很重视费维恺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进入1978年之后，企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浙江与温州成长出了所谓的浙江经济和苏南经济。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在费维恺的视野里，这个地方向来生意云集，有着很深的商业传统。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费孝通与他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元素，在江浙一带生生不息，可以说有上千年的传统。那个地方只要没有政府管制，只要回到熊彼特讲的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很快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大量的企业家出现，这不是政策的恩赐，不是人们的突然醒悟，而是传统，是市场的均衡之美。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27岁时写成的。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竟然可以在如此年纪就写出如此伟大的著作，为什么？因为他研究的方向，跟上面提到的费正清、费维恺的研究方向，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鸣。如果说费正清、费维恺是在历史的框架、经济学的框架中研究整个中国经济的态势，并且找到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动力，那么费孝通就是在社会学的框架中，用社会学的方法，找到了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黄金十年中的几个大企业家。
    第一个例子就是张謇。汉语里有“博謇”一词，它意思是“知无不言，正直之极”，张謇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有才华的企业家。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的新路，修公路、修铁路，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富了一方，影响了全国。张謇死后，丁文江说：“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什么意思？就是张謇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但他死以后，大家发现他真的是个好人，为国家、为时代做了大贡献，所以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好话。
    再看一看荣氏家族。荣氏家族在整个中国百年企业史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荣毅仁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企业家。因为他的前一段的发展是在黄金十年，后一阶段的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在黄金十年，荣毅仁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有12家面粉厂、9家沙厂。这是典型的股份公司，非常规范的现代公司。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采用合伙制，与别人合伙成立广生钱庄。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最开始在钱庄当学徒，后来继承父业。几经波折，最后形成一个产权完全清晰、资本独立、财产传承合理的荣氏家族集团。在国民党后期，由于遭人诬陷，也就是所谓的“军粉霉烂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于1949年5月对荣毅仁提出公诉。荣毅仁因此心灰意冷。刚好时代大变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荣毅仁很高兴，在1955年8月，下定决心，代表荣氏家族，将设在主要城市中的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但也是很无奈的决定。
    所以，我说荣毅仁在整个中国企业发展史百年中是一个承上启下，跨越两个时代的标本。荣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好好研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有些议论的话：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常识，我私底下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荣毅仁的一生可能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和企业价值，但却没有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可能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死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读的声声叹息。”
    但是1978年后，荣氏家族又突然红火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必须要找一个企业家来树立一个当年企业家的楷模或者形象，他想来想去，认为只有年轻英俊的荣毅仁才有资本，也有能力。为什么？因为当年的荣氏家族在香港有上市公司。荣毅仁接受邓小平委派的重任之后，立即派他的儿子荣智健前往香港，用270万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泰富，最后形成今天中信泰富的框架。前一段时间，中信泰富严重亏损，荣智健下台。这其中有很幽深的故事，荣家人是知道历史轨迹的，荣智健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什么今天的荣氏家族会是这样。荣氏家族的变迁史，正是中国百年以来企业发展史的一个最明显标志。

作者：著名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 苏小和 来源：《财经文摘》2010年第4期